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从颜元的习行哲学看明末清初的思想特点
新闻作者：颜炳罡
新闻时间：2014-04-13 23: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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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炳罡
一
颜元（西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习斋先生一生备尝艰辛，4岁时，父亲被清兵掠去，一去杳无音讯，12岁慈母改嫁他适，随养祖父母生活。为解决生计，他曾学医术，23岁，又研习兵法战阵，习技击，常彻夜不眠。24岁时，开始收徒办学，教授乡里，研究井田、封建、乡举里选、田赋等外王之术，名其斋曰“思古”，自号思古人。34岁时，养祖母朱媪卒，居丧依朱子家礼，哀悲过度，几至于死，痛感朱子家礼有违性情，亦觉朱子读书、静坐乃为禅学所浸淫，非周孔之正学，开始怀疑宋明理学，为其思想一大转变。50岁，只身出关寻父，历尽艰辛，终载父骸而归。58岁，南游中州，“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以“不愿道统之乡愿”己志，决心与程朱理学彻底决裂，认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由对程朱理学的“将就”转向对立，其思想模型已破茧而出，标志着习斋思想的真正形成。1696年，应郝文燦敦请，入主璋南书院，璋水泛滥，书院皆没，返回故里。1704年，颜元年70 ，死于乡里。
颜元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的时代，由明入清的朝代更替在儒家学者心目中所产生的痛楚是无法形容的，顾炎武的亡国亡天下之分疏和王船山“可禅、可继，不可夷狄间之”之告诫，透过这些对民族灾难沉痛反省的话语我们完全想像其背后所隐藏的血泪与悲怆。内忧外患交侵，社会急遽动荡，清兵攻下京师，天下土崩瓦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惨烈的局面，为什么华夏文明屡屡亡于夷狄？如何才能防止这种悲剧一再上演？置身抗清活动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思索着，而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了这场的悲剧的习斋先生同样在思索着。
习斋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反省是多方面，这里仅从学术或思想层面看看他对这一问题的反省。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学术背离了周孔之正学，只有回归尧舜之道、周孔正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梁启超先生说：“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05页）习斋先生的学术运动，究其实质既非纯反理学运动，也不是复古运动，而是一场返本开新的思想再造运动。
习斋先生强烈地抨击汉学，尖锐地指出这种“纸上之学问”，导致“道亡学丧”，“通两千年成一欺局”。他痛切陈词：
七十子终身追随孔子，日学习而终见不足，只为一事不学，则一事不能；一理不习，则一理不熟。后人为汉儒所诬，从章句上用功；为释氏所惑，从念头上课性；此所为纸上之学问，易见博洽，心头之觉悟，易见了彻，得一贯之道者接迹，而道亡学丧，通二千成一欺局矣。哀哉！（《颜习斋先生言行录·言卜第四》）
在习斋先生看来，汉儒仅从章句上用功，只作纸上学问，从根本上背离了孔子之道，他们是孔学的修正主义。当然，汉儒对整理经籍，考订文献，功不可没，然而在天下动荡，内忧外患交侵明清之际，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不是将其一生钻入故纸堆中的人才，而是勘定国难，拯救事艰匡世英豪，正是这种人才的缺乏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故习斋先生严词批评汉儒，责斥其为两千年一大骗局。他说：“谓读书便足处天下事，而不必习行者，是率天下而汉儒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不为》）
让颜元有切肤之痛者，不仅是汉学，还有宋学。自宋学以来，或程朱，或陆王，一直是宋以下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人人禅子，家家虚文”，决非习斋先生的主观夸饰或有意渲染，而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他亲身感受到宋学之害，耳闻目睹宋学之弊，决心向宋学宣战。他说：
归博来，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然犹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欲扶持将就，作儒统之饩羊，予本志也。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士下，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于是始信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未坠集序》）
在他看来程朱之道与孔孟之道是对立的，二者判然两途，根本不是一回。他还以生动、形象地描绘程朱与孔孟的不同：孔子堂上，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干戚舞武，或问仁，或问孝，或商、兵、农、政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而程子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反观打坐，或执书伊吾，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参见《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中华书局，1992年，第50页）这段记述逼真地刻画出孔子与程朱从讲学内容到形式方方面面的不同，驳斥了程朱与孔孟隔世而同堂，似不可议的说法。既然程朱不能代表孔孟，那么反程朱陆王并不是反孔孟，而是恢复孔孟学圣学。他以恢复孔孟圣学为护符，以大无畏的勇气，全力向清代统治者所倡导程朱理学发起猛烈攻击。
在他看来，程朱是战国之杨墨，是“无臣无子”之异端。他说：“今日信程朱，犹信战国之杨墨。吾谓杨墨道行，无君无父；程朱道行，无臣无子。试观今日之臣子，其有以学术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几人乎！”（《颜习斋先生年谱》）“朱子半日静坐是半日达摩也，半日读书是半日汉儒也。试问十二个时辰，那一刻是尧舜周孔乎？”（《朱子语类评》）他愤恨指出：“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子语类评》）“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可谓“开两千不能开之口，下两千年不敢下之笔”，他力图以沉雄之笔，横扫两千年学术之枯枝败叶，“望天下急舍后世新局，力复前圣故道”，在复古的旗帜下，力图使儒学焕发出新的生机。
二
习斋先生之所以猛烈批判汉学、宋学，是因为两千年间不过生产无数个“孝女”（指宋儒），“闺中义妇”（明末死节之臣），而没有真男子，真豪杰。他说：“秦汉后千余年间，气数乖薄，求如子路、冉有，尚不可得。何独以褊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乃前有数十圣贤，上不见扶危济难之臣，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推手以少帝投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是乎，噫！”（《颜氏学记》）“汉宋以来，徒见训诂章句，静敬语录与帖括家，列朝堂，从庙庭，知郡邑，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率柔脃如妇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泣血集序》）而至明代，士大夫竞相空谈心性，“以空虚之禅怡然于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于手”，竟成一代风气！“朝庙无一可依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荼毒。呜呼，谁实为之？无怪颜先生垂涕泣而道也。”（《恕谷后集》卷四）习斋先生指斥宋人之学“误人才，败天下事”，因此，他要“力复前圣故道”。“复前圣故道”就是“返本”，然而习斋先生的返本并不是回到古代去，而是返回到周礼精神的本源，开出中国社会的新途，即开新，借用康有为的话说，习斋先生是“托古改制”。
他指出：“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颜元集》第685页）“六府”、“三事”源于《尚书·大禹谟》。《尚书·大禹谟》载大禹给舜说：“于，德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意思是说，帝当思考之啊，德行在于善政，而为政之要在于养民。养民当修治水、火、金、木、土、谷，而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三事惟当使之谐和。水、火、金、木、土、谷即六府，这六者之所以称之为府，是因为它们是财用之所自出，关系国计民生，民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正德、利用、厚生即三事，它们之所以称之为事，是因为这些是人之所当为，也是人之所能为，即人之实践活动所直接涉及、参与者。三物，源自《周礼 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实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物即事，“以乡三物教万民”即司徒六德、六行、六艺这种三活动教化万民。习斋先生认为，“六府”、“三事”、“三物”是古代圣王或至圣传下来的智慧、学问、治国之要道，这些至德要道与半日读书，半日静坐，重视内在的修己之功的宋明儒者相差何止万里！
习斋先生对六府、三事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六府即三事，三事即六府。他说：“六府亦三事之目，其实三事而已。”（《习斋记余》卷九）而他的三事与唐虞三事在内容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他说：
吾辈若复孔门之学，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习御则挽强把辔。活血脉，壮筋骨，利用也，正德也，而实所以厚生也。岂至举天下事，胥为弱女，胥为病夫哉！（《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吾辈》）
孔门之教，合内外打成一片，即整饬九容是也。故曰：修己以敬，百事无精详，即尧舜和三事、修六府，周孔之六行六艺是也。（《存学编》）
六府、三事、三物到孔子的“四教”，即文、行、忠、信，在习斋看来，一脉相承，是周孔之正学，即实学。而实学之中，以六艺为要。由此可见习斋先生所恢复的孔门之学，周孔之教的真义。在他那里，六府、三事、六艺是相互关联的，是一致的。而作为健以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仁义，“一时习之，受一时之福；一日习之，受一日之福；一人体之；锡福一人；一家体之，锡福一家；一国天下皆然”（《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的六艺之学，就是利用，就是正德，就是厚生。我们完全可以说，习斋先生对六府三事三物根据历史的变迁作为个人的理解，实质他是借复圣学之名言，实现他以动济静，以实药空的社会理想。
他的弟子李恭对六府、三事的诠释使我们进一步确信习斋先生所倡导六府、三事、三物、四教是一种新学。李恭说：
六府、三事，此万事亲民之至道也。言水，则凡沟洫、漕輓、治河、防海、水战、藏水、鹾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治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至于三事则所以经纬乎六府者也，正德，正此金、木、水、火、土、谷之德也；利用，利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用也；厚生，厚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生也。（《瘳忘编》）
六府，即金、木、水、火、土、谷是六大门类，它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制造、地理等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学问，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大综合，它孕育着中国传统学问的新突破、新发展。
习斋先生晚年，概括他的全部政治主张，他说：“如天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颜习斋先生年谱》第67－68页）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在“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这一根本原则下，提出了恢复井田制，实现均田，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军事上，在“天下人人皆兵”的口号下，他提出了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主张；在政治上，在“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的旗帜下，他否定在中国行之两千多年高度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恢复封建制，加强地方责权等等。这些思想在当时都足以惊世骇俗，言人所为敢言，议人所不敢议。
习斋先生本人就是实学的身体力行者，是六府、三事、六艺之教的实践者。他善音律，能书法，娴于骑术，长于射箭，精于击技，幼习医术，研兵书战阵，天文历数，无所不通，亲身参与农圃活动，撰写《家政要书》，而对如何防止水患也有着自己独到见解。习斋先生的一生是用力实践的一生，“平生非力不食”是他的人生诺言，“用力农事”是他的真实生活，他以70岁高龄，去世前两月，沐后见指肉红润，甲色稳秀，叹感说：“天何不使我节风沐雨，胼手胝足也”，其刻苦砥砺如此。习斋先生主持的漳南书院，可谓别开生面，说它是现代大学的最早雏形也不为过。他创制的漳南书院，分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诸子兵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 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章奏、诗文等，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在讨论兵家，辨商古今中，师生“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哪里是复古，是力复前圣故道，是一种全新学问。沿此路径发展，未尚不可发展为现代性大学。可惜，漳南书院被淹没，习斋先生的构想与实践中断了。中断原因除水患之外，相当还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因素，但决并不是因为它太旧、太落后，而是因为它太新、太超前。
习斋先生之学，说到底是实用哲学，行动哲学。他不仅仅是习行哲学的倡导者，更是这种哲学的实践者，身体力行者。他告诫门人：“心性天所与，存养所以事天。道义师所接，习行所以事师。”（《习斋先生年谱》卷下，第103－104页）习斋先生之哲学千言万语，不离习行，习斋先生之思想，百科千目，以习行为宗。“以动济静，以实药空”是习行哲学的宗旨所在。
三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的时代，多难兴邦，忧患生智慧。国破家亡、文化沦丧客观现实的刺激，引起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颜习斋、戴震等等许多思想家的思考，这些思考汇集成时代转换之际的以批判、超越宋明儒、强调经实致用为特征的思想再造运动，颜习斋是这场思想再造运动中激进派一员悍将。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大无畏的精神向两千年来的传统挑战，在复古的旗帜下，力图开出中国文化的新局，辟出中国社会前进的新路。由他的思想，我们可以窥见明末清初思想的基本特征，复由这些特征凸显出习斋先生的思想意义。
（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充分展现儒家士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承感，是明末清初思想的重要特点。以天下为己任是儒家知识分子基本特点，而由明入清朝代更迭的巨大阵痛使这种责任意识突然升华。坚守自己的民族气节，做一位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弘毅之士是他们生命存在的巨大精神支撑。习斋先生说：“凡读圣人书，便要为转世之人，不要为世转之人，如龆龄入学受书，即不得随世浮沉矣。”（《习斋先生言行录·言卜》）又说：“勇往直前，以我易天下，不以天下易我，弘也；举国非之而不摇，天下非之而不摇，毅也。”（《习斋先生言行录·杜生》）转世之人即扭转乾坤之人，即“我易天下”，而世转之人即随世沉浮之人，即天下易我，习斋先生强调“转世”精神，强调“举国非之而不摇”乃至“天下非之而不摇”，呈现强烈的时代特色。习斋先生生活的年代，正是满清政府统治日益稳固，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丧失气节，屈事清朝，与世沉浮，同流合污，成为“世转”之人，而“转世”弘毅之士。这种转世的担当感、责任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具体体现，在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那里都有体现。
（二）深刻的反省意识，显示出鲜明的学术自主品格。反省宋明理学的得失利弊是明末清初整个思想家群体的整体性行为，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等等对宋明理学都有反省、批评或检讨，然而批判最彻底、最全面首推颜习斋。习斋先生不仅批判宋明理学，而且也将汉学推倒在地，如此勇气，千古一人。侯外庐先生曾指出：习斋先生“是中国十七世纪思想中一支异军。他在当时启蒙人物中，对于理学的批判，比王、顾、黄三人更彻底，毫无保留。”（《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九章）习斋先生主张：“立论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者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千百年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学问》）“但论是非，不论异同”，这是学术自觉，“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者；非，则虽千万所同，不随声也”，这是高度的学术主体意识，是孟子所赞扬的“孤往精神”。他以大无畏精神，不计个人生命安危，向宋明儒学挑战。他深知“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习斋录余》卷三）为挽回世道人心，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向千百所形成的积习挑战，向官方的意识形态挑战，这是学者的真精神，儒者的真血性。反省意识与主体自觉两者相辅相承，不可分离，反省意识是主体自觉的前提，而没有主体的自觉也不会有反省意识，二者可谓互为前提。反省意识愈强烈，主体意识就愈凸显；反之，亦然。在明末清初诸位思想家中，习斋先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汉学批判意识最强烈、最彻底者，其学术的主体意识也最凸显。
（三）由抽象思辩转向经世致用，虚转向实，由理学转向重经学，由静转向动，这是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又一大特点。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认为没有离开经学的理学，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而自许，黄宗羲批评理学“不以六经为根祗”，由理学转向经学是返本，而“通经致用”，经世致用可谓开新。在返本开新这场思想、社会再造工程中，颜习斋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他的反本并不是仅仅返回到传统经籍上去，而是要返回到尧舜之道，周孔正学上去。他以“六府”、“三事”、“四教”颠覆了理学的本，刘师培说习斋先生“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可谓独具慧眼，抓住了颜氏的本质。在习斋先生，“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等本身即是体即是用，是体用不二。“以动济静，以实药空”，是习斋先生的神髓。
颜氏之学由其弟李塨的大力宣传，在康熙、雍正年间，“海内之士靡然从风”，一度成为世之显学，世称颜李学派，但不久即湮没不彰了。究其原因，自康熙晚年，至雍正、乾隆，屡兴文字狱，海内之士噤如寒蝉，程朱理学已成为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反程朱已与反朝廷同罪了。习斋学之式微，不是很正常的了吗？当统治者实行文化、思想高压政策时，知识分子只好将其全部心血力气转向最安全的领域――钻入故纸堆将自己深埋其中了。这时，他们做的还是实学，不过，此实学已经完全变质，既无体，亦无用，真可谓体用俱失，由习斋先生开创学术路向中断了，此路向的中断从而打断中国文化发展的固有进程，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