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发源于孔子诞生地尼山脚下、由一群“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的学者义务到农村讲授传统美德而演发的“乡村儒学现象”，在古老的齐鲁大地已洋洋乎蔚为大观。山东省尼山书院与光明日报国学版共同推出“乡村儒学”专栏，旨在深入探讨乡村儒学建设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乡村儒学活动健康顺利发展。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积极献言献策，为促进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心力。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山东省尼山书院理事长 徐向红
壹
主持人（山东省尼山书院常务理事王炳春、《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山东乡村儒学座谈会长篇纪要“乡村儒学：重建温情的乡土中国”在《光明日报》国学版（2014年7月8日第16版）发表后，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为深入探讨乡村儒学和乡土文明重建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山东省尼山书院与光明日报国学版从今天起共同推出一个专栏：乡村儒学。首先请梁培宽先生以第一嘉宾的身份，为我们的开栏访谈发言。
梁培宽（梁漱溟先生长子）：今天我准备把先父梁漱溟1933年的一次谈话介绍给各位。已经是81年前的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初建头两年，当时邹平的老乡看到这么多外乡人都跑到邹平县来，听说是搞什么乡村建设。什么是乡村建设？这些外乡人究竟想怎么搞？有许多问号，搞不清楚。先父就在1933年的夏天，利用暑假把全县的农村小学的老师全请到县里来，住上四五天，举办了一个活动。当时的邹平最高学府也就是县里面的一个小学。这些农村小学的老师在当时来说，是县里面很重要的一批知识分子。我父亲想通过他们的了解，把乡村建设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带给老乡。
这个讲话在今天介绍给大家还是比较合适的。题目是“乡村建设大意”，是一个很长篇的讲话，讲话的记录已经整理成书，也收在《梁漱溟全集》里面了。
他说现在中华文化遇到了大困难，到了崩溃的边缘，解决之道在转变，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才有出路。我们这些人来到邹平就是为了这件事。
什么是文化？浅显地说，文化就是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近几十年来我们过日子的旧办法越来越不适应新变化，看来需要改变旧办法，换成新办法。怎么换？将西方的一套移植到中国？这个行不通，因为中国有自己演变而来的数千年的历史背景，要变成一个纯西方方式的近代国家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文化。当然他不再是原来的旧东西，也不是另外一个新东西，而只能从旧东西里面转变而来的新东西、新文化。
他用一棵古老大树来做比喻。这棵古老的大树就是中国的旧文化，这棵大树叶子不断脱落，枝条也死了很多，树干也伤痕累累，只有树根幸好还比较完好，这就是那古老中国文化的根。这个根如果注意浇水、施肥，注意养护，他还会发出新的芽，生成新的枝条，最后可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中国古老文化这棵大树，他的根有有形的一面，那就是中国的乡村，乡村如何，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这个根还有无形的一面，那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真有道理的老道理。他说：这是中国文化无形的根。历次批孔浪潮中这老道理总是被否定、被怀疑、被排斥，破坏得不成样子。可开创一个新文化还是离不开这个老道理这个根。简单地说，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这就是乡村建设。
可是，只靠老道理还创造不出新文化，我们须正视中国旧文化之所短，吸收西方文化之所长，以补其不足。中国旧文化第一个短处是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我们必须奋起直追。第二，中国的旧文化所短就是缺乏团体组织。几千年来中国人一向家庭、家族生活偏胜，故无团体观念和习惯；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与此有关。因为没有组织团体，对外敌的入侵无抵抗之力，对内则不知民主为何物；无民主制度之建立。“五四”启蒙，使我们认识了科学与民主这两个中国走向富强不可或缺的重要东西。乡村建设工作当然也要将其吸收，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乡建工作要下功夫引入科学技术，同时要开展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还要培养人们团体生活的习惯，就是民主政治的生活习惯。为建立民主法治打下坚实的基础，这都是开创新文化的内容。粗略地说，先父所主张的乡村建设的内容与意义大体如此。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把《乡村建设大意》这本书找来看一看，当然会比我讲得更多、更详细，大家可以参考。现在我想提出几点，请各位注意：
第一，先父所提倡的乡村建设。作为中国民族自救之路，也就是救国之路，而并非是只为了农村着想，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但过去和今天，还往往被大家误认为仅仅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套办法。
第二，先父提出来的一套办法距今已经八十年了。八十年来中国的变化非常大，情况跟过去大不相同。所以今天如何有选择地吸取其中可参考的部分，有待研究。
第三，更希望大家注意，先父的全部乡建主张中对中国的旧文化，对传承了数千年的真有道理的老道理给予极大的关注。希望人们要善待他，不要无情地排斥他、破坏他。而要有许多研究者所倡导的，对这些老道理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善待他，研究他，发扬他。这是他乡建主张的特点。
今天这个座谈会的主题是乡村儒学与乡村建设，把二者并提来讨论，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倡导在乡建工作中，对中国的老道理给予足够的“了解之同情”，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既传承发扬了老道理，又推进了乡村工作，使农村有了新面貌。谢谢大家！
贰
主持人：刚才梁培宽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当年是将乡村建设作为中华民族自救的途径进行探索的。他认为乡土文明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特色，中国的文化重构和社会转型必须从乡村开始。那么，今天，我们自然要问，乡村儒学和传统文化是怎样的关系，在文明重建和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具有怎样的意义？下面有请赵法生研究员。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从2012年底开始，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织志愿者在圣水峪镇开始了乡村儒学建设的实验。目前，乡村儒学活动已经开展了一年零八个月，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有关乡村儒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仍然需要总结，这对于推动此这一事业的深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梁漱溟八十多年前就已经指出，乡村问题的根子是文化失调和伦理破坏，乡村建设要从重建乡村礼俗开始。这一对于乡村问题的基本判断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梁先生对乡村问题的独到见解基于他对于中国文化特性的深入把握。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伦理本位就是伦理情谊本位，就是文化本位。传统乡村的人生有一套信仰体系或者说价值体系，以敬天法祖为精神寄托，以仁、爱、忠、恕、礼、义、廉、耻为做人信条，以上人生价值赋予了乡村人生活的意义，构成了乡村自治的精神基础。梁漱溟认为乡村的这套文化系统近代以来一直处于破坏和瓦解之中，这是乡村凋敝的关键。与梁先生所处时代比较，儒家文化的传播体系在今天已经破坏殆尽，乡村已经成了真正的文化沙漠。价值真空使乡下人的生命失去了意义，人生没有了方向，人际关系因为失去伦常而紊乱，这是目前乡村社会的最大问题之所在。
乡村的问题不仅仅是价值真空，更有人才流失、环境污染和治理紊乱等多种难题，但这一切问题都与乡村的文化问题密不可分，比如农村老人自杀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以及近来频发的乡村刑事案件，这些案件多与家庭伦理失范有关，表明乡村文化与价值重建的紧迫性。但是，乡村价值的重建无法重复历史的老路，在乡村宗法体系和乡绅为主导的自治体系式微之后，乡村文明的重建需要另辟新路。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开始了乡村儒学实验，目的是要重建在乡村的儒家教化体系，但是，这个教化体系的功能并不仅限于乡村，它在城市社区同样有效。依据我们的经验，在城市推广儒学的难度要远远小于乡村。从本质上讲，儒学只有一个，它是不分城乡的。儒学主要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命精神，这个是不分城乡的，仁义礼智信不分城乡的，君子风范也无分于城乡。儒家教化体系一旦形成，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广到城市。那么，为什么要在乡村率先进行乡村儒学的实验呢？
首先，因为农村的需求最为迫切，调查中所看到的乡村的伦理现状和老人与孩子们的处境，让我们感到重建乡村的文化生态刻不容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是孔子的人道理想，这一理想在乡村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其次，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儒教文化最重视人伦情谊，将孝悌作为培养仁爱的出发点。乡村数千来年形成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风尚，人也相对朴实厚道，既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又具有复兴儒家教化的优良条件和深厚土壤。现代新儒家有返本开新之说，乡村文明是儒家文化的根本所系，因此，儒家文化的当代复兴应该首先从这里开始。我们在从事乡村儒学的过程中，对于乡村民众伦理情谊重，人生向上之心强的特征也深有体会，我们年底评选好媳妇并让她们佩戴红花上台领奖，一位老大娘就哀叹可惜自己只有两个女儿，没法参加好媳妇评选；我们经常让村民上台诵读《弟子规》，一位小学生便回家教他妈妈识字，说人家的妈妈都能上台背几句，自己的妈妈却因为不识字而不能背，他感到没有面子。这种爱面子其实是一种上进心，体现了梁漱溟说的人生向上的意愿，是教化发挥效力的重要前提。
乡村儒学实验的目的在于在建立一套适合于现代条件的儒学传播系统，这一系统以专业化、固定化、常态化、生活化为基本特征。我们将儒学思想变成村民喜欢的课程，再将课程拓展为村民喜闻乐见的系列文化活动。通过课程和文化活动，将儒家思想变成村民的人生信仰，再变成礼乐化的生活方式。这一体系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建讲堂。建立固定的乡村儒学讲堂，形成常态化、定期化的讲堂制度。讲堂是乡村儒学的依托与核心，它首先是个儒家学堂，也是乡村急需的公共文化空间，它在一定意义上又取代了传统乡村的祠堂功能，起着安身立命的作用。儒学讲堂的建立将是儒学开始在乡村复活的标志，它将终结乡村失魂丧魄的状态，重新为乡村注入灵魂。
第二，行孝悌。孝悌为仁之本，乡村儒学讲堂开始的话题主要围绕着孝道进行，讲解父母的恩德，行孝的好处，使村民知孝、重孝、行孝。村庄的文化氛围的营造也紧扣孝道主题，对于孝道模范给予奖励，唤醒村民的孝亲敬老之情。来听课的孩子们都有要行孝的作业，在他们心中播下孝的种子。
第三，读经典。儒学课堂以讲授浅显易懂的儒学经典为主，如《弟子规》《三字经》等，通过生动活泼的讲解，使得村民明白修身做人的道理并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第四，习礼乐。请礼仪专家来给老百姓讲授和演示一些儒家礼仪，比如成童礼、开笔礼、冠礼、婚礼等，并在课堂上教导乡亲们行礼如仪。乡村儒学听众要向至圣先师孔子行四鞠躬礼，再向讲课老师行二鞠躬礼，青少年还要给在座的长辈们行敬长礼，同时教唱《跪羊图》等孝道歌曲。孔子故里的礼让之风就在这些生活化的礼仪熏陶之中逐渐归来。
第五，立乡约。目前乡规民约多是村里单方面提出的对于村民的强制性要求，失去了儒家乡约“齐之以礼”的精神而变成了单纯的“齐之以刑”，村民不感兴趣。我们在试点村的道德重建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开始了乡约试点，其内容主要包括孝道、齐家、睦邻、公益、环卫、持戒、权利等内容，充分体现古代乡约中“道之以德”的精神，将乡约变成村民砥砺道德和人生向上的手段。
第六，救孤寡。给村里困难老人发放了生活补助，帮助失学儿童重新入学，请城里的大夫下乡义诊。这些活动拉近了我们和农民的距离，也提高了他们参加乡村儒学讲堂的积极性。
第七，营氛围。在村里设立了传统文化宣传栏，墙壁上写上了修身齐家的格言。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定时播放《弟子规》与音乐光盘，使村子浸透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
乡村儒学能否真正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将其变成乡村内生性、自发性的教化活动，为此，必须实现由学者主导向村民主导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乡村儒学建设的成败，也是乡村儒学今后努力的重点所在。
叁
主持人：为了能够全面深刻地认识乡村儒学现象，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社会学学者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很想知道，在社会学的视野里，乡村儒学有着怎样的发展前景。
李远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我做的研究是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和解释乡村，有人称之为农村社会学或者乡村社会学。社会转型是我们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被用得很烂，但又确实是一个很有解释力的概念。关于乡村儒学，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儒学在乡村有没有？如果有，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着？社会学学科主要是从两个层面入手，一个是社会结构，还有一个是社会行动。
儒学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曲折的，有高、有低？我的解释是，儒学兴衰是与社会结构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契合的。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有其社会结构基础。这个社会结构基础是建立在小国寡民基础上的。所谓小国寡民，我给学生讲的时候经常用四句话概括，就是家庭之外无伦理，村落之外无道德，地方之外无文化，江湖之外无义气。伦理的东西是在家里面培育出来的，而家是村落共同体有机构成的基本单位。中国家的观念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同系血脉的五服以内都是家，孔子当年创立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其实就是建立在家这个基础上的。伦理和道德只有在家或共同体的范围内才真正发挥作用，在一个熟人社会之外的伦理道德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家或共同体是儒家学说的社会结构基础。
秦始皇为什么坑儒？因为当时他建立的秦王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这个帝国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家的认同，也不是地方的文化认同，而是国家认同。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等这些方法措施是为了超越家和地方社会的需要。儒学赖以存附的那种小国寡民的共同体结构基础没有了，所以秦始皇坑儒，所以他反儒。
明清的时候为什么又尊儒？明清时期儒学能得以复兴还是和那时候的社会结构有关系。明清时期形成了非常典型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系统和以村落共同体为中心的双中心结构，国家统治和乡村自治都很强。儒学获得了新的生长点。国家与乡村共同体之间需要连接的纽带。这方面，朱熹做得比较好，做乡约的时候，将伦理道德、文化价值、规范等，在村落共同体与国家之间做了有效的连接。
中国近代化为什么要反儒？这与清王朝衰落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又有关联。中国近代化属于受外来刺激引发的被动反应，其主要受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化双重力量驱动。而这两股力量都与地方社区共同体相冲突，所以在观念和行动层面出现反儒、反传统，在社会结构层面导致社区解体。
以上是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儒学兴衰史的简要解释。
在“礼乐崩坏”的情况下出现儒学，反映了对有序社会重建的努力。而当下，有些情况比那时候更严重，这个大家都有共识。但是伦理、道德、文化需要社会结构基础，需要有母体来承载他。
我非常尊敬尼山书院做义工的老师和同行，把梁漱溟先生当年的身体力行作为志愿者这样一种传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加以充分发挥。儒学复兴通过一般的宣传是行不通的，必须身体力行。我觉得梁先生不仅仅是最后的一个儒家，更是最后的一个绅士。因为儒家是一个思想者，绅士是行动者。绅士的思想是儒家的，但是绅士可以把思想付诸行动。
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这两天看到尼山圣源书院开展的乡村儒学教育活动很受感动。感动的时候就思考：这样的好事情能否推广，能否持续，这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对此我有三点思考。
第一个思考是，我相信儒学的心理基础还没有改变。昨天我们说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崩溃，并且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很早。但是我相信有一种东西并没有崩溃，这就是人性。人性善恶是一回事，人性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另一回事。儒学在孔子的学说里非常依赖自由心证，讲究平心而论，相信人的心性可以自作裁判。如果这样一个假设出了问题，今天搞这个乡村儒学，它的前途也要另当别论了。我比较相信，人性其实没有变化，尤其是人性有善，这一点没有变化。为什么读《弟子规》时觉得很有道理？其实它里面也没有解释和论证，但是你读完之后就觉得有道理。尽管社会在变，价值观也在变，但是最根本的东西是不是变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判断的一个事情。由于这个变没变是无从验证的，所以我说的是“我相信”它没有变。
第二个思考是，今天讲儒学首先要看到儒学的现代性。现代儒学深深地植根于我们交往方式的变革之中。就乡村儒学来说，这个交往方式的变革，第一是私人生活的公共化。传统社会，家的功能是很全面的。人的生产、教育、医疗、养老、交往，什么都有。而今天这些东西都已经社会化了。原来的家庭很大，亲戚关系发达，现在不一样。现在核心家庭一家三口在一起交往都有问题。应该有一种社会化的方式来承担这样一种生活当中的交往。第二是公共生活的祛魅。原来乡村里面也有很多公共的交往，公共交往都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信仰有关系，比如说跟宗教和各种民间信仰有关系，那么今天来看，其实这种公共事务要由世俗化的方式来展开，满足人的各种欲望。
这两种背景下我们看乡村儒学的建设，我觉得儒学建设的实践跟农民唱歌跳舞各种自发文娱活动的方式都有内在的共性，它们在功能上都承担着、展现这样一种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内含着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呈现私人生活的公共化和公共生活的祛魅化。我们要改变一种印象，一想到乡村儒学就马上想到在一个房间里，我觉得这个不好。我们不能把儒学变成室内的东西，如果是“室内儒学”肯定不行，基督教就不只是在室内的。不能走到室外就接受不到足够的阳光雨露的滋润。
第三个思考，我强调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乡村建设从哪里入手，毛主席和梁漱溟先生都有深论。毛主席有全球化的视野，从中国与西方、与世界的关系，从中国化、城市化的大脉络，来推行出自上而下的方式，这种方式就强调了组织建设的路径。梁先生其实不同，他强调中国文化自己的脉络，强调按照人自然的性情来建立组织。毛主席和梁先生两人坚持了两种不同的切入点。到底是从组织建设入手还是文化建设入手，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我的想法是什么？肯定两方面都要，没有无组织的文化，也没有无文化的组织。它们确实是两种不同的路径，要看到这个差别。但是这两种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经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路。
我们应该特别反思一下组织建设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要放在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和心理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组织建设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乡村建设何以可能。
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中，还有一点特别重要：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山东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看出来，国家的组织结构是非常强大的。讲师给群众在教室内讲课的时候，墙上挂的，外面村宣传栏里面到处都是标语，还有好媳妇评比、老人的赡养情况，甚至具体到老人住什么房穿什么衣，这都是国家的组织。那么我们儒学教师在干什么？我们是把国家干的事情以及老百姓内心的需求进行一种话语的表达，我们是和政府做配合，如果没有政府做这个事情可能就做不好。山东的这个做法里面，我们的群众、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政府应该干什么，这恐怕是我们观察山东的乡村儒学实践时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这个关系梳理好了，乡村建设才能持续，如果处理不好很难再做下去。我期待山东的探讨在处理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群众的关系上，能够给全国提供一些经验和启发。最后祝乡村儒学能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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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1893—1988年），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开创性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彭翼仲以及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中华文化的价值与意义给予高度肯定。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山东的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社会改造运动肇始于1931年，由梁漱溟先生发动并指导。由邹平一个实验县继而扩大到菏泽、济宁等鲁西南二十多个县，成为全国三大乡村建设中心之一。该运动是从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1931年3月，山东省政府拨款10万元设立筹备处，任命梁仲华、孙则让为山东乡村建设院正、副院长，“直隶于山东省政府”。经省政务会议研究，通过研究院组织大纲及学则课程。根据大纲要求，邹平县因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基本为中等偏下的农业经济、人口数量为16万的三等县份等原因，遂被划为乡建实验区。经过3个月的筹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6月16日在邹平县正式开办。研究院的主要职责，一是“研究乡村自治及乡村建设问题”，二是“培养乡村自治和乡村服务人才”，三是“指导本省乡村建设工作”。
邹平实验县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县政改革。内容包括县政机构改革、连署办公、会议制度，其核心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乡学和村学，以此作为构建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第二，乡村教育。主要是实施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由乡农学校发展而来的乡学、村学完成。第三，发展合作组织。1932年9月30日，邹平组织成立了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1933年7月后，乡村建设进入高潮后，梁漱溟仍把组织合作社作为邹平实验的主要任务，为此成立了以自己为委员长的“邹平实验县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宏伟的“五年计划”。该计划虽未全面实现，却有力地推动了邹平合作事业的发展，成为乡村建设最有成绩的活动之一。到1936年底，邹平合作社有棉花运销、蚕业、林业、信用、庄仓、购买等6类，社数有307所，社员共有8828户。第四，农业改良。邹平乡建运动中农业改良主要包括棉业、蚕业、畜牧业、林业和兴办水利，主要通过农产品展览会、农场实验推广，以及通过乡学、村学组织各种合作社推广。第五，开展乡村自卫。“寓兵于农”的自卫体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地方治安多有保障，盗匪及贩毒者基本肃清。第六，文化卫生建设。乡村礼俗的改良一直为梁漱溟所看重，因而邹平实验县通过乡学村学宣传，并运用自治及行政手段提倡新风俗、新习惯，对恶习加以取缔禁止。主要是取缔早婚和买卖婚姻，禁止女子缠足，同时成立戒烟所，肃清烟毒，并设立成人教育特别班、农民自新习艺所，拘收小偷、赌棍、地痞、毒品犯等，施以特种教育。此外，研究院还通过排演文明戏，送戏下乡，组织放映队，举办农民运动会等形式，丰富农民业余生活。
邹平的乡建实验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山东，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