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的政治理念一一兼论徐、牟政治理念之异同
新闻作者：颜炳罡 新闻时间：2014-04-13 23:35:12 阅读：次
颜炳罡
当代新儒家的中心问题是本内圣以解决新外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就是在肯定儒家内在精神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如何顺应儒家义理开出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归根到底这是传统儒家所谓的经世致用问题。在当代新儒家学派中对这一问题阐发最多者当推徐复观与牟
一、政治理念与政治实现的二重张力
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的得失利弊是近代中国学人的重要任务，也是当代新儒家的重要工作。反省过去，开辟未来是人类的永恒课题，没有对过去的反省就谈不上对未来的设计，所以反省过去恰恰是开辟未来的基础和前提。近百年来由于中华民族面对“三千年来有之变局”，反省过去，开出新局就显得尤为迫切。先进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非如此就不能解除民族的苦难，挽回亡国灭种的命运。自龚自珍、魏源始就开始了反省过去，开辟未来的工作。
龚自珍无情揭露封建专制的罪恶，尤其是它对人才的扼杀，认为只有天公不拘一格降下才相、才将、才史、才商、才工、才农，才能打破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挽回中国江河日下的衰局。但在如何开出中国政治的新局上，他也只能“药方只贩古时丹”。这表明他对解决中国的政治出路毫无办法。魏源虽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他认识到的夷之长技也不过是其坚船利炮而已。因而他未能触及中国社会内在政治结构这一关键性问题。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触及了这一问题，明确提出了“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的口号，并把博爱、自由、平等视为近代社会的根本精神。但康有为、严复走上两个极端:康有为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严复认为民主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从而限制了他们对中国政治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与考察。
五四时期乃至以后，学术界沿着康、严的学术路向继续发展，在一些激进的人士看来，中国的传统政治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名词，它与民主政治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百般称颂，认为它比西方的民主政治还要高明。前者是以中国传统政治的现实泯灭了中国人对理想政治的追求，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恰恰是中国黑暗政治现实的根本原因。后者则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掩盖了黑暗的政治现实。可以说二者都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与现实之间的二重张力。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政治或多或少地存有迷恋或憎恨的情感，在这种清感的支配下，不可能对中国传统政治作出客观的反省，而没有这种反省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设计就难免落空。
徐复观立足于儒家人文主义的立场，试图摆脱情感的纠葛，对中国传统政治作出客观的反省。他指出:“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不应该再是五四时代的武断的打倒，或是颟顸的拥护，而是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后面，以发现贯穿于历史之流的普遍而永恒的常道，并看出这种常道在过去历史的具体条件中所受到的限制。”[1]他所发现的贯穿于历史之流的常道就是儒家的德治主义和民本主义，但由于现实上的专制主义，从而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不足，使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乃至历史的常道与这些常道的具体落实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他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而儒家文化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最高原则是“德治主义”，而其努力实现的对象则是“民本主义”。他指出“德治主义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尊重，对人信赖”[2]。这种政治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以德相与的关系，而不是权力相加相迫的关系。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治者首先尽其在己之德，然后使人人各尽其秉彝之德。人人尽其德，即是人人相忘于德之中，以各养生而遂性，这是儒家政治的目的，也是儒家政治的极致。他认为这种政治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治者先尽其德，站在自己性分上作内圣的工夫。
“由内圣以至外王，只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推’的作用，亦即是扩而充之的作用”[3]。只要治者自己能在尽性中建中立极，老百姓就会风行草偃，以营造起一合理的生活。德治的基本用心是要从每一个人的内在之德去融合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既不用限制性的权力，也不用外在的法律。当然，权力的确有用，法律也的确有效，但以权力和法律维系的关系终会不牢。不仅不牢，而且还会限制人生的自由发展。针对西方文化强调权力和法律的作用的状况，徐复观指出，中国文化的精神比西方的文化精神高出一筹，也就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有落实到儒家的德治理想的层面，才会生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中国文化能救西方政治之所穷，为人类开出一文化新生命。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除法家外，都可以说是民本主义。所谓民本主义就是从理论上认定民是政治的主体，即“民为邦本”。在他看来，民本主义正与德治主义相表里。他指出在正统的儒家思想看来，“在人君上面的神，人君所凭藉的国，以及人君本身”，“都是为民而存在，都是以对于民的价值的表现，为各处价值的表现。可以说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4]他虽然高度评价了儒家的德治主义与民本主义，同时他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儒家的政治思想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是从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冶者的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求解决政治问题。这样，千言万语总不出君道、臣道、士大夫处世之道，虽然有不少精粹的政治思想，然而不能将其客观化出来，以成就真正的政治学。
（二）德治者由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由尽己之性以至尽人之性，都是一身德量之推。因之“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恭己正南面而已”的想法，在理论上固然可行得通，然而在事实上容有未许。将一人之道德，客观化于社会，使其成为政治设施，其间尚有一大曲折，而中国的德治思想将这一大曲折化约了。“政治的主体不立，即生民的人性不显，于是政治的推广感应，便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5]
(三)因政治主体未立，于是一方面仅靠统治者的道德的自觉，反感到天道难知，而对历史上的暴君污吏，多束手无策。纵使有圣君贤相，而社会上亦缺乏呼应力量，圣君贤相反感到孤单悬隔，负担太重，因之常常是力不从心。
(四)因政治的主体未立，于是政治的发动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会。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精力，都拘限在向朝廷求官做的一条单线上，而放弃了对社会各方面的应有的责任和努力。由于活动的范围狭隘，知识分子日趋于孤陋。同时由于知识分子的取舍之权操于上而不操于下，“士人与其守住自己的学术道德，不如首先窥伺上面的喜怒好恶，于是奔竞之风成，廉耻之道丧；结果，担负道统以立人极的儒家子孙，多成为世界知识分中最寡鲜耻的一部分。”[6]
以上四点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弊端，那么这四大弊端是如何造成的呢?他认为是由统治者权力的无限扩大造成的，亦即是说是由专制主义造成的。因而这些弊端也只有走上民主政治才能解决。因为封建专制从根本上颠倒了权原关系，正是“专制时代的‘权原’在皇帝，政治意见，应该向皇帝开陈。民主时代的‘权原’在人民，政治意见应该向社会申诉”[7]。事实上的权原在皇帝，也就是说政治的主体或实体是皇帝。从而与儒家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发生了冲突，导致了政治上的二重主体性。他说:“在中国过去，政治中存有一个基本的矛盾问题。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的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的对立。对立程度表现的大小，即形成历史上的治乱兴衰。”[8]君是主体，民的主体性就丧失了，民在政治上始终处于消极、被动地位，成为政治家“施”和“济”的对象，最终也未能由民本跳出一步成为民主。
二、政治的常数与变数:德治主义与民主政治的融合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矛盾只有落在民主政治上才能得到自然而然的解决，中国政治欲接上民主政治只有由民本跳出一步转而为民主，“只是把对于政治之‘德’，客观化出来，以凝结为人人可行的制度。”[10]才能在最终的意义上实现民主政治。中国的传统政治究竟是民主政治，抑或不是民主政治呢？如果不是民主政治，那么它又怎能客观化出来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它又怎样与民主政治相衔接呢?如果它是民主政治，那么又怎样解释上面论及的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缺陷呢?在这里，徐复观非常赞成牟宗三对这一问题的解释。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有治权的民主，而没有政权的民主，只有内容意义上的民主，而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主。正因中国没有政道的民主，从而使治道的民主也没有保障，因而中国必须向政权的民主转进。徐复观认为牟宗三对这一问题“陈义甚详，论证精确”其论断实可成为这一问题的定论，解决了这一问题的许多纠葛。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尤其是儒家的政治虽有民主主义的精神因素，但它毕竟未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与坦途，民主政治才是中国政治的理想追求。
徐复观认为民主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由于发现了这种生活方式，于是个体与群体得以融合，肯定与否定得以统一，才能“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种生活方式的内在精神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但儒家的“忠恕”之道始终停留在道德上，未能在政治上发挥实际的效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不是根发于忠恕之道，它是以“我的自觉”为发端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民主政治是通过对统治者的斗争取得的。他说:“争取个人权力，划定个人权力，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的行使，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一义；在划定权力之后，对个人以外者尽相对的义务，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二义。”[11]
在
徐复观认为，儒家的德治主义虽然比西方的民主主义更为根本，但它却不能解决中国今日的政治困局。因为儒家思想不能从根本上
徐复观认为民主政治建设应当是政治的内容和政治的形式共建，而中国首先应当建立起民主政治的形式。所谓民主政治的内容是指对国家各种政治问题所作的主张，所谓政治的形式是指对于实行政治主张所采取的方法。他认为民主的国家其政治的形式早已建立起来，因而它们只需谈具体的政治主张，而不必谈实行这些主张的具体方法。而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正处于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时期，国民党主观虽未明确地主张独裁，但客观上亦未真正走向民主。所以他认为中国应首先建立起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来发挥各人的政治主张。他把前者又称为“体”，将后者又称为“用”；有时他又称前者为“政治的常数”，后者为“政治的变数”。“变数运用于常数之内，以常御变，以变适常，使政治的运行，如昼夜之迭兴，如日月之代明，而始终不失其序，这才可称为树立了建国的规模。”[14]他既反对那种空谈民主而无视政治具体主张之辈，也反对那种只谈政治的具体主张，而无视政治形式的短视之徒，认为两者都有所偏，都有所蔽，即都没有搞清政治内容与政治形式的内在联系。
毫无疑问，徐复观是一位当代儒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儒家的道德理性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其民主主义的精神支柱。在政治上他追求儒家德治主义与西方民主义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他一方面是将传统儒家中与民主政治相沟通的东西疏导出来，使其为当代民主建设服务；另一方面他借助西方民主的政治形式对儒家的德治主义实行根本性的改造。但他对自由主义精神与儒家精神的关系缺少详尽论述，他有时认为儒家精神的复活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更高依据，有时又认为自由主义才是民主政治的精神基础，这里的更高是否是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的不可得知。从逻辑上推断，
三、徐、牟政治理念之异同
徐复观与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的两位巨匠，二人都出自乡村，来自农民，但牟先生一生未曾偏离学术生涯，而
徐、牟二人都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德治主义，也都为儒家的德治理想活转于现代而努力。但
徐、牟都认为儒家的德治主义在境界上高于西方的民主政治，然则它毕竟没有使中国走向近代民主。他们都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冷静地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不足，揭示中国未走上民主政治的根源。他们在分析中国文化的不足上，不仅基本观点十分相似，而且其基本用语都有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大不足是政治的主体未立，中国缺少了人民的政治自觉这一环，他们都认为传统儒家只从治者一面想，使治者负担过重。不过牟先生更注意到从中国社会制度上，从中国政治形式的根源上寻求中国未走上民主政治的原因。他认为由于儒家的“天与”、“天荐”之公缺乏制度上的保证，结果形成了世代相袭的“家天下”的局面，由于缺乏客观化的法治，使圣君贤相之治无法传承下来，结果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中国之所以未走上近代民主政治，是因为在中国文化精神里只有理性之运用表现，而缺乏理性之架构表现；只有理性之内容表现，而缺少了理性之外延表现。
在如何走上民主政治上，徐、牟也有不同之处。
当然，徐、牟的不同之处甚多，如在当代新儒家阵营中，
注释:
[1][2][3][4][5][6][7][8][10][11][12][13][14]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第48、49、50、51、56、56、102、104、16、53、53、59-60、32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4月再版。
[9] 同上书，《港版自序》。
（《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