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水晶体折射出的孔子形象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28 20:11:05 阅读：次
2013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倪培民著、李子华译的《孔子——人能弘道》一书。该书最早于2010年在英文世界与读者见面，作者倪培民先生系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译者李子华女士不辞辛苦将其译成中文，与华文世界的学人共享。此书一经出版，就得到许多学人的推重。杜维明教授说：“它具有高度的可读性，并包含了许多有洞察的观点。” 安乐哲教授认为：“倪培民复活了孔子这一使中国文化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灵魂。”让我们一起走进多面向的圣人孔子。
面向一：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
将孔子放在历史长河里进行审视，恐怕绝非易事。对于倪先生来讲，面对的受众是国外读者，更是难上加难。他似乎在高度的浓缩孔子及其前因后果的演变。如作者所说，孔子的人生并不传奇，但孔子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无与伦比，因为他继承创造了人道主义哲学。孔子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传循者，“事实上，孔子也是那一时代具有创新乃至革命意义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创造性地改造和重塑了传统，并且他对传统中有价值的内容具有极为深刻的洞察力。他使周朝早期文明和礼仪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合理化，同时将两者推向一个新的重要高度，并卓有成效地传承给他的追随者，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P7）。
在倪先生笔下的历史形象的孔子，是一直向后代追随者传递文化生命，也就是他继续讲述了一个儒学史的过程。从孟子到荀子，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从宋明理学到当代新儒学。历史的孔子，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
面向二：作为开宗立教的孔子
儒学是不是宗教，历来是备受争议的。倪教授显然支持儒学是宗教，但他以比较的视野分析了孔子儒学的宗教特性。
首先，倪教授提出儒学作为宗教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孔子被作为“某种神圣使命的承担者”。（P24）其次，他分析了“人与天”、“天命与命”、“不朽与人生意义”作为儒学宗教性几个特征。孔子的“天”是指向“人”的，更多关注现实生活，而不是鬼神和来世。这一点与西方宗教有很大不同。而且，儒家的精神性“通过精神高度集中而认识到自己身负天命的那种神圣的责任感。”（P36）他通过对“不朽”的分析，得出儒学宗教性的三个主要特征：“没有世俗和神圣的截然区分，没有利己和利他的截然区分，也没有现实生活体验和道德理想的截然区分。”（P42）最后，倪先生指出，在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上，儒学是宽容的。
面向三：作为哲学家的孔子
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也曾引起不少学人的争论，这种讨论当然包括孔子思想在内，若从西方哲学概念出发，很难说孔子是哲学家，我们相信，即使孔夫子再生，也不会认同。但若将哲学理解我广义的追求智慧，不仅仅指理性智慧，我想“虽未中，亦未远”。倪先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孔子的哲学家面向的。
孔子哲学的最核心概念是“仁”，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把人看做关系网中的扭结的观念。”（P52）这里，倪教授申明说，这并不构成“儒家缺乏主体性的论调。” （P53）儒家这里只是强调其关联性，不是说一个人要简单地屈服公众舆论。（P54）而仁的培养过程，即是“成人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完善的过程。这自然涉及到儒家有关人性的论述。孔子并未直接讨论这个命题。而孟子、荀子则对人性有理论性建构。倪教授在此以“功夫”的视角指出：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并不矛盾。孟子只是在鼓励人们向善的可能和建议，而荀子则提醒人们要克服自我弱点。
对于将“仁”视为“德”的观点，他区分了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认知异同。从相同看，“德是导致美好生活所要求的特质或能力，都需要通过不断地践行，使它变成人的自我的一部分。”（P58）两者的不同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是建立在目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而孔子的“德”，侧重于人们在开创自己人生时，创造性地发展自己的能力或艺术。
倪教授还认为，孔子的“仁”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道德律令。包括我们常常提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完整意义上看，这些都是孔子强调的方法，而非道德律令。
对于“仁”的表现形式“礼”，是如何获得神圣性的呢？孔子认为，礼是仁的载体。也就是任何神圣性都在一定的仪式、礼仪之中。其次，礼是有效的教育方法。此外，礼还具体有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儒家变成官方的意识形态后，礼仪变成了一种制约行为的律令，而很少被看作是有效引导理想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行为方式。正如倪先生说的那样：“后来许多以孔子的名义强加于仁的礼仪，孔子本人一无所知，孔子对礼的看法，也绝没有后人理解的那么僵硬。”（P68），也就是礼仪应该因情形而变化。
孔子哲学中另一个主要概念是“正名”。在倪教授看来，每一个“名” 包含着相关期待，提醒每一个人都明确在特定关系网里他（她）应当如何为人处世。进而，沿着儒家的这种传统，中国人会以家庭概念的方式进行概念延伸。
孔子哲学的实践教导是“中庸之道”。倪教授理解的“中庸之道”是一种实践行为，即“是一种需要有身体参与的才能或处事能力”。（P75）其次，就范围而言，不仅适用于重大问题，“它也适用于日常的，甚至看上去是很琐碎的事情当中”。 （P75）总之，它不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道德命令，而是对如何生活的忠告。
面向四：作为政治改革家的孔子
孔子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但从政治改革的思想上看，他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这也是倪教授将孔子作为政治改革家的原因所在。孔子设计出人类的“大同梦”。在倪先生看来，这是一种运用“和”的思想提出的整体主义，即“一种保持多元的整合，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不同的异类在此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P83页）他赞同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的儒家设计是一种美学秩序。的确，美学秩序中，每个人都是具体的，是不能代替的，其不平等是对优秀程度的认可和尊重。
至于如何治理国家，倪教授认为孔子提出的是“贤能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所谓贤能政治，“依靠的是官员的品德与才干，而不是既定的程序。”（P87）这种政治理念直到隋末唐初的科举制才得以落实。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在倪先生看来，这种理念与现代民主人权没有矛盾，而是近代欧洲民主的灵感源泉。他运用儒家关系性人的概念，重新定义了民主人权，即“共同体里的每一个成员有参加公众事务，分享公共福利的责任和权利。”（P89）让“每个成员能够生活得有一种充分的参与感与和谐感，而没有支配和被支配或者需要运用自己权利的感觉。”这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形态。
名和礼是孔子的两种政治手段。“名”不仅是指代的对象，更是承载着期望。也就是说，“使用一个名字的行为就是表达一种期望，所以‘名’携带了一种影响现实的力量（名可制实）”。（P91）事实上，今天人们意识到的名誉权，商标权等，也是这种意识形成的。“名”的运用与礼仪规则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名器不可借于人的原因。就是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轻易让别国或个人使用国旗，也是这个道理所在。
孔子政治观念中，往往被人们诟病为专制主义，事实上，“孔子不仅不反对自由，他的自由观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是自由。”（P95）在倪教授看来，孔子的自由是一种经过修养而达到的“自如”境界。这不同于没有约束的消极自由，也不同于在各种可能的范围内作出抉择的积极自由。
不仅如此，在倪教授看来，孔子的自由还是一种社会政治关系，这不同于西方启蒙主义的自由观。为了让人更好的理解，倪教授以萨特以自由为前提拒绝为学生提供选择和岳母用“精忠报国”来为岳飞进行选择作了比较。岳飞在遭遇孝敬母亲和保卫国家两难境遇时，被其母的行为而消解。而萨特的学生则变得更为困难。
最后，倪先生探讨了儒家的“直”的问题。他认为孔子提出的“以直抱怨”是一种积极帮助失误者纠正错误的态度，既可以避免了报复这一极端，也跳出了“爱你的敌人”从而助纣为虐的另一极端。他还辨析了人们对孔子“直”的误解。孔子主张父子相隐，是出于孝道，其目的在于培育人的实践和构建公共环境的时间，不是普遍的道德原理和行为规范。在父亲偷羊儿子怎么办问题上，“它展现了儒家以牺牲‘枝节’为代价去保护人性之‘根’的实践智慧。”（P101）这里只是说涉及较小的问题，但当危及整个大树时，自然不能这么做。另外，倪先生通过《左传》记载孔子对叔向对弟弟的处理意见的评价，指出：当一个人不仅仅是儿子，若是作为政府官员，面对公共司法时，则需要清楚自身的责任所在。
面向五：作为凡人的孔子
孔子要么被看作“至圣”，要么被当成男性精英主义者。在倪教授看来，这两种看法都是对孔子形象的扭曲。现在，有人提出还孔子“凡人”面貌，这的确是需要的。但倪教授提醒我们说，仍需要防止将孔子“还俗”成一个街头巷尾的凡夫俗子。“全面理解孔子，必须要看到他是如何‘即凡而圣’，也就是如何在平凡的人生当中体现出伟大，或者说是如何将‘天’与‘人’合一的。”（P132-132）
倪先生通过对孔子与四弟子的谈话指出：孔子并不漠视人欲，而是希望将自然欲望调控和转化到属于人类的高度。“吾与点也”，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在倪教授看来，“曾点气象不只是赏心乐事，也是艺术人生。”儒家的艺术是生活本身，而不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绘画、雕塑等。儒家的艺术人生贯穿于人生全部，不仅是某个重要时刻，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保持的一种美学状态。
作为平常人，孔子好像被人们误解为精英主义者，尤其是面对不同等级贵族时，所行的礼节不同。事实上，孔子尊重的位置，而不是某个个人。这样做不只是在提醒在这个位置上的官员是重要的，更是提醒在位的人要自律。而且，孔子并不轻视人民或弱势群体，善于从不同人身上学习。
孔子被批评为男性至上主义者，这恐怕也是某种误解所致。倪教授提醒我们，理解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应该注意字面意义底下的信息，而不是字面本身。它只是提醒人们不要轻视任何事物，慢待任何人。也就是说，这段话只是人生的指导，而非事实描述。当然，倪教授认为，孔子是历史性的人物，由于商、周两朝均有因女子干政的说法。可能孔子同时代的男性对女子抱有警惕，但孔子绝不是后来儒家提倡的男尊女卑主义者。
孔子还被人感觉不诚实？如前面提到的“父子相隐”的说法。再如《论语》记载孔子不愿见孺悲，却说自己病了，但当传话人刚出门，他自己却在弹琴。事实上，孔子讲“诚信”，不仅是字面的意思，更强调总体的言行一致。不见孺悲只是间接的传递了真实的信息。倪先生从“功夫”的视角，认为孔子意识到直言不讳的尖刻性，要求人们更灵活艺术的处理问题。当然，这种灵活容易被耍花招的人所滥用。孔子也不可能回答何时或何地可以用托词，留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还是那句话，孔子的教导不是道德律令，只是对人的教导，而不是强加于人的原理。
面向六：作为教育家的孔子
在孔子的诸多面向中，教育家的面向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只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孔子的基本教育理念却被忽视，甚至被断章取义，成为控制年轻人的工具。究竟，孔子的教育理念有哪些呢？倪教授首先提出的是：人文主义。孔子教育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这种思想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直到今天，对黑人的歧视仍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孔子还注意“因人施教”。孔子教育的宗旨是育人。从士人到君子到圣人，最终达到弘道。这是终生需要追寻的目标。他通过“六艺”来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礼和乐。孔子用礼来规范行为和协调身体习惯，用乐来促进人内心和人际间的和谐。对于孔子作为教育家的面向，被无数学人所描绘，在此就不赘述了。
马克斯·韦伯提醒我们，任何研究都是“理想型”。无论如何研究孔子，都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孔子形象的解读，我们赞同倪教授的说法：“完整的孔子体系更应该看成一个水晶体，其任何一面都能反射其他各面，又不完全不必介意从哪一面开始欣赏。”（P3）不要说孔子，就是我们平常人，面向何止一种呢？用不同的方式解读孔子，自然得出不同的认识。但这不应成为其他解读方式的障碍，而是更有意义的补充。“人能弘道”，让我们铭记孔子的教诲，在延续儒家之道的路途上继续弘扬“孔子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