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中国哲学，主要研究秦汉哲学。重要的又是王充哲学和董仲舒哲学。王充哲学是我研究的起点，董仲舒哲学是我研究的重点。

　　我上大学时读《中国哲学史》，那里面董仲舒几乎是一无是处的哲学家：宇宙观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方法论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董仲舒讲大一统，提倡独尊儒术，都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总之，董仲舒是反动思想家，他的思想都是封建糟粕，应该扔进历史垃圾堆。当时我有一定的疑惑：一无是处的董仲舒为什么要编入教科书？20世纪70年代批儒评法，董仲舒成了批判的重要对象。而法家人物成了正面形象，前有荀子，后有王充。书店也有他们的书出售，我就买下《荀子》和《论衡》。感觉《荀子》理论比较强，而《论衡》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实事求是，令人信服。通俗、生动的文风更吸引人。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就选择王充哲学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当时有人说董仲舒与王充是针锋相对的。我在《论衡》中，没有看到他们的针锋相对。王充62次提到董仲舒，多是表扬的，如说“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认为他的对策，“策既中实，文说美善”（《别通》）。王充甚至把董仲舒列入圣人，他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超奇》）还说：董仲舒论“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案书》）。只有“土龙致雨”一事，王充认为“颇难晓”，“非实”，还为之辩解，说他“为之致精诚”，说“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乱龙》）。

　　我觉得有必要深入研究一下，为什么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对他有那么高的评价，却没有什么批评。唯物论与唯心论是根本对立的，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对立不起来？

　　后来，我仔细阅读《史记·儒林列传》中的董仲舒传，《汉书·董仲舒传》，再读《春秋繁露》，以及《史记》《汉书》中其他篇章提到董仲舒的章节，一方面考证董仲舒的生平资料，一方面整理他的思想。

　　徐复观国学基本功相当扎实，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我对他的关于王充徐复观国学基本功相当扎实，他的《两汉思想史》被学生奉为经典生平资料的意见提出过批评，花了不少考证的功夫。关于董仲舒的生平资料，古今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参与讨论，他们水平高，但下的功夫不够，得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董仲舒生于何时，清代学者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的《董仲舒年表》中将生年定于汉文帝元年。历文、景、武三世，而《汉书》中明确说董子“亲见四世”。只要细心读《汉书》，就可以发现苏舆的错误。难以理解的是许多学者没有发现，将这错误写入专著、论文，编入教材，迷信权威于此可见一斑。

　　董仲舒何时出生，哪年不窥园，对策之年，任相之年以及致仕之年，都有争议，都需要考证。许多名家说法也相互矛盾，我首先将董仲舒的生平资料抄录在一张大纸上，进行整理，描绘出董子一生的基本轨迹，得出一系列不相矛盾的结论：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98年前后；不窥园在对策之前；65岁对策在元光元年；而后任江都相，其间废为中大夫，后复为江都相，不久转为胶西相，致仕悬车约在77岁时。

　　汉代典籍都说从高祖到武帝为五世，董仲舒“亲见四世”，应该包括惠、文、景、武四世，不包括高祖。说董仲舒生于高祖时期，是否成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说孔子“见三世”。昭公元年至鲁亡，昭定哀三世61年，而孔子寿至73岁，有12年在昭公之前，却没见四世。这大概是古人的说法，12岁的小孩不懂世事，不能算又见一世。董仲舒虽然少年生活于高祖时期，但不算又见一世。古人的说法，不能按现代人的观念理解，用现代观念解读古人的说法，常出现误解。古人的说法，如何正确理解，不是权威说了算，要有可靠可信的证据。在这里，孔子73岁，只见三世61年，就是这样的证据。一般学者受到现代观念的束缚，不能接受比较深刻的学术成果。只有能够会通的高水平学者才能产生和理解这一类深层次的学术成果。相对来说，苏舆的错误，是硬伤，是低层次的，容易理解。

　　中国古代语言中有很多数字，要真正理解，也有一定难度。例如“三”字，有时是具体量词，有时又是多数的意思，这要在具体语句中，作出恰当的理解。其他如“二十曰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大夫七十而致仕”，许多学者以为这些数字都是整数，产生了误解。我们查《汉书·叙传》班固称自己“弱冠而孤”，他成为孤儿时已经23岁。他在另一处称自己弱冠时已经27岁。这些资料都有力地证明“二十曰弱冠”，不是整二十。古人也有这种误解，因此，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注称：“二十曰弱冠者，二十成人，初加冠，体犹未壮，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弱冠，以其血气未定故也。”（《礼记正义》）按孔颖达的说法，二十岁至二十九岁，都可以称“弱冠”，班固23岁、27岁，都自称弱冠，有力证明孔颖达的说法是正确的。后代人怎么能根据自己的观念否定它呢？同样道理，三十至三十九岁，都是而立之年；四十至四十九岁，也都是不惑之年；七十至七十九岁，是致仕之年。怎么能说七十七岁不是致仕之年呢？

　　对于董仲舒“亲见四世”以及“致仕悬车”，不能正确理解，不能接受我对董子生平的考证，以致影响对董子的认识，使董子生平有关资料得不到正确解释。如对桓谭所说“年至六十余，三年不窥园”，董子自称“犬马齿衰”，毛病就出在将“四世”“七十”都理解为整数。

　　董仲舒任《春秋》博士，对《春秋》经传有深入研究，同时对于战国、秦以及汉初几十年社会状况，政治利弊，都联系起来作综合思考，认为治世存在于统一，乱世产生于分裂割据。秦代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法用人力制约他，最后导致动乱。董子用天来限制皇权，提出“屈君而伸天”，这就给皇帝戴上了精神枷锁，让他不敢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这样才能稳定巩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儒家将人民的愿望说成天意。人民看到的，听到的，也是天看到的，听到的。皇帝对天敬畏，就会关注民生，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过去，过分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认为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只对统治者有利，都是十恶不赦的，既违背事实，又背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个社会形态，初创时期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处于上升期，统治者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最残酷的奴隶社会，奴隶来源于部落战争的俘虏，以前都被杀掉，甚至被吃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将俘虏留下干活，因此可以活命。这个制度显然是奴隶主创立的。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地主阶级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制度。整个欧洲那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董仲舒哲学为封建制度服务，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也可以说，董仲舒哲学是西汉时期精神的精华。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盛世有盛世的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人才培养、选拔、任用、监督都存在问题，论资排辈，贤才不能充分利用，于是出现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类问题。董仲舒在对策中，在其他著作中，对当政者有建议、劝谏、批评、警告、威胁，不像后代佞臣那样，对皇帝阿谀奉承，一味歌功颂德，有人说董仲舒是“犬儒”，大概没认真看过他的贤良对策，只是凭文革批儒留下的印象。

　　董仲舒的对策，切中时弊，论君臣政治得失，中肯深刻，深受王充赞赏。董子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现实社会。这种理论上的实事求是态度，就体现了唯物论精神。因此，我称董子哲学“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

　　胡适说对人生切要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这门学问就是哲学。我以为，真善美就是人生切要问题，哲学可以分为求真哲学，求善哲学和求美哲学。西方主流是求真的科学哲学，探讨宇宙本原，认为本原是物质性的，就是唯物论，如果是精神性的，就是唯心论。恩格斯认为唯物、唯心只能在宇宙本原上运用，否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中国许多哲学家，特别是主流派哲学家多不探讨宇宙本原，关注的主要是社会治理问题，是求善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主要议题是治与乱，仁政与暴政，王道与霸道，文明与野蛮，道义与功利，以及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监督诸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宇宙本原问题。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因此，中国哲学家少有唯物、唯心之分，给中国古代主流哲学家如孔子、孟子、董仲舒戴上唯心论帽子，是错误的，是张冠李戴。中国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被学者认为是辩证法理论家。董仲舒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五行循环相生相克是高于西方的辩证法。“有常辞，无通辞”，讲辞指之辨，义利之辨，提倡比较、联系地看问题。董仲舒辩证法思想极为突出，却因“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句话被定为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在日常生活中可是正确的适用的，而在中国却成了一种错误的代名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在中国被认为是错误的，以此观念对中国文化进行解读，产生许多误读，制造了诸多冤案。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的最后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统一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这是古今各国都一样的。统一的内容、程度是有差异的。在这里，董仲舒强调要统一到六艺、孔子之术，即儒学上，其他思想不能并进。后人概括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后人的绝对化的理解，只要儒术，消灭其他各家。在独尊儒术之前，司马谈讲了六家，到独尊儒术之后，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时，一家没少，还增加了几家。这说明罢黜并非消灭，独尊不是独存。于是，有人据此说，汉武帝没有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任用的官员也不全是儒生。非此即彼，如何研究复杂的社会问题？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可以看出来，他是尊黄老道家的。而司马迁写《史记》，将孔子列入《世家》，与诸侯并列。孔子的弟子有专门《列传》，连汉代儒者也专列《儒林列传》，而其他思想家均无此独尊的待遇。这一变化就在汉武帝时代。如果不是汉武帝独尊儒术，那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我在研究董仲舒哲学的四十年中，不断重新定性，改变评价。最初按学术界共同说法，定董仲舒哲学为唯心主义。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唯心主义是错误的，怎么会是精华？董仲舒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那为什么要编入《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我说董仲舒哲学是西汉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自然不被接受。经过一段读书、研究，认为董仲舒哲学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唯物主义的。又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思考，对哲学有了新认识，再次改变了对董学的定性，认为它是求善的政治哲学。最近，重新思考董学，从世界历史宏观视角，对董学进行综合性评议。

　　在两千年前的秦吞并六国，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废除导致分裂的封建制。这么一个强盛王朝，以法治国，不施仁义，不久便被人民所推翻，有力证明了孟子的说法：得民心者得天下。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又提倡道德教化，纠正了秦朝单纯以法治国的偏颇。董仲舒概况为“德教为主，刑罚为辅”。从此以后，两千多年中，中国一直实行这种制度，不再出现单纯法治的政治。

　　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是大一统论，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屈民而伸君”，就是要削弱地方政权，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才能防止分裂，平息战乱，让百姓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董仲舒又提出独尊儒术，也是为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理论。此后的中国，国家的统一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又以儒学为民族精神的主干，可以说，奠定了中华民族魂。汉代，特别是董仲舒为中华民族长期维持统一大国政治局面，以和为特点的文化传统绵延不断，持续丰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如果将中国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先秦为前期，汉唐为中期，宋元明清为后期。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前期，孔子创立儒学，是公认的大圣人。董仲舒独尊儒术，承上启下，起了关键的作用。班固在《汉书》中称董子为“为群儒首”，即头号是儒家，又称“为儒者宗”，即儒家崇拜的大师。在汉唐这个中期只有董子被史学家这么高度肯定。他代表这一时期最高水平，也可以称为圣人。过去，董仲舒故里群众称“董二圣”，指仅次于孔子，参加科举考试，先拜孔子，后拜董二圣。现在河北景县广川建起“董圣殿”，塑了董子圣像。从历史和社会现实来看，董仲舒已经被奉为圣人。后期最突出的儒家是朱熹。孔子、董仲舒、朱熹在中华文明史中并列为大圣人，大约一千年出一个这样的大圣人。

　　孔子生于乱世，朱子生于末世，只有董子生于盛世。董子在“对策”与《春秋繁露》中讲了很多盛世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对于我们现在都特别有借鉴意义。

（来源：凤凰网；作者：周桂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