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力量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28 21:15:55 阅读：次
出现某种道德困境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结果，没有哪一个社会或国家可以幸免，关键是如何应对
比认识和判断道德现实更为困难的是改善我们的道德文化，现在我们最需要的美德是审慎的智慧和积极的行动
成为有道德的人，为人以道、行之以德并非是为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梦是一种寄托、期许，代表一种人生方向，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则是全民心力和精神追求的集中表现。中国“道德梦”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心力和努力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卓越的道德文化史，并保持了近两千年德治传统，道德伦理在中国漫长的社会文明进程中长期占据着中心地位，道德的力量不可低估。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发展期，我们在强调社会法制秩序和现代信念体系建设的同时，更要传承发扬传统道德文化的原有优势。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诫我们，显形的外部社会秩序与无形的内在人心秩序同等重要。我们既不能指望一个“无法”的现代社会秩序，也不能指望一个“无天”“无心”的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必须“顶天立地”——“天”即是宗教或信仰；“地”则是基于现实生活的法制规范秩序，道德只有立于天地之间并能够“法天”“养地”“成人”，我们心中的道德才能真正确立，社会伦理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并获得人们的确信和践行。
我所理解的“中国梦”
“经济强大不是国家强大的全部，如果没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物质文明的发展最终也会受到制约”
“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在参观《复兴之展》时提出来的。基于 这一特殊语境，我认为，“中国梦”首先代表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理想，同时也是对现代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国家强大和人民幸福这一伟大目标的形象表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深、付出的牺牲 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中国梦”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之梦。
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理想目标，中华民族的梦想尤其具有其深厚的历史温床。因此，要正确理解“中国梦”，有四个时间概念具有关键意味。一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二是中国近代百年，三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四是改革开放30多年。
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中，我们民族极少落后过，直到晚清之前一直都引领东方文明、甚至是世界文明的进步，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绵延不绝、没有中断的文明共同体。然而，中国的近代化相对较晚，在现代文明竞争中开始处于落后被动的不利地位。189年4的甲午战争给我们民族沉重的一击，对中华民族心理的打击难以估量。所以，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直到今天，中国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诸如“进步”“新”“科学”“民主”这类最为典型的现代语汇。晚清开始社会变革，起初是“器物”和“技艺”的改革，如“洋务运动”；尔后是“政制”的改革，如“戊戌变法”；最后国人们终于认识到，落后的不只是“器物”“技艺”和“政制”，还有且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和文化的“落后”。“五四运动”早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基本态度是怒其不争，恨其不能。
文化问题的根本是思想（观念）和道德问题。所以陈独秀说，中华民族的“最后觉悟之觉悟”是道德觉悟。道德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精神和心灵的问题。如果“中国梦”要有一个道德的解释的话，显然应该从这里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找到了一条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一条能够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我们却走了不少弯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崛起，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践证明，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能够引导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崛起，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提出凝聚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经验和现代民族精神，是6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而艰难的探索成果，也是支撑近代以降10多0年来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根本信念，它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明和文化的精神信念，具有深厚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广泛坚实的现实基础。
然而，“中国梦”及其提出对于当今和未来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习近平主席说，（近代一百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我们也越来越敏锐地感觉到，经济强大不是国家强大的全部，如果没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物质文明的发展最终也会受到制约。很显然，我们在文化和道德建设上相对滞后，现状令人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是在民族和国家现代化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时提出的、一个关乎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的理想目标。
我们面临的道德困境
“我国正面临严峻的道德困境，主要表现为社会分配不公、诚信下降、信仰匮乏等。不正视和改变这种局面，将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
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创造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之“伟大变局”。然而，我们的物力强大了，心力却出现某种弱化的迹象。眼下，一些失德败德现象层出不穷。比如见死不救;比如代表社会道德风范和高度的老人，自身被救却讹诈施救者;如此等等。这些现象给我们社会的道德信心以沉重打击。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严峻的道德困境，这主要表现为社会分配不公、诚信下降、信仰匮乏等。不正视和改变这种局面，将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首先，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日趋严重。近年来，我国地区、城乡、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仍在加大。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已经突破合理界限。公平正义是社会基本秩序和长治久安的基础，基础不固，社会发展就不可能维系和持续。其次，社会诚信普遍缺失，政府信用、企业信用、社会诚信和人际信任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问题。再次，公共权力部门存在的腐败现象对整个社会思想、价值观念和道德信念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最后是“后文革”时期社会信念i理想体系的缺位，使我们的社会生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世俗主义、实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挑战。
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和现代商业化所带来的物质实利主义和世俗享乐主义的持续冲击。随着商业浪潮的不断冲击，金钱取代知识、文化、道德而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价值”，甚至是“唯一资本”，很多人经受不起强烈的物质主义诱惑，致使道德观念、意识和情感逐渐淡薄以至消沉、沦丧。
第二，各种道德观、价值观多元并存互竞，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价值理想整合和道德共识，以至于许多人开始迷失人生的信念理想和方向。现代生活方式多样化衍生和文化多元化竞争所带来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的不断俗化、近代以来我们对传统道德体系的激进革命和自弃，以及对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体系的自我遗忘，都加剧了文化低俗、信仰匮乏、精神脆弱、伦理失范和道德的蜕变。
第三，社会缺乏先进道德群体的公共示范。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两个群体的道德示范非常重要:一是官员群体，二是知识分子群体。几千年来，公共权力或权力者的道德示范常常对我们社会的信仰体系和道德规范起着引领和典范作用，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适用。不得不承认，官员群体中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所产生的公共示范效应非常消极。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和维护者，然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公共意识依然相当薄弱，不再愿意充当社会公共事业的责任者。相反，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或文化名人比普通民众更多地在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给社会道德风气带来消极甚至恶劣的公共影响。值此，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孰记三闾?谁居九夷?
最后，我国社会转型期，现代化法制秩序建设仍有明显的漏洞，对公民的现代（公共）道德教育仍显滞后。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包括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人们的伦理道德也会产生重大而复杂多样的影响。比如离婚率上升、独生子女政策等对青少年道德成长的不良影响。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公共化的开放社会。传统的家族式、地方性或特殊群体性的“熟人型”道德伦理，已不足以应对和料理日益开放的公共道德问题。只有基于健全的现代法制秩序和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公共道德才能获得其广泛的价值认同和社会引领力量。
道德现状怎么看
“我国正面临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期，道德呈现出B感天动地﹂与B触目惊心﹂或大善与大恶并存的两极状态，不充分考量分析目前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时代背景和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层转型，任何简单的分析判断都难以令人信服，也是不负责任的”。
出现某种道德困境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结果，没有哪一个社会或国家可以幸免，关键是如何应对。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期，就像一辆加速拐弯的高速列车，乘客的感觉必定有些眩晕，有的人甚至没有能够搭上这趟列车。火车既拐弯又加速本身风险大增，这是今天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不得不承受之重。社会改革步骤无法得到充分展示（设计、试验、校正、展开），急速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不但难以快速解决，而且可能不断积压，所有这些都会大大增大我们社会发展的风险和代价，包括政治风险、资源成本、环境代价和教育、道德、文化建构的相对滞后的代价等等。
基于对这样一种社会背景的了解，我们才可能对目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做出正确的评估。我国正面临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期，道德呈现出“感天动地”与“触目惊心”或大善与大恶并存的两极状态。既有“范跑跑”，也有不断涌现的“中国好人”、道德模范;既有遍地开花的志愿服务活动，也有趁灾打劫、良心泯灭的恶徒;既有层出不穷的“最美”人物，也有时而遭遇的“最糟”事件。总而言之，对中国道德现状的分析评价要基于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时代背景和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层转型，非如此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简单地说“不行”，或者武断地做出好与坏判断都不能使人信服，也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指责，环境污染严重、官员贪污腐败、社会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公等等，都在讨论社会的“道德滑坡”，人际的道德冷漠，仿佛道德已然离我们生活远去，甚至一去不复返。这样的判断是不对的。试想，西方社会用了三百多年才完成的现代社会转型，中国只用了百余年，而且我们真正认真实施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时间仅仅是短短儿十年，这是一种何等急剧的社会变革?无论“道德滑坡”还是“道德爬坡”，人们都不难找到显著的例证。然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辩证而全面的道德透视，以洞穿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纷繁复杂的道德文化现象，如此就不难理解今日中国社会出现“感动与疼痛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主流进步与问题突出并存”的道德真实。
我们社会的道德正能量始终都存在着，多数人一直在坚守着道德底线，这是我们信心和力量的源泉。这一方面得益于我们深厚而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儒家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对我们人格和品格的涵养教化力量不可低估;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精神、伦理信念和特殊的道德先进群体的典范支撑。如雷锋精神、道德模范、志愿者群体等等。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少道德英雄，只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道德英雄的引领示范。
当积极能量与消极能量并存互竞时，政府、社会和公民个体都应朝正能量方向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认识和判断道德现实更为困难的是改善我们的道德文化，现在，我们最需要的美德是审慎的智慧和积极的行动。面对复杂的道德状况，仅仅凭道德直觉是不够的。从政府到社会各界，乃至每个公民，都要审慎地思考，并以理性的行为方式建言献策，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建设实践。消除道德滑坡的负能量，增加道德向上的正能量，重新恢复我们作为礼义之邦的道德荣耀，我想这也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道德建设如何攻坚克难
“诊断病根是治疗疾病的第一步，我们要对道德建设有信心。首先，法治秩序建设和道德文化建设要齐头并进;其次，特殊群体（尤其官员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等）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公共示范和社会引领作用;最后，每个人都应努力成为有道德的人，从根本上说，为人有道、行之以德并非是为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国目前的公民道德建设需要攻克三个难点。第一，我们社会亟须道德先进群体的公共示范和社会引领。道德文化的养成和传播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传播，而是一种“见诸行动”的道德示范和先进引领。没有具体的行动示范，我们很难充分理解和接受某种道德知识和伦理教诲，更不用说去自觉践行道德伦理了。然而，当今最能发挥示范作用的两个群体没有担当起重任，有的甚至充当了反面角色，自然不能达到好的社会道德效果。
第二，我们亟须强化社会法制秩序的建设。当社会法制建设存在明显漏洞时，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者就有可能得逞，这种得逞的反效应会增大我们整个社会道德改善的难度。社会的道德环境应当有利于道德正能量发展，对道德负能量有越来越严厉的约束控制。由于法制的缺失，我们还没有形成德法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道德呈现一种拉锯式的发展，人们还不能清晰地看出道德快速改善的大势，这多少影响了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信心。
第三，目前，我们如何在尊重人们个性和自由选择的同时，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也是亟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需要文化探索的时间积累，需要社会实践的经验沉淀，需要接受现实生活的反复检验。早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这一时代性主题，但社会核心价值的凝聚并获得高度认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核心价值只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之中，并成为人们自觉的道德行为本身时，才真正具有规范和引导的意义。
诊断病根是治疗疾病的第一步，我们要对道德文化建设有信心。首先，法治秩序建设和道德文化建设要齐头并进;其次，特殊群体（尤其是官员群体、知识分子群体）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公共示范和社会引领作用；最后，每个人都应努力成为有道德的人，从根本上说，为人以道、行之以德并非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近年来，我们党对道德建设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和自觉。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都有相关阐述，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提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去年5月，中央文明委在全国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集中整治公德失范、食品药品安全缺失、诚信缺失等突出问题。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在面临诸多道德问题时，抓主要矛盾，治理重点问题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各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梦是一种寄托、期许，代表一种人生方向，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则是全民心力和精神追求的集中表现。中国“道德梦”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心力和努力，然“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还需要不断求索，不断努力。希望在前，我们已在途中。
（光明日报报记者 龚亮采访整理）
（万俊人，1958年生于湖南岳阳。1992年在北京大学破格晋升教授并入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教师”，获“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文化批评等研究。现任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央“马工程”之《伦理学》首席专家兼召集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