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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儒道 开新仁学——访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17 14:11:00 阅读：次

牟先生（以下简称“牟”）：我原来是学中国哲学的，学的是哲学专业，研究生叫中国哲学史方向，相当于现在的硕士，但是没有学位，那个时候什么也没有，只是叫研究生。我主要受到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任继愈先生、朱伯崑先生，还有北大的其他几位大师，我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另外还有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北大也是一流的，像洪谦、任华、熊伟等。在研究生的时候，我还专门选了朱光潜的美学史。那个时候北大的教育就是这个特点，它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可以随便去选课，只要你愿意听的，你就可以去选。像历史系的田余庆、周一良，像中文系的朱德熙、周祖谟，我都去听过他们的课。正因这样，我感觉到眼界还是比较开阔的。在那个时期现在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当时还是心存戒虑，人家都说这些老先生是资产阶级专家，所以没有多少学生去找他们。记得我们到朱谦之先生他家里去，他拿这个、拿那个给我们吃，热情的不得了，把我们几个学生当成客人一样。现在回想起来，正是由于我听了他们讲的课，看了他们的书，受了很多他们的影响，才在当时打下了一个较为广博一点的知识基础。后来，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中国哲学将来怎么样搞，在“文革”的“批林批孔”中，大家都说搞这行的人最倒霉，看看你们学的这些孔老二的东西，当时儒家是反动的，法家才是进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太讲，我当时没有写过一篇批孔的文章，我想不通，我也不参加。我的同学就说，你千万别写文章，为什么呢？这是政治斗争，这不是学术讨论，所以我就没有参加。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地不仅开放了经济，也开放了文化，也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开放，中国人开始向文化回归，没想到中国哲学这一行现在越来越吃香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自己可能受到了冯友兰先生的影响，冯先生后来不单纯的搞哲学，思想、文化、政治他都讲。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远远超出了后来西方哲学所规定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辩证法这些内容。所以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认为，本来没有这样一个中国哲学史，它是中国学者用西方哲学的理念人为造出来的。中国哲学史没有，中国却有一个思想史，包含着哲学，包含着政治，而西方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哲学史传统，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它的传承的脉络非常清楚。中国，你说荀子是哲学家？还是思想家？孔子是哲学家？还是思想家？按照西方的哲学标准套成哲学家都不行。老子也许近一点，所以黑格尔赞赏一点。所以我觉得应该扩大，扩大到思想家，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因此，我很早就不再局限在哲学史中，我认为应该把中国哲学史扩展为中国思想史。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原来用苏联的模式、日丹诺夫的模式，把中国思想史给肢解了，分为几大块，唯心、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这是一个总的线索，大讲认识论、宇宙观这些东西，恰恰把中国哲学史上最发达的人生哲学给忽略了。中国学问，儒释道三家，都是生命的学问，讲生命，讲人生，恰恰给忽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不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要继承，而优秀文化是什么？儒学是首要的。我觉得中国思想史应该按照学派来写，不应该按照唯心、唯物来写，因为那样根本搞不清楚，套也套不上。我们应该按照儒家、道家、道教、佛教分类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等来写，这样才是它原来的面貌。所以我很早就抛弃了唯物、唯心这样的西方哲学框架。

我现在的研究范围有四个领域，一方面我自己愿意，另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也应该综合地做一些研究。因为现在有两种学者，一种是专家，一种是通士，从宏观上去研究，通士更符合学术的要求。即便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所研究的对象其实还是一个综合的，有些东西只靠专业弄不清楚，必须要综合，这是我的一个思想。我所研究的这四块是：一是道家道教；二是儒学；三是做一些宗教理论的研究，就是当代的一些宗教理论问题研究，这是我现在越来越关注的，比如社会主义与宗教；四是民族与宗教的关系研究。主要有这四块。我做这四块的研究，有一些客观原因的推动。其中推动我研究儒学的原因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实际上有一个大的变化，自我的反思。在这以前，我是反传统的，因为我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但从那以后，我认识到，对待中国的传统不能采取一个敌对的态度，虽然它有糟粕，但主要还是应该去继承它精华的部分。对这一点我是很坚决的，所以我开始摆一些老师反传统的观点，开始走自己的路。既然要走自己的路，重要的不是先破后立，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怎么立上，可以说是不立不破，但其中更重要的是要立，因为这个时代你要创造，这对建设新文化更重要。因此我就把重点放在了继承优秀文化上，而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学，所以首先关注的是儒家，再加上正好参加了孔子基金会和国际儒联的活动，在客观上促使我更多地思考一些儒家的问题。我开始关注儒家的历史，但我更关注这个历史怎么转化成新的资源，这里面有一个理论转化的问题，今天应该发扬那些东西，只是简单地重复不行，要有一个新的解释，创造性的解释。

道教是怎么研究的呢？原来我并不研究，当时参加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我们几个人由任先生分配任务，他说道教你来研究，我就开始接触道教。就这么简单，我原来也没有这个背景。《中国哲学发展史》最早从它的源头开始是我写的。当时道教道家都是我的份，儒家我没有份，儒家分给孔繁、余敦康等学兄，孔孟老庄我都不写，但是让我写原始思维，写道教，写《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都是任先生给我们的任务，给什么写什么。任先生怎么想我也不知道。虽然都得搞，但这些内容比较生，大概看着我年轻，精力还好。他们几位都比我年纪大，差八、九岁，学识丰富，他们写的内容都是重头戏，所以老庄孔孟写的多一些。以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道教最多写个葛洪，提一点就完了，现在要系统地写。我就开始往下做，这样就进入到道教研究领域去了。

我研究宗教理论与吕大吉先生有关。当时我身体不好，我身体不好的程度你们现在都想象不到，由于各种原因，我的心脏有了问题，心动过速，人也很瘦弱，还不到140斤，我现在160多斤。我在家里看见外面的人在散步我都很羡慕，非常希望能离开家随便走走，可见当时我的身体弱到什么程度。后来，吕大吉先生要做《宗教学通论》，他说你来参加，先不用写，我带着你到辽宁兴城去疗养。他们要在那儿呆一个月，要在那儿写作、讨论《宗教学通论》。他说将来你给我写一章“中国的宗教史”，一个简要的史就行了，暂时不用写。他跟任先生说，所里没有条件安排他疗养一下，他现在身体不好，我有条件，我的项目要在兴城那儿呆一个月，您让他跟我们去吧，任先生说可以。于是我就参加了，到那儿疗养去了。其他很多人讨论讨论就回家了，因为觉得那个地方不如家里舒服，我在那儿呆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宗教所的副所长金泽陪着我呆了一个月，回来后身体就好多了。随后我就写了中国宗教史，大约6万字吧。今天看来，那是很粗糙的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进到了中国宗教史里面去了。后来跟张践合写《中国宗教通史》，接近100万字，我重点写的一个是原始宗教，一个是宗法性宗教，一个是道教，一个是伊斯兰教，还有民间信仰，张践写的佛教、基督教。原来跟任先生写《中国哲学发展史》，道教我没有写到底，这次我写到底了。在这个过程中又和道教界打交道，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和道教学院建立了比较友好的联系，去给他们讲课，这样我觉得与他们也有了一些感性的接触与认识。李养正先生，对我帮助很大，他把学术界的学者介绍到道教界，这对我的道教研究也是一个推动。

当代的宗教理论和统战部、宗教局有关系。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经常找我们这些学者去讨论问题，让我们关注，让我们探究，我们也有一种对社会的责任心。我们研究宗教学，中国的宗教怎么办？当代的宗教怎么办？理论和政策要不要改进啊？要不要向前进一步的开放啊？这些问题得考虑。由于跟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有几个人，一个吕大吉，一个我，一个方立天，当然还有宗教所的卓新平等，经常和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对话，这样就引起了我对当代宗教问题的思考，也写了一些东西。

民族与宗教问题的研究是因为我到民族大学，民族大学有特色，再加上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你看内外的形势，宗教与民族的冲突影响整个的社会，而且宗教在社会中重要性越来越提高。过去我们讲两种意识形态，两个阵营，讲阶级斗争为纲，现在阶级性下降了，民族与宗教身份却提高了。各部门都很重视，再加上我在民族大学，民族大学的特点就是必须要关注民族问题。这几年在研究上我把道教边缘化了，儒学也边缘化了，一天到晚都是民族与宗教。我们学校有985工程，成立了一个“当代重大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中心”，我被任命为主任，实施许多民族宗教研究项目课题。我同朋友们认真去做，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叫“民族宗教学”，要把宗教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过去为什么没有结合？这是因为中国人从五四以后对宗教的看法，就是一个科学主义的头脑，要用科学取代宗教，包括陈独秀、蔡元培在内，都认为宗教在中国未来没有地位，所以很少人从宗教学角度去研究宗教。民族学引进来，没人引进宗教学。建国以后，受苏联的影响，宗教鸦片论盛行，更不会去关注宗教学。在欧洲历史上，民族学与宗教学本来是平行发展的，在我们这儿断裂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它重新结合起来。

就这样，不知不觉我现在成了个杂家了，杂而多端，战线拉得很长。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点好处，就是眼界开阔一些，看问题的视野更大一些。但要真正做起来很难，所以杂不一定做得很好。

赵：牟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前一阵子学术界讨论较为热烈的一个问题，您也曾关注过这个问题，即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牟：我最近在国际儒联与上海师大合办的儒学高层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儒家的宗教观及其现实意义》，我对这个问题就更明确一些了。儒学是人学，不是神学。所谓人学，就是阐述怎么做人？怎么济世？不是神学，不引导人们向往天堂。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就是它不以鬼神、超人的力量的崇拜作为主轴，但是它有宗教性，儒学的宗教性就是“畏天命”、重祭祀，这就是它的宗教性所在，这是我的基本看法。这个基本看法好长时间都没有变化，至少大的没有变化。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传统宗教，不是佛教，不是道教，是尊天敬祖教，我把它称之为“宗法性宗教”。这个教有自己的教统，儒学有儒学的传统，学统。古代主流文化是礼文化，尊天敬祖是礼文化的宗教形态，儒学是礼文化的哲学形态。但儒学也不仅仅是哲学，所以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儒学非哲学非宗教，有哲学有宗教，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敬鬼神而远之”的中庸式的宗教观（不热心宗教，又对宗教保持敬意）是儒家的主流。那么，另一方面还有非主流。非主流一是儒家的无神论者，像荀子、王充；二是有神论者，像董仲舒。但他们都不是主流。还有一个情况要关注，就是特别是近代以来有儒学宗教化的现象，那么怎么去解释呢？像香港的孔教学院，印度尼西亚的孔教会，韩国的儒教会。我的解释是，古代董仲舒的神学是儒学向传统宗教文化回归的一个表现，因为儒学是超越三代的宗教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理论形态，一个人学的形态，而这个超越正像余敦康先生所讲的那样是“温和的突破”，它不是断裂的，董仲舒是要回归传统宗教文化。而当代把儒学宗教化的现象，它是要回应一个宗教的国际环境。因为在今天的情况下，比如香港，如果儒教不是宗教，就取不得和伊斯兰、基督教、佛教平等的地位，就没法跟它们平等对话，这可以理解。虽然它在外在的形态上是宗教化了，但它在里面还是人道教，是以人道为主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要神道设教，虽然它不是宗教，但它不反宗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是温和的无神论者》，不是“战斗的无神论者”，主张今人应回归民族传统的温和主义。荀子是“温和的无神论”者，不是“战斗的无神论”者。温和在哪里？我自己觉得是，虽然他不相信有鬼神，但是尊重民众的宗教信仰。所以儒学是这样一种人学，由于它不是宗教，它又不反对宗教，所以它能容纳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而且在中国哲学与宗教也不紧张，神本主义与人文主义也不紧张。儒释道三家其实是三方六家，怎么说呢？礼文化算一方，是两家，一个是尊天敬祖教，一个是儒学。道两家，道家与道教。佛两家，佛教与佛学。当我们用一些现代的名词，特别是西方传进来的一些概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简单地套用，这样会把中国的特色给套没了，就是套也套不上，这个衣服穿的时候总不合身。因为儒学除了哲学，还有很多东西，你说它是宗教，它有一部分是，所以现在儒学很有意思。宗教来了，我和你宗教对话；哲学来了我和你哲学对话；它都可以对话。

赵：2006年9月28日，以庞朴先生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向全国人大和教育部提交联合签名申请书，要求把9月28日孔子诞辰规定为教师节。在签名学者名单中，我看到了您的名字，看来您是支持这个申请的。您能不能谈一谈您为什么支持这项提议？您认为全国人大和教育部会接受这个提议吗？

牟：是的。我是支持这个提议的。因为现在的教师节没有名堂，没有历史文化内涵，就是规定为9月10日，为什么？有什么内涵？没有。就是定了这么一个日子，不知道当时是为什么、又是怎样定下来的。孔子是最早的老师，海外现在都是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香港是，台湾也是。为什么不用孔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做教师节有多么丰富的内容！定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大家可以更好地来继承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很少有人否定，即使在激烈批孔的时候，对孔子的教育思想还是有所肯定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思并重、启发式等等，我们今天都没有完全做到。因此，我觉得定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是早晚的事，这是民心所向。你看现在取消五一长假，开始突出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这是个趋势。当然这个事情还需要继续呼吁。中国在全世界建了那么多孔子学院，孔子是我们的文化名人，文化代表，我们应该引以自豪，我们应该去宣传他，这对中华民族很有利，我们为什么要去贬低他呢？

赵：再问您一个跟孔子相关的问题。孔子基金会设计制作了一个孔子标准像，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反对者认为这个像把孔子美化了。我想您一定见过孔子基金会设计的孔子标准像，您对这个问题也一定有自己的看法，您认为有必要设计制作孔子标准像吗？您对孔子基金会现在设计的这个孔子标准像有什么看法？

牟：我在《文汇报》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让孔子的形象回归真实》，这是《文汇报》约我写的。孔子基金会搞标准像的时候，曾经在北京开了一个会，也给我发了邀请函，让我提意见，但我因为生病没有参与。这样就和他们断绝了消息，对于孔子标准像产生的过程，我并不了解。《文汇报》邀我写了上面那篇文章。我在文章中是这样讲的：孔子确实没有留下雕像和画像，但是文字的记载中对他有一些描述。历代孔子像很多，但是各行其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唐代吴道子的孔子像。吴道子应该是画得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忠厚有余智慧不足，这是我的评价，我对吴道子的孔子像虽然不是很满意，但也算不错了。我最讨厌的就是在曲阜大成殿上坐的那个孔子雕像，是个帝王的形象，这是政治家把他政治化了的结果，这对孔子形象是很不利的。后来，匡亚明先生请画家画了一个年轻的孔子像，放在了他的《孔子评传》里，但这个年轻的孔子还不足以代表孔子，孔子的老年很重要，这也不理想。现在山东集思广义做一个，我觉着应该鼓励。他们的标准像称标准二字也可以，至于能不能成为标准，我想还得靠实践的检验，你觉得很好，社会也接受了，那就是标准。标准不妨碍还有许多许多别的像，但它成为一个主流的东西，有利于孔子思想的传播。现在我们要在国外建很多所孔子学院，若每一个孔子学院都有一个不同的孔子像，外国人就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孔子。这是很有问题的。像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大体有一个统一的形象，我们的孔子像差别那么大，这也有问题。但是标准像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还需要有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我的文章是这样写的。同时我还特别强调，更重要的是孔子的精神形象怎么回归真实。一回儿拔高他，让他成了神，成了素王；一回儿踩到脚下，打到十八层地狱，称孔老二是历史的罪人等等。真实是什么？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我觉得这就是孔子真实形象，所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对孔子的精神形象要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赵：现在学术界有一个关注的热点就是儒学的未来走向，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蒋庆的“政治儒学”、成中英的“新新儒学”、林安梧的“后牟儒学”、颜炳罡的“民间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蔡德贵的“实用儒学”等等，您也曾就这一问题提出过“新仁学”和“新诚学”的构想，您在这里能不能具体地谈一谈您的构想？

牟：对儒学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它都可以，这恰恰证明了儒学是丰富的，它有政治儒学的层面，有民间儒学的层面，有哲学儒学的层面，甚至我们还不妨说它也有宗教的层面，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不赞成蒋庆要建立儒教，要搞孔教会，一个儒家的东西变成一个教会弊病多端，就会形成某种权力，这种权力违背了儒学。而且，儒学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仁学。对于我所说的新仁学，我曾经写过文章。我觉得，孔子的思想或者说儒家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仁礼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仁礼之学里面，仁是核心和灵魂，礼是仁的外在的形态，一种社会行为规模。关键就是仁，仁是什么？仁就是一种爱心，一种同情心，“仁者爱人”，其实就是这样。孔子认为，仁心就是一种健康的、关心他人的、关心同类的情感，这个情感表现为“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个方面。这是它的精神，仁学是儒家最精华的东西，离开了这个核心而形成的后来的学说都有各种弊病。从这个角度，我批评宋明道学三大派，即理学、气学、心学。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很多弊病，他们有贡献，但他们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当初建立理论的时候不是直接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的，而是离开了仁的核心理念去另外找了一个理，另外找了一个心。尽管他们说心与理跟仁有关系，如朱熹从“生”的角度阐发“仁”，强调仁的生意，这很好。但他在讲到他的理本体的时候却不讲仁，因此后来才出现了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责任不在朱熹，但朱熹在理论上是有缺限的，后儒的学说应该直接建立在仁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其中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谭嗣同的仁学。谭嗣同的仁学是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了一些西方的理念后，他在爱的基础上，又给仁的内涵增添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即以通为仁之第一义。他的这个思想太了不起了，你看现在世界通的地方就有发展，也就是仁。我们说要致富先修路是通。你说我爱你，也要先通，即互相理解和尊重，否则，若对方不接受，就是不能通，就不能成功。我认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是最大的仁政啊，原来穷得很，吃不饱，现在农民都富起来了，由闭塞到开放，就是让社会通起来，这就是仁政了。我有个新仁学的构想，没有来得及展开。我提了几句话：第一句“以仁为体，以和为用”。我不赞成和是核心的理念，现在有很多学者由于我们提倡和谐社会，就说和谐是我们文化最核心的理念，最精华的东西，我不赞成。它是精华，它也很重要，但它是仁的体现，没有仁不会有和，核心是仁。第二句话，“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爱护生命、提升生命、保护生命为本。之所以讲“以诚为魂”，是因为，若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就完了，再好的儒学若没有诚来支撑也是伪善的东西。第三句话，“以道为归，以通为路”，道即是真理，这是我们的归向；“以通为路”，就是人类之间要沟通，才能殊途同归。所以在今年四月“国际道德经论坛”上，我写了一篇《道：通向和谐之路》的文章，在其中我说，现在这个世界看起来很通，交通、通讯技术很发达，但却心灵不通，民族不通，宗教不通。现在人们都养狗，认为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他，而狗是最可靠的。所以越是发达的地方，人与人之间越不来往，别看农村落后，但那家有个什么事全村人都知道，人际之间的真诚反倒多，越现代化人际关系越冷漠，并不是真正的通。这几句话，我还没有很好的发挥，现在你们先记下来吧，作为新仁学的宗旨，一个简单的构架。我想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发挥。现在需要仁学，但需要的是经过创造性阐释的、符合当前社会的新仁学。这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新的人文主义，一种人文关怀。世界科学技术不缺乏，物质财富不缺乏，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美国引领世界弄得一团糟，它是大国主义，理念不行，弄不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长期冲突下去，人类可能会同归于尽。美国缺少一个新人文主义的真正引领，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基督新教的上帝选民心态，治理国内还可以，治理世界不行。我觉得儒家的新仁学也许能起点作用。

赵：刚才您提到和谐的问题，我们现在正提倡和谐社会的建构，我记得2006年12月，您曾与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教授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过一次对话，在这里您能不能谈一谈儒家文化中哪一些文化资源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

牟：安乐哲教授是美国学者中比较开放的，是没有大国主义和基督教一神教情结的一个人。那个对话是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单纯主持。当时安乐哲教授正在北大访问，是一位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的先生。后来《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一期登了这次对话的内容。当时我从儒家的角度提出了几个和：一个是“仁和”，就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有爱心才能和谐，这是一个核心的东西，而当代爱心的拓展必须超出民族的界域；还提出“均和”，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儒家具有均平的思想，但这个均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主张合理的分配，不过分悬殊，这就是儒家的均和。还有一个就是“礼和”。孔子有句老话，“礼之用，和为贵”，但大家总是强调“和为贵”，而往往忘了前面的“礼之用”，礼就是秩序、就是规范。儒家的和并不是不讲秩序，甚至没有等级，但它们之间不应该形成紧张的关系，这里讲的是“和”为“礼”之用，不是体。这就是儒家的三个和谐思想。我对安乐哲教授说，西方也有三个和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利和”，讲利益的共同性；二是“竞和”，在公平竞争中实现动态的和谐；三是“法和”，遇到矛盾，依法解决。我在上面提过的《通往和谐之路》一文中，将老子道家的和谐思想发挥了一下，讲了九个和：慈和、均和、柔和、冲和、谦和、祥和、慎和、身和、天和，九个和综合起来，是为道和。我与安乐哲教授将儒学与基督教作了很多比较，他也很同意。他认为东方儒家的和谐理念是人类主义的，而美国人的“WASP”（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情结是狭隘的；但美国又是一个“爱黙生”式的国家，杜威、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讲包容，把人看成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与儒家有许多共通的地方。我一直在替儒家申冤，在很多场合，尤其是西方人和一些在西方的中国人，一谈到儒家，就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扣上去，而认为西方才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世界主义。

其实，今天你来看的话，儒家是超民族主义的，儒家有一个天下观，那个天下就是超国家的、超民族的，它对国家和天下分得很清楚，所以它思想中的问题都是人类的问题。“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家要求家庭要有亲情，然后向外推，推到社会，推到国家，推到世界，还进一步推到自然，“赞天地之化育”，所以儒家是一个世界大同的思想，没有种族主义，是超民族主义的。若仔细地考虑一下，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是大民族主义。美国天天自由、平等、博爱挂在嘴上，讲得很好，但你看他们对美国人与对伊拉克人，绝对不是一个档次的，为什么呢？我们美国人比你珍贵，我死了四千人是不得了的事，你死四十万无所谓，它不去做文章，就好像没死差不多。我认为，美国真正是大民族主义的，是霸权主义的，自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上帝拣选出来的最好的选民，应该享受世上最好的生活水平，应该永远保持领先，若别人比我高不行，接近我也不行，你应该听我的安排！孔子绝对不是这样的，孔子的思想是，大国很重要，但大国要修文德来远人，既来之，则安之，要以德服人，不要以力去服人。现在西方就是以力服人，你一定要听我的，不听我的就打你，它是这种逻辑。我觉得，儒家的和谐思想将来可能是解决世界的问题、使世界走向和谐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你只能走这条路，你不可能同而不和，同而不和的结果不仅是不和，而且是要斗。

所以，儒家也许将来会成为世界几个大的文明冲突的最好调解人，而现在我们的国家也正在扮演这种角色，促和，促谈，睦邻，安邻，使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以便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其实这些思想背后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这是很明显的。将来儒家文明可能会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做一个调停人，沟通一下，别打了，我们互相理解，互相对话。我们今天也不是自吹自擂，别人不愿意接受，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我坚信一条，孔子的思想是道，是常道，是人生的常道，也就是说，它是基本规律，“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你可以离，但却走不好。所以他们不一定读孔子的书，但他们最后一定要走孔子的路。儒家的生命力就在这里，你想打倒孔子，孔子永远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你批它，批了以后就要造成灾难，反过来还会觉得它好。当然，儒家思想也有不好的地方，如“三纲”就不能要。但“五常”可丢吗？丢了仁，人还像人吗？这个社会还像人的社会吗？丢了就乱了套，所以丢了是根本不行的。现在社会诚信缺失，我们都感到很痛苦，人与人之间冷漠，这都是因为没有仁造成的痛苦。

同时，义也不能丢，现在的人见利忘义，为了钱不择手段，大家都痛苦，他自己也犯罪。礼呢？礼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不可能没有，现在我们恰恰感觉到可怜的是海外的礼比我们多得多，我们到香港，人家香港人很规矩，所以香港朋友跟我说，深圳人把我们坏的东西学去了不少，而好的东西学得不够。我不是美化香港，因为它也有不好的地方。但它的社会生活却是很规范的。你看香港的路都是小路，很窄，车也很多，但大家有好的交通意识，都习惯了，很守规矩。深圳就差一些。没有规范社会就乱了，所以不能没有规范，没有秩序。智就不用说了，没人不重视。信就是诚信，人们痛感它的缺失带来许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儒家的东西你可以表示不要，可以骂它，但是你就是离不开它，它的生命力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要拼命地维护，不维护它就丢了。所以说，孔子思想不仅打不倒，现在在世界上越来越受欢迎，孔子学院遍布全球，精神上的孔子正在周游列国，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儒家，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文化的自觉，我们以前是“民族文化自卑”。这个文化自觉里面包括敬重自己的文化，也欣赏别人的文化。

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有十六个字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思想非常好，要有一个民族的自尊，同时也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对待其他的文化，最后“美美与共”，这些美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多元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大同了。中央民族大学新校训是：“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其中就吸收了费老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