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要与时代共鸣——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五周年座谈纪要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20 12:37:44 阅读：次
地点：北京国家图书馆南轩
主持人：李春林（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
主持人：欢迎各位。大家的光临，充分证明了国学在今天的地位，也充分说明了光明日报开辟《国学》版、办好《国学》版的意义和责任，我代表主办单位对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胡占凡（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光明日报《国学》版是在中央领导亲切关怀指导下创办的。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迄今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唯一的国学专刊，五年来，国学版在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下，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认真学习，勇于实践，赢得海内外学界的肯定、信任和支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爱。
大家知道，光明日报是一家具有悠久学术文化传统的报纸，从创办之初，光明日报就陆续开辟了经济、文学、文学评论、学术、新语文等各种专刊，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今天，光明日报的办报环境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办好学术理论专刊，如何发扬光大光明日报的学术文化传统？应当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性的课题。
我注意到，在诸位学者的文章中，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时代感，流露出对国家、对民族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国学访谈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8月）的《新理学七十年》一文中，余敦康先生就强调指出，冯友兰先生于七十年前提出新理学，不是为了构筑理论体系，而是为了解决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这才是当时的时代主题，还有贺麟、熊十力、梁漱溟、钱穆、陈寅恪等，他们都有留学背景，提出“新儒学”“新心学”等等，但是他们的学问和学说绝不是脱离时代的，不是书斋式的研究国学，而是与民族与时代的主题息息相关。
这种来自学者的时代感、人文关怀通常都有特定的表达方式，用我们报纸的语言来说，就是理论学术文章。一般来说，这样的文章只能放在学术理论版上，而不能放在新闻版上。但是理论的思辨性、抽象性只是外壳，它所蕴含的时代性，是与新闻作品等其他文本一脉相通的。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为我们在新闻纸上办学术，大胆引入新闻手段和元素对学术话语进行加工提供了合法性。学术理论版编辑的使命，就是努力用有效的方式，把这种时代性彰显出来，努力引起读者的时代共鸣。而能引起这种共鸣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它也能够赢得读者的喜爱。这就要求我们光明日报学术理论版的编辑，要有时代的高度，要有学术水准，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各种表现当中，捕捉时代的“风眼”，把握学术脉动。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光明日报的使命。要完成这个使命，就必须紧紧依靠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对我们来说，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光明日报将认真地汲取大家的真知灼见，不断开拓创新，扩大视野，创新形式，增加交流互动，使之更加有深度、厚度和广度，也更加生动、活泼、可读和可用，使国学成为国人提升素质，提升品位，增加修养的精神营养。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也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生命智慧的结晶和智能创造的精华。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人文道德、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在这方面，《国学》版做了非常有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推广、宣传和普及工作，付出了精心的劳动。它使人认识到了中华民族能够长期不分裂、长期地延续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特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的根据。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的经验，中华文化重振，需要国学的支撑。我们应该通过媒体多发出一些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的声音，这种声音以前太弱了。国学版的创建是中华文化自觉的一个标志，是民族精神高扬的体现。我一直把光明日报看成理论界的代表性报纸，提倡新国学义不容辞。文化经典的普及活动遍及各地，需要提高和点拨。一是普及，一是提高，光明日报《国学》版“学者写，大众看”把这两者结合了起来。
现在是中西交会，新旧观念混杂。今天，我们很需要“清明安和”（梁漱溟语）的理性加以引导，要有深层次的学术研究与研讨。《国学》版提供一个平台和窗口，把融会中西、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这样一种主流的声音放大。
国学版的文章还有改进提高的空间；希望国学版扩大联系渠道，吸收更多特色经验、优秀成果、前沿动态、民间活动；扩大国学的范围，既突出儒、道之学，又兼综百家，并顾到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体现季羡林老“大国学”的理念；要进一步关注20世纪新国学；要继续开展必要的讨论，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关注学界与社会热点问题，使版面更活跃，更有吸引力。
李宇明（国家教育部语信司司长）：国学是需要发展的。发展国学，一是不仅把国学当成学问，更需要把国学看成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是看待和研究国学，不仅有学术的视角，更要有国人生活的视角。这样才能使国学更有生命力。二是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应该有国学意识。所谓“国学意识”，就是在研究相关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学科，都应该自觉梳理中国古代是怎么研究、看待这些问题的。三是国学的发展不仅要从古代、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也要注意从当代国人的创造中、从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中汲取营养，甚至从世界一切学问中去寻觅。我们的国学不仅能够回答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更应该在“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上给出好答案。
徐向红（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五年来，在研究、弘扬、开掘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普及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比如，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实践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都是对中华文化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最坚实的文化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和谐社会理论，天人合一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和体现。
王能宪（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国学如果从狭义上讲，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文化学术的研究；但是作为广义的国学，它就等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很多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从这个广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学是需要普及的。所以《国学》版的宗旨很明确，就是新闻纸上办学术。通过《国学》版，把学术与大众联系起来，从事国学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我觉得非常重要。
周洪波（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国学》版创刊五年来，推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栏目，也有一些学术含量很高的话题，实际上已经成了我们读者心目中的一个品牌。这次我们商务印书馆与《国学》版合作，推出《国学精华编》和《国学访谈录》，我很感谢光明日报领导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
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学术出版重镇，多年来一直关注国学的出版。我希望借这次会议，以后能跟我们高校的国学院合作，能够出版更多、更优秀的国学书籍。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五年前《国学》版创立之时，新世纪这一波国学热刚刚兴起，社会上对国学的认识还很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光明日报这样的中央媒体创立《国学》专刊，应该说是有眼光、有胆识的，是得风气之先。五年来，《国学》版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影响。
我认为，《国学》版所涉及的不是单一的学科、知识的问题。国学问题受到重视，是因为它密切关系到我们今天整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把国学理解为一个知识的角度，我想那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国学》版的兴办符合十七大以来中央对于文化建设的总方向。这总方向就是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今天，我们要对国学在当代的作用和地位有清醒的认识。现在互联网、微博这些新的媒体出现以后，民众发言的空间扩大。在这样的变化下，更需要我们清楚地辨别，一种的观点实际上代表的群体有多大。不能轻易地把某一阶段媒体上活跃的某种观点、某种反应当成是代表广大人民或者广大学者的看法。应当肯定，广大的人民群众、家长、企业家、各级干部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是当今的社会主流。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国学其实就是国家历史民族文化。光明日报《国学》版抓住了国学的精神、国学的精义。
五千年的传统不只是在精英文化层，国学其实很多是在民间的，是草根的国学。光明日报《国学》版几年前抓了《三字经》的修订，这对民间下层文化的推动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草根的、民间的老百姓，他们的精神信念，做人之道，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恰好是民间的草根的国学，是国民精神、民族精神的最基础的东西。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重人文、重历史、重教育、重道德价值、重民族间文化间的融合、重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谐与身心的和谐。这样几个“重”，应该是古今中国精神的根本，是国之灵魂。
何俊（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从我们在地方上工作的体会来说，光明日报以它特别的地位和性质，能够开辟一个《国学》专版，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导向意义。因为《国学》版的存在，等于说使得我们在地方高校成立国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具有了某种意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希望光明日报的《国学》版不仅能存在下去，而且能办得更好。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光明日报》作为中央媒体，开办《国学》版，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怎样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涵义，是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国情的重要部分。如果丢掉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总结，所谓的“中国特色”是无法成立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要继承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一份珍贵遗产”，并且强调承继这份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最近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继承总结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有重要帮助的。努力继承总结传统文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以实现现代化为指向的，但其所要建立的现代文明又是不同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这样的文明形态既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有句名言：“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这其中的重要涵义是：当资本主义进入自我批判阶段，即以其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诸多弊端得到较为充分暴露时，我们才能认识到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传统是宝贵的，并应当在后资本主义文明中重新激活。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国学》版创办的五年时间内，正是国学开始受到各界关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价值观得到更大范围认同的时期，《国学》版为国学的研究、普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也为国学学科的建设、国学学术前沿问题的探索、国学与现代中国的关联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岳麓书院盼望《国学》版取得进一步发展，为国学的当代发展、中华文化的软实力的建设、中外文化交流的传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陈支平（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国学》版经过五周年的努力，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学研究的一面旗帜，起到了引领国学研究导向的作用。不可否认，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国学热”中，出现了少量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曲解国学和歪解国学的不良现象。这种现象对于弘扬国学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是利大于弊的，很容易让社会上的一般民众以为国学是一种可以随意打扮、有求必应的功利崇拜物。因此我希望，《国学》版在今后的版面内容上，适当地进行一些批评性的文章，从而让这面旗帜更为全面地发挥其引领国学研究导向的作用。
朱小健（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教授、执行院长）：《国学》版的成功举办，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平面媒体理论栏目开展研究、宣传工作的新范式。举个例子来说，我去年今年连续两年都去新加坡新跃大学给中文专业的硕士班讲一门“中国国学研究”的课程，每次十讲。那儿的课程是学生投票选出来的，这说明国外的学界，包括学生，也在关注我们的国学及其研究状况。我这两次授课，都给学生们介绍了2006、2007、2008年的《年度国学》。学生们认为对他们很有用处。现在《国学精华编》、《国学访谈录》的出版，我想他们也会非常欢迎的。这些书都是《国学》版与不同机构合作的成果，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也愿意跟《国学》版携手为当下和今后的国学作贡献。《国学》版除了纸质媒体，还可以考虑加强网络媒体的建设。现在的光明网是可以查到《国学》版内容的，但检索并不方便。
程水金（南昌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国学版》今后要大力发挥高端媒体的辐射优势，充分利用《光明日报》读者层次高，社会影响大的集群效应，努力深化国学的普及工作。“普及工作”之所以要“深化”，就意味着既不是庸俗的“大众化”，也不是浅薄的“化大众”，而是植根于深厚的本土文化传统，融旧开新，重构理想的未来人性，培植新型的情理范式。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传统国学的人文资源，在全社会倡导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这种新的时代精神，可以概括凝练成八个字，即：“平等，向善，知止，乐天”。我认为，这八个字的精神内涵，不仅在传统的儒、墨、道、法等伟大思想家的精神武库中，可以找到它们的哲学源头与思想根脉；同时也涵盖着当代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甚至也涵盖着当代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由于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人与环境的关系。
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在21世纪初，作为国家重要平面媒体的光明日报创办《国学》专版，对国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它增强了大家国学研究的信心，提高了大家对国学在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认识。后人如审视或研究这一段中国文化发展史不可不读它。
这里建议光明日报《国学》版继续就国学的内涵与外延、国学与中西文化之关系、国学与现代学科设置等问题展开争鸣。学术界对国学的理解有种偏向：一是将国学的范围无限度扩大，有所谓“大国学”之说：一是将国学过分窄化，认为国学相当于西方的古典学。我们认为，国学是相对外国学术而言的，它的主体是指以中国的道统作支撑、以汉语言为载体的一整套学术体系或学术系统，由此，我们既不能将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切文化资源都纳入国学范围，也不能将其视为古典学或设置为一个一级学科。因为古典学是死的，国学是活的；国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包涵几个甚至十几个一级学科。
许嘉璐（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学》版该办,也难办，而敢办确实起到了助澜和领航的意义。
关于当前和今后办好《国学》版，我有四点建议：耐、领、推、出。
第一，耐。要有耐力。五年应该是一瞬间就过去了，而国学的复兴，真正能化为中国的内在实力，我看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从事这项工作的朋友，都要有耐力、耐心。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把国学研究和《国学》版这件事情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下去看，或者说放到历史过程中去看。试想，《国学》版如果是在06年的五年前、十年前，即上各世纪九十年代，能不能办成？再往后看，十年后《国学》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五十年后《国学》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设想我们站在2050年那个时候，回头看2006年，一个中央刊物办了一个国学版，它是什么意义和地位？恐怕跟我们现在研究党史时看待《湘江评论》差不多吧？为什么我说要放在历史过程看？这样看就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了。
第二点，领。应该引领一代风骚，大家谈了《国学》版五年来很多成绩、优点，好像说漏了一点——《国学》版还很活泼。
引领，第一要“深”。这个深不是说我们每天的文章都很深邃、深奥，而是说应该引领去深化。这个深，我想包括了宏观与微观。宏观指文化走向、国学走向，甚至可以再化解到文、史、哲研究中去的走向。微观呢，例如宋明理学观念的探讨，无论是“理”还是心性、良知，都需要继续深化，做出今天的阐释。这都是比较微观的。这也是办刊的必然、办报的必然。
另外，要有“问题意识”，特别要有对敏感问题的意识。例如，中国的国学能不能生成现代化？是不是一定要靠“西学东渐”？到现在我没看到有份量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文章，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深入研究。例如从明代起，手工业作坊有了巨大发展，商品经济已经比较繁荣，《金瓶梅》等文学作品、思想家的学术著作都是很重要的例证。从宋代开始的永嘉学派，影响一直延绵到明，甚至到清。如果——虽然历史是不能“如果”的——消除了明朝的海禁，或者进入清代，在满汉融合之后，按照儒学思想的走向，中国能不能生成今天中国所说的现代化？（“现代化”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现代化含义和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不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应该给予回答，如果不能够回答，那就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国学能不能支撑中国的现代化持续发展？这是一组两个问题，简言之就是国学能不能生成现代化？能不能支撑现代化？我们所说的现代化非彼现代化，区别在哪儿？
第二组问题，中国国学，或者说传统文化、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我个人觉得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的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理论实践和革命实践看，即从当时的主体、客体和语境看，再从后来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再次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隔几十年的主体、客体和语境看，是不是可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现在我们只提第一个：“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也应该包括了中国文化，但是这个语词已经给人们造成一个定式思维，那就是只指地大物不博、人口众多，教育、科技、文化落后，等等。这都是着眼于物的方面。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并已经和中国的国学、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了。如果说中国的国学范围太广，不仅仅包括儒释道还包含着文史哲，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等等，那么约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相结合。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干么。我们可不可以响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或“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或者说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上，二者是在分离还是在结合？《国学》版不是只坐而论道，还要起而行之，即要关注当代。
第三，推。推就是推广，也就是我在《“国学”精华编》序里所说的“生活化”问题。这也是国学能不能真正更热起来、能不能持续热下去的关键问题。只停留在书房里、刊物上，如果来一个什么浪潮，“国学热”就可能灰飞烟灭。因为你不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生活就要抛弃你。在这里我提出十二个字的“目标”：大众化、生活化、进家庭、进学校。
第四，出。我在序里有一句话，说当只有中国的国学成为世界领域里的显学时，才能说我们“热”了。怎么办？不能光靠人家研究，我们要走出去！这个走出去不是去读博士，或是做一两年访问学者，起码应该在外头十年八年，深入该国传统和学术，深入当地社区。这样才能知道中国“国学”的长短、能给世界贡献和怎么贡献。
我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听出来了。我对国学和《国学》版的发展是挺着急的，但是还得有耐心，得慢慢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许先生。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国学》版创刊五年了，用我们许先生的话说他“还是个儿童”，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都是我们《国学》版这个“儿童”的抚养者和监护人，所以说，我们恳请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各位领导，今后能继续关心《国学》版的工作，支持《国学》版的工作，继续做他的抚养人和监护者。再一次感谢各位老师在百忙中出席今天的座谈会并做精彩发言，谢谢大家。（录音整理：罗容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