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沂：世界文明转型与中华文明复兴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18 21:43:53 阅读：次
一、从雅斯贝斯的历史观看四次文明转型
“轴心期”这个概念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提出了以后，虽然争议不断，但至今魅力不减。笔者认为，雅氏对世界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对我们今天研究文明转型来说，仍然极具启发意义。
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斯贝斯提出“人类看来好像从新的基础起步了四次”。第一次始于人类刚刚诞生的史前时代，也就是普罗米修斯时代；第二次始于古代文明的建立；第三次始于轴心期；第四次始于科技时代，我们正在亲身体验这个阶段[1]。
这四个时期的本质特征各是什么呢？雅斯贝斯认为，第一个时期的标志是语言、工具的产生和火的使用[2]。第二个时期的表征是文字和文献、建筑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国家组织、艺术品。“然而，这些文明缺乏奠立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3]。第三个时期，即公元前800年到200年间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不约而同发生的轴心文明，是一种“精神过程”[4]。“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这一切皆由反思产生。”[5]“它与人性的整个有意识的思想方面的精神的历史发展有关。从古代文明产生起，这三个具有独特性的地区就在基督降生前的1000年中，产生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成果。”[6]第四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全新全异的因素，就是现代欧洲的科学和技术”[7]。
意味深长的是，结合这个线索，雅氏又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认为“我们视线内的这个人类历史如同进行了两次大呼吸”：“第一次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第二次与新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一起开始，它将通过与古代文明的规划和组织类似的建设，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8]
显而易见，在雅斯贝斯看来，人类将进入第二个轴心期，从而“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那么第二个轴心期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雅氏曾经将人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作了符号性的总结：“‘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9]这就是说，和第一个轴心期一样，第二个轴心期的实质仍然是一种“精神过程”。
也许人们会问，现代文化已经空前繁荣，难道还算不上新的轴心期吗？对此，雅斯贝斯早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时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这整幅画面给我们的印象是，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10]“如果我们寻求一个我们时代的类似物，我们发现它不是轴心期，而更象是另一个技术时代——发明工具和使用火的时代，对这一时代我们完全不了解。”[11]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在雅斯贝斯眼中，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本质特征是精神创造。
综合人类历史的四期说和“两次大呼吸”说，可以得知，整个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为五个大的时代，即史前时代、古代文明时代、轴心时代、科技时代和第二个轴心时代。
窃以为，在这整个过程，又包含四次大的文明转型。第一次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或者说由史前时代进入古代文明时代；第二次是由古代文明进入轴心文明；第三次是由轴心文明进入科技文明，第四次是由科技文明进入第二个轴心文明。就其性质而言，第一次和第三次为“工具的突破”，第二次和第四次为“精神的突破”。其中，第一次是“工具”本身的革命，由史前时代语言、工具、火之类的低级“工具”，上升到古代文明时代文字、金属工具、国家之类的高级“工具”。其后，便是“工具的突破”和“精神的突破”交替进行。“工具”和“精神”就像人类文明的两极，当历史的车轮驶向其中一极并达到顶点以后，便调转车头，驶向另一极；当达到这一极的顶点以后，又会重新调转车头，驶向对面。这个情形，犹如周敦颐笔下的太极图：“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太极图说》）就像动与静、阴与阳两极一样，作为人类文化两极的工具文化和精神文化，也是相互促进，相互派生的。
难道历史只是机械地重蹈覆辙吗？当然不是！每一次突破都使人类文明上升到一个新台阶，都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质的整体呈现。
另外，我们用工具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对概念来表达人类文化的两极，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文化对人类的意义是旗鼓相当、地位平等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孟子对人的本质曾有深刻的揭示：“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作为“耳目之官的“小体”就是生理需要、物质享受，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而作为“心之官”的“大体”是精神寄托、价值诉求，是只有人才具有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依此，我们可以说工具文化所满足的主要是作为“耳目之官”的“小体”，即生理需要、物质享受，而精神文化所满足的主要是作为“心之官”的“大体”，即精神寄托、价值诉求。换言之，精神文化是人的高级需要，工具文化是人的低级需要，或者说精神文化是人的目标，工具文化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雅斯贝斯把“不朽的精神王国”作为人类的最终目标了。
原来，我们所处的科技时代的主题不过是工具文化。沉浸于此，为物所役，人们早已失去目标，无家可归了。所以，发现自我，重返久违的精神家园，乃当务之急，也是第四次文明转型即由科技文明进入第二个轴心文明的根本任务。
二、从现代化、全球化趋势看文明的整合
雅斯贝斯指出：“第二次呼吸与第一次呼吸的本质区别是：第二次呼吸是人类整体进行的，而第一次呼吸却好像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吸。”[12]就是说，“第一次呼吸”，即从史前时代经过古代文明到轴心文明，是各文明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而“第二次呼吸”，即由科技文明到第二个轴心文明是在全球一体化中进行的。我们知道，全球化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这样，为了更好地探索这次文明转型的态势，我们不得不考察一下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基本趋势。
过去，我们一提现代化，就是四个现代化，好像现代化就是物质文化的高度发达。在我看来，所谓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科技与经济等等物质文化领域的事情，而是由科技革命引起的整个文化系统的调整与转型过程。新的科学技术好像现代化的酵母，在旧的文化系统内部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的变动、调整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动，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也就是说，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再生了、复兴了。因而，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是血肉相连、难舍难分的。鉴于此，我将现代化归结为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的过程。
从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是如何展开的呢？从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第二阶段为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为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第四阶段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就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已为世人所共睹，但其他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仅仅初露端倪，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从文化的构成层面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物质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第二阶段为制度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第三阶段为精神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就难易程度而言，第一阶段最为容易，第二阶段次之，而第三阶段由于涉及到各种文明的价值观，所以殊为艰难。以中国为例，洋务运动相当于第一阶段，戊戌变法至今相当于第二阶段。至于第三阶段，不但中国尚未开始，而且其他文明亦未展开。这样在现代世界就出现了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的现象。
这里所说的现代价值或普世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形成的，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并为现代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其核心部分，主要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可称之为现代主流价值。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传统价值或民族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能体现民族意识的，并为民族成员所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其核心部分，主要是能够代表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文化形式，可称之为民族主体价值。不难发现，现代主流价值大致可以归为制度文化层面，而民族主体价值则属于精神文化层面。
以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西方为例，新的现代主流价值观形成后，旧的民族主体价值是否就被抛弃了呢？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基督教作为西方的民族主体价值，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遭到猛烈的批判，但它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而至今仍然是西方的民族主体价值。它同新的价值观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的基本价值体系。
曾经发生于西方的这一幕，正在其他文明中上演。也就是说，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的二元化，或者说现代主流价值和民族主体价值并行的趋势正在形成和发展。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区分“西方之于西方的东西”和“西方之于现代化的东西”。他通过对世界各地现代化进程的考察发现，许多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只接受了“西方之于现代化的东西”，而没有接受“西方之于西方的东西”。他指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3]
这其实是各个文明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反应。对于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来说，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吸收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那些西方化的东西。许多现代化国家将自由、平等、民主作为主流价值和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其吸收西方现代性的明证。至于这些文明的根本价值，将仍然是民族的。就是说，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普世价值和民族价值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价值或普世价值是推动全球化浪潮的动力，而传统价值或民族价值则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标识。
这种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的现象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呢？现在的世界局势似乎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肯定的答复。但我以为，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仍然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体价值会跨出各自的藩篱，像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一样，由地区性文明转化为普世性文明。
这样，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大文明无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得到充分的交融，从而形成全面的普世的现代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管在哪个文化层面上，这种交融都是相互的、双向的，尽管到目前为止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主要还表现为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上西方文明单向地向其他文明传播。
所以，整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其实是文明整合的过程。经过文明整合所形成的普世文明，将是一个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世界，其情形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天下一体化。中国古代的天下一体化虽然导致了地方性的衰减，例如有许多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融进了华夏族、汉族及其文化，从而失去了其主体性，但并没有完全泯灭各地区的文化个性和特质。秦统一后，虽然历代统治者们喜欢推行一元文化的政策，如秦朝推行源于秦晋的法家文化，汉初推行源于荆楚的黄老之学，而汉武帝时又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国策，但总的说来，先秦时期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还是延续下来。直到今日，中国各地文化和方言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其差异之大，恐怕不亚于与中国面积相当的欧洲诸国。
不仅如此，未来的普世文明将比中国古代的天下一体化文明更加丰富多彩。早期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而华夏文明最为发达。古代中国的天下一体化基本上是主体文明华夏文明、汉族文明和中华文明向其他民族传播的过程，亦即由核心区向周边区传播的过程，因而其主流是单向的。但目前的全球化与此完全不同。世界各大文明，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壮大的，它们发源于不同的地区，形成于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都具有很高的发展水平，这就决定了它们将更加风格鲜明地存在于普世文明。
但这并不是说各种文明在任何领域都是平分秋色的。在中国古代天下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地区在保持其地方文化特色的同时，这些地方文化也进入了公共领域。勿庸置疑，诸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原本为地区性的文化现象，早已为中国人所普遍接受，并共同汇成中国文化的巨流。它们分别在社会伦理、政治、人生、文学艺术等领域各显其能，相映成趣。同样的道理，世界各大文明系统各在不同的领域作出卓越的贡献，在普世文明中，它们的优势将在相应的领域大显身手。就中西两大文明的特点看，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文化将独领风骚，而在物质文化领域则西方文化独占鳌头，至于制度层面，则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各有千秋。
三、从第二个轴心期的精神方向看中华文明复兴之路
至此，第二个轴心时代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们已经知道，第二个轴心文明的特质是精神创造。但这种精神创造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要在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提升和创造。我们所说的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主要是第一个轴心文明的成果，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因而，第二个轴心文明的大致方向是中国、印度和西方的精神文化成果的融会贯通与创造发展。
这三个轴心文明的本质特征虽然都是一种“精神过程”，但各自的“精神过程”又有自己的风格，甚至在不同的精神文化领域各有所长，这也意味着它们在第二个轴心文明的相应领域中拥有显赫地位。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精神文化，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审美、二是道德，三是信仰。不难发现，中国、印度和西方在这三个方面可谓大异其趣，各呈异彩。
在这三个方面中，信仰居核心的、主导的地位，它决定着精神文化的基本风格和大体方向。无疑，信仰也将成为第二个轴心文明的灵魂与核心。
作为终极关怀，信仰可以分为宗教信仰或非理性信仰、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两种基本类型。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信仰为宗教，故其终极价值是宗教性的和非理性的，如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印度文明中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文明中的伊斯兰教等；而中国人的信仰则宗教、人文并行，尤以人文信仰为主，故其终极价值为宗教性和人文性并行，非理性与理性齐驱，而尤以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为主。
勿庸讳言，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宗教虽然仍然代表着一些文明的民族主体价值，但已经受到科学的严重挑战，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基督教的否定尤为彻底。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犹如明日黄花，再也不能重现前现代时期的风采。
人是精神的动物，而信仰又是精神的核心，所以人不可一日无信仰。宗教式微了，价值崩溃了，信仰缺失了……。怎么办？出路就在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这就是第二个轴心文明的精神方向！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之繁荣昌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望尘莫及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要比其他民族丰富得多，我归之于五个组成部分：华教、儒、道、释以及文学艺术。
古代中国的主体宗教，既不是道教和佛教，也不是所谓儒教，而是另一种宗教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上天崇拜、民族始祖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自然崇拜、社会习俗、传统节日等。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正宗大教，所以我称之为“华教”。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华教就已经形成了。自夏商周至元明清，它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在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作为国教的华教和作为官学的儒学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最重要的部分。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形成就晚得多了，时当殷周之际。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终于发现“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甚至“天不可信”。至于夏、殷两代的废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原来，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摒弃天命，注重人事，显然是对传统宗教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批判，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不过，在这同时，文化精英们又巧妙地将这些人文主义成果纳入宗教的体系之中。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主张“以德配天”。在这里，天仍然是人格神，只不过能够根据人的德行扬善罚恶而已。另外，周公还制定了一整套祭祀礼仪制度，用人文主义成果来强化宗法性传统宗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在周初以后的思想界，宗教和人文主义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宗教和人文主义一体两面，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由于历史渊源等原因，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和宗教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说，这种人文主义含有宗教的因素和性质，这种宗教也含有人文主义的因素和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宗教可以称为“人文主义宗教”，这种人文主义也可称为“宗教人文主义”。依此，我们可以把华教、道教和佛教看作人文主义宗教，而把儒家、道家和文学艺术看作宗教人文主义。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类思想意识的提高，中国精神文化中的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因素，将成为未来普世文明中精神信仰的增长点。虽然作为了非理性的信仰，宗教还会长期存在，但历史将会证明，在信仰领域，宗教的或非理性的信仰会越来越弱，而人文的或理性的信仰却会越来越强，最终成为第二个轴心文明的主流。
如果我们承认像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样，精神创造是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本质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言，以人文信仰见长并具有丰厚相关资源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将开启第二个轴心时代！
注释
[1]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3页。
[2]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32页。
[3]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55页。
[4]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7页。
[5]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8-9页。
[6]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22页。
[7]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95页。
[8]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33页。
[9]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34页。
[10]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12页。
[11]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13页。
[12]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33页。
[1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1页。
原载《人民论坛》2011年1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