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孔子书院：一个孤独的样本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19 15:59:13 阅读：次
“山长”冯哲把书院严严实实“藏”在山峦深处。
公交车从北京西北郊颐和园出发，继续向西北方向开行半小时后，停在海淀区温泉镇白家疃村村口。白家疃坐落在北京香山北麓。靠村民们一路指引和三两块漫不经心的肩宽大小的指示牌，记者又徒步摸索了两刻钟光景，终于找到躲在香山半山的白家疃小区113号。
这里和邻近两个院落构成四海孔子书院的院舍。出院即见地里枯黄的玉米秸，所闻是庄户的鸡犬之声。冯哲说，书院建在城里也未尝不可，但环境要相对封闭，“怕是很难”，他摇摇头。僻处山林，是中国书院的传统。他想把这个传统恢复起来，在远离人我是非的山林里，造一个清凉的小道场，就像古时的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那样。
冯哲告诉记者，书院规矩，不主动招揽老师。他有自己的理解：山里没超市、没电影院，年轻人就为找份养家糊口的营生来书院的话，能耐得住这里的寂寞吗？相反，书院延聘教师的原则是，有志于此道者通过各种曲折隐微的途径孜孜打探、慕名找来，并能以此为安身立命的事业。冯哲笑言，这是在“守株待兔”，“宁可放弃书院规模，也不会为此妥协”。
书院也不肯在媒体大轰大嗡地做招生广告。在传媒“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嘈杂混响中，书院这种我行我素的“派头”愈显高傲和孤寂。
更出乎记者意料的是，四海孔子书院是封闭式全日制教学，这在现有各式书院中殊不多见。书院认为，要真正培养出一批“接续中华文化慧命的种子”，就必须让他们置身没有社会杂音的空间，且非有积年之功不足以达成。这种做法也将书院的孤独推向极致。因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全日制”意味着孩子一旦来此就学，就不得不放弃体制内的小学、初中、高中教育。釜底抽薪。对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无异于惊心动魄的“风险投资”。“书院不提供学历证书，普通家庭有勇气把孩子送来的，微乎其微。”冯哲说。
据了解，书院现有120来个学生，绝大多数孩子的父母是所谓“精英”：政界人士、高校教授、企业高管、媒体从业者、家族企业继承人和海外华人。“显然，这些孩子将来的出路根本不用书院操心。”冯哲说，要么到海外留学，要么按自己的兴趣在国内考自考，要么继承家族企业……一切早被家长安排得妥妥帖帖。显而易见，这些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转圜余地以及学历、经历、见识，都使得在孩子教育和就业问题上持达观态度获得可能。与体制内学校相比，他们更看重国学教育对生命本身内涵的开掘。一位书院学生的家长跟记者打了个比方，“国学教育就好比是系统软件，体制内教育是应用软件。没有系统软件，应用软件怎么运行？”
话虽如此，但让孩子从顺理成章的体制内教育中抽身，投入陌生的尚未被实践总结的成长体系中，家长内心的纠结可想而知。在书院，记者遇到送孩子返校的刘先生。他说，孩子那时在学校时学习很棒，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经典诵读工程，就此迷上国学，缠着家长把自己送来。“送还是不送？当初我和妻子很纠结，孩子将来怎么与社会接轨？还有就业上的风险等一系列问题。我们斟酌了很久，压力很大。但也开始反思，投资教育就和投资股市一样，等一切尘埃落定后，看是看得清了，还来得及吗？”他指指眼镜，“我也是从应试教育体系里出来的，最后拿到了博士。现在想，我要是从小就接受国学教育的话，前景也许比现在好得多。”在他看来，现行教育体制对孩子生存技能的武装重于对德性的培养，而传统教育讲究“德为本，才为末”，这将是社会长远发展的主流。他最终百般劝说妻子把孩子送到书院。如今，女儿14岁，已在书院里读了3年。
四海孔子书院的孤独，还来自它在传习国学方式上有意识地与社会“脱轨”。
书院里，檀香袅袅，古风悠然。“尊德问学”木刻匾额高悬正堂，走廊里悬挂着明人仇十洲绘《孔子圣迹图》复制品，孩子起居和受业处所则冠以“养正”、“明德”、“诚敬”等名称。让人恍然踏进旧日时光。只是，毕竟一切都在改变。四海孔子书院要拿出大部分精力担负起古时家学、私塾的功能，从教孩子识文断字这类最低级也是最基础的“小学”功课做起，和传统书院相比，论学会讲功能便被无奈地弱化了。在这里，孩子每天严格和有规律地作息：清晨即起，洒扫庭除；夜晚则统一熄灯就寝。书院还为孩子设计了十年规划：四年全时读经，三年经史合参，三年博闻广识。贯穿十年的主轴是经学，用冯哲的话说，这是在对孩子“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和社会上一些洋洋洒洒却大而无当的国学阐发相比，书院的教学方式也很特别，可视为一种遗世的朴拙：教师不对经典文本作任何阐释，全凭孩子在无数遍素读和死记硬背中，回到经典文本本身，并实现自身开悟。在冯哲看来，书到了熟读成诵的境地，意义就会自然显现出来，那些现代的所谓解读很可能是误读；与此同时，这也是在培养孩子的“静定功夫”。冯哲试图以这种归真返朴的方式、不曲意迎合的姿态，接近经典教育的纯正；在消费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世态中，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根柢及其所滋养的“心灵尊严”和优雅气度。
隐于青山，却仍无法与社会完全隔绝。接收孩子前，书院都会郑重其事地跟家长深谈教育理念和孩子将来的出路问题。“光是家长代表不行，要跟每个家庭成员谈；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就建议宁可稳妥些，把孩子送到体制内的学校。也有来这儿读过一段时间，顶不住压力中途退学的。”冯哲语调平和，“这是体制的力量，短期内没法改变。”而另一方面，书院面临着制度设计上的空白：书院教育无法与体制内教育和社会对接；和其他书院一样，四海孔子书院一直拿着教委颁发的“培训学校”执照，其“书院”身份还没有获得制度上的正面确认。这些都让冯哲有些无法释怀。就这样，这个少有人知的书院在远离喧嚣的山林间，如幽烛般在特定人群中默默散发着微光。或许可以这样说，比起所发挥的实际效用来，四海孔子书院更大的价值怕是在于，作为一个“孤独的样本”，寄于天地一隅。
(本报记者 贾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