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的特征、旨归与本质——兼论齐、鲁、秦文化之异同
新闻作者：颜炳罡 新闻时间：2014-04-13 23:25:21 阅读：次
颜炳罡 孟德凯
从姜太公约公元前1100年封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齐国在历史上存在八百多个春秋。在八百多年中，分为姜齐(公元前约1100一前404年)和田齐(约公元404年一前221年)两个时期。齐国作为东方大国，曾春秋称霸，战国称雄，一度与强秦并称东、西二帝，可谓尽显风流，在这块激情漾溢的土地上，产生了像管仲、齐桓公、孙武、晏婴、扁鹊、田常、齐威王、尹文、孙膑、邹衍、田骈、淳于髡、田单等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出现如《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考工记》、《难经》等文化巨著，形成了源远流长、洋洋大观的齐文化。齐文化以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为特征，以富国强兵、开拓疆域乃至诏令天下为旨归，以实用主义为本质，构成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为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齐文化以广收博采、融合创新为特征
“齐文化”一词可有齐国文化、齐地文化、齐人文化三种理解，然而，当我们将齐地文化和齐人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进行科学研究时，虽然可以通古贯今，以展现齐文化之连续性与联贯性，但我们不难发现二者边界不清且意义模糊。因为齐地是变迁的，小到方圆百里，大到方圆数千里，讨论在这个变动着的疆域上产生的文化会因研究者的兴趣不同而产生无数歧义，致使研究者无法着手进行研究。至于齐人文化除了齐地变迁的困难外，还增加了新的困难，即齐人是指齐地出生的人，还是在齐地生活的人，或二者兼具。总之，我们认为，齐地文化和齐人文化都不是严格科学概念，难以进行规范性研究。故我们在这里向人们展示的齐文化“是指自姜太公封疆营丘始建齐国(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起，至秦始皇消灭田齐建(公元前221年)止，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建立的文化。”(赵志浩《齐文化大观序》)齐文化就是先秦时代齐国(含秦以后的齐国)的文化，有了齐国就有了齐文化，齐国灭亡后并不是说齐文化也灭亡了，而是说齐文化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她的独立的单元意义消解了，它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人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长江大河之中了。故而，我们的研究不是以齐地之文化或齐人之文化为研究对象。
自齐国成立到齐国灭亡，在八百多年的历史行程中，齐文化始终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系统，广收博采、融合创新构成了齐文化的重要特征。姜太公是齐国的开
可见，齐文化的形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广收博采，融合会通。它在东夷文明的基础上，融入周文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新文明既不同于东夷文明，也不同周文明，对东夷文明有因袭，也有简易；对周文明来言，它冲破了周文明的“亲亲上恩”宗法传统，强调“尊贤上功”。第二，太公所创立的齐文化尊重实际，崇尚功用。齐国建国之初，发展农业不具有优势，就走农、商、工、渔、盐综合发展之路，在农业文明还属于先进文明的时代，齐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成为雄踞东方的经济大国。
齐文化形成于太公立国时期，或者说姜太公奠定了齐文化的基本格局，规定了齐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太公所播下的文明之种，到齐桓公时代才大放异彩。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之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得力于太公所奠定的文化基础和桓公、
首先，齐桓公、管仲对周文化或华夏文明表现出高度的认同。齐，乃周王室之封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里，在政治上、军事上维护周王室的权威是齐国合乎逻辑的选择，而在文化上认同周文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太公封齐，从实际出发，因俗简礼，没有依照周文化的模式对东夷文明实行根本性改造，但他的因与简是周王室
齐桓公、管仲治齐，大力发展生产，坚持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使农、工、商、林、鱼、盐等综合发展。“桓公既得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这是对姜太公“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思想继承，又是对太公思想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对太公思想的落实。然而齐桓公与姜太公毕究相隔数百年，齐桓公比姜太公更注重农业生产。由于金属工具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这为辟草莱而为良田提供了便利条件，将农业生产提高到了新水平，使齐国成为农业大国。
齐桓公卒后，经过百余年之发展，至齐景公时代，晏子治齐，齐文化得以进一步发展，实现了齐鲁文化的真正融合。至晏婴，齐文化才将对鲁文化的吸收由自发上升至自觉的高度，同时也促进齐文化发生转型。公元前516年，孔子因避乱由鲁至齐，齐景公问孔子治国之道，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后大为赞赏，“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这是有史记载以来，
如果说礼治主义是晏婴对周礼即鲁文化的吸收的话，那么他对周礼的改造可谓是齐文化的融合创新。晏婴接受周礼，但不照搬，更不做生硬的模仿，他认为礼应当进行改良，而改良是以便事利民为原则。所以在他那里礼是为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他说:“夫礼，先王之所以临天下也，以其为民，是故尚之。”(《晏子春秋·外篇上第十五》)正是“制礼不羡于便事……制乐不羡于和民”，“……饰礼烦事，羡乐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圣王之所禁也。”(《晏子春秋·外篇下第二》)“羡”即超过、过分的意思，制礼作乐不应没有节制，烦事扰民，应以便事利民为宗旨。虽然，他与孔子一样，都主张德政礼治，但他反对孔子对礼过度细化和繁琐的做法，而孔子则批评他的做法违犯了礼。孔子曾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在晏婴治齐时期，齐一变，并不以鲁为目标、为理想，而是自我调适和自我发展。这就是齐文化广采博收、融合创新的结果。
进入田齐时代，齐文化广采博收、融合创新的特点更加鲜明。齐威王兴建稷下学宫，齐宣王使学宫达到空前规模，历闵王、襄王，稷下学宫时废时兴，代有所建。稷下学宫，将齐文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齐国由政治、经济、军事大国成为真正的文化大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墨家等，在这里展开自由的学术争鸣。稷下学宫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术中心、政治咨询中心，将齐文化广收博采、融合创新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纵观齐文化的发展历程，齐文化是在广收博采、融合创新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发展壮大的。不过，在姜齐时代，如姜太公、管仲、晏婴等既能博采，更能创新，而田齐时代，似乎博采有余而创新不足。在姜齐时代，齐文化广收博采，融合创新，学有主旨，而田齐时代，齐文化比姜齐时代更加开放、自由、活跃，然而学术宗趣(主脑)已隐而不彰了。这不能不说是齐文化的遗憾。
二、齐文化以富国强兵、诏令天下为旨归
姜太公建国之初，针对齐国“地舄卤，人民寡”的情形，于是“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史记·货殖列传》)，“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姜太公是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战略家，其建国之策既尊重齐国的实际，又切实有效。经过他的积极创业，在经济上，“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在军事上，周成王授权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国成为军事大国、强国。富国强兵是齐国的立国之策，是齐国的奋斗目标，它成为齐文化的全部宗旨所在。这种政策姜太公时代就立竿见影，初见成效。
春秋时期管仲相齐后，继承和发展了太公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实行“通商惠工”的政策，注意发挥商业对搞活经济的作用。《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这是对管仲相齐政策的经典性总结，以画龙点睛之笔，道破了齐国称霸诸侯的玄机。
为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管仲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如修建道路，设立市场；驰关市之征，以徕商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控制货币流通和市场价格，实施官府信贷制度；实行财政改革，健全赋税政策等等。管仲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齐国很快成为一个“国以殷富，士气腾饱”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
富民是齐国富国强兵政策的基石，而富国是强兵的前提。《管子·治国》篇说:“凡治国者，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如何富民?《管子》认为，首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认为“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其次，为富民，齐国制定了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如《管子·五辅》提出的“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等等。齐文化的代表作《管子》有大量、丰富的经济学论述，至到今天，这些论述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说《管子》是中国古代经济学之宝典一点也不过分。
在这种富国强兵政策的感召下，齐国才有发达的兵学理论，出现诸如《六韬》、《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军事理论专著以及《管子》、稷下黄老学派等有关兵学论述，构成了齐文化洋洋大观的兵学传统。如果说鲁文化中有《论语》，楚文化中有《老子》，那么齐文化中就有《孙子兵法》，三者在各领域的地位完全可以等量齐观。
齐国的兵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姜太公。太公以善于谋划奇计而见称于世，史称太公“多兵权与奇计”，所以后世言兵者大都将其推之为兵学之祖。《六韬》一书，托太公之名，虽不必为姜太公所亲著，但其中包含着姜太公的某些兵学思想，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司马兵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其内容包括古《司马法》和《穰苴兵法》，多涉及古代军事制度和战争经验，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军事理论。司马穰苴，齐国人，田氏，名穰苴，齐景公时曾任大司马之职，故又称司马穰苴。其主要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570年至前520年之间。齐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兵学传统，才能产生《孙子兵法》这样的兵学经典。孙武上承齐国兵学之源，下开百代兵学之流，著《孙子兵法》十三篇。《孙子兵法》内容极为丰富深刻，它将用兵作战哲学化、艺术化，人们读其书，看到的不仅仅是刀光剑影，还有深刻的人生智慧。该书从战争的指导思想到战略战术原则，均有精辟的论述。书中揭示了一系列战争规律，提出了许多著名的作战原则，对后世兵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曹操盛赞:“吾观兵书，无出孙武。”(《孙子略解》)到了宋代，该书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成为一切兵家必读之书。
孙武的后代孙膑是战国时期齐国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和军事理论家。他及其弟子所著《孙膑兵法》，是我国历史上又一部伟大的兵学著作。它继承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对战争的性质与作用、将帅的指挥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的运用都作了分析阐述，对许多具体的战略策略、战术原则都做了细致的研究。孙膑的军事理论是齐国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上述军事理论著作在齐国陆续问世以外，齐兵学传统也可以从齐地诸子百家学者论兵的思想中体现出来。例如，《管子》中除有专论军事的篇章外，其他许多篇目中也都涉及到了军事问题；稷下黄老学派所遗《黄帝四经》等著作，亦多论及兵事。另外，《荀子》中专有《议兵》一篇，《阴符经》亦为兵家著作；在银雀山竹简中也发现多篇关于兵学的文献。兵学文献数量之多，水平之高，影响之深远，足以证明齐国兵学传统雄冠天下的地位。
齐国兵学理论是齐国富国强兵整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服务于或从属于齐国的国家需要。兵学服务于齐国的强兵之策，而强兵之策又进而促进了兵学理论的发展，春秋首霸，战国称雄，与齐国兵学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
富国、强兵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诏令天下甚至统一天下才是齐国统治文化的最终目的。当然，齐国作为周天子的封国，姜太公不可能有这样的欲求，然而他尽可能从周天子那里获取更多的征伐权。齐桓公时代，管仲为相，借王室衰微，南夷北狄交侵中国之机，打出“尊王攘夷”旗号，诏令天下，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进入春秋时代以来的第一个霸主。战国时代，齐威王依恃强大军队，以孙膑为军师，田忌为将、打败魏国，削弱韩国，燕、赵、鲁、宋、卫诸国对齐国畏敬有加，齐威王时“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宣王在威王的基础上，更是“欲辟土地，朝秦楚，往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齐国虽然以富国强兵、诏令天下为旨归，然而却最终亡于秦，何也?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齐文化在人心思治、天下归一的历史趋势下，齐国既没有设计出天下一统的蓝图，也没有就如何走向一统制定出具体的行动规划。秦国则不同，它通过商鞅两次变法(一次为公元前356，一次为前 350年)做到了这一点。秦国的富国强兵不仅有径可寻，如“开阡陌封疆”，奖励农战等等，而且还为大一统后的中国设计了蓝图，如实行郡县制等。更令人称道的是，它还就如何统一制定了行动纲领即远交近攻。这样，天下归秦而不归齐，就由历史的偶然转化为历史的必然了。一句话，齐文化急功近利，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文化，其背后缺少理想主义作为支持，虽然可以强大到可以称王称霸，然而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齐国不得天下，不亦宜乎?
三、齐文化以实用主义为本质
有的学者认为:齐文化的特点有四:融合性、开放性、灵活变通性、务实性。[1]这些都没有错，但支持这四个特点的本质是什么?换一句话说，齐文化为什么会有这四个特点?没有讨论。还有学者认为:齐文化的特点有三，崇物利，卑义礼；尚变革，恶守常；重兼融，轻一统。[2]“轻一统”的含义是什么?作者在书中没有交待，这是该书的憾事，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这里“一统”不是政治上的一统，而是逻辑上统类之统，即齐文化在思想体系上缺乏逻辑上的一贯之道。为什么齐文化会呈现出这些特点呢?我们回答:这是齐文化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本质所致。
以孔孟为代表的鲁文化是理想主义的或曰道德理想主义形态的文化，而齐文化是实用主义形态的文化，或者说功利主义加实用主义。一般说来，理想主义大都从既定的理念出发，而实用主义则从利害、功用出发，以利害、效果作为自己行为趋向唯一指南；理想主义重精神，而实用主义重效果；理想主义大都是本质主义，强调理想的纯洁性，而实用主义大都是经验主义，强调兼融并蓄；理想主义大都以道自任，往往重守常，而实用主义有用即道，重权变；理想主义重主观，而实用主义强调客观等等。齐文化从功用出发，只要有利于齐国的思想、学说就采纳，就吸收，这就造就了齐文化的广收兼蓄、开放、灵活重变、务实、重物利等的特征。从实用主义出发，人们所揭示的齐文化的特点都能一一得到解释。
事实说明，齐鲁两国立国之道就不同，齐国的立国原则是实用主义的，而鲁国的立国原则是理想主义的。太公立国，其文化政策就注重从实际出发，强调效果，对东夷文明“因其俗，简其礼”，“举贤而上功”，而鲁国则从理想出发，实行“充分周化”的文化政策，“变其俗，革其礼”，“尊尊而亲亲”。“因其俗，简其礼”实际上不否定当地文明，力求以周文明与当地文明相结合，兼融并收，当然这种以维护原著民原文化生态为主旨的改良主义文化政策易于为当地老百姓接受很快得到推行，见效极快，五月而报政周公。鲁国是以彻底改变原著民原文化生态为主旨的文化激进主义政策几乎是等同于一场文化再造运动，因而不可能立竿见影，如此大规模的一场文化再造运动需相当的时间才能落下来而见到成效，故鲁公伯禽三年后才报政周公。一疾一迟，折射出齐鲁文化创始时期不同的文化风格。
太公以后，齐国三百年，“徙都两次，内乱五起，齐政权始终处于内乱动荡之中。”(王志民等《齐文化与鲁文化》第87页)实用主义的立国之道是一种无道之道，也可以说是法无成法，所以实用主义看似简单，其实对这种道、对这种法的运用是需要很高的智慧。在智慧高的人那里，它会富国强兵，而在智慧不高的人那里，往往会祸乱不已。可谓“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太公是殷周之际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这种策略在他那里获得了极大成功，然而太公之后世子孙未必人人具有太公之智慧，相反英
齐
为了获取更大的效果，管仲主张士、农、商、工“四民分业定居”，尽管这种政策对于物质财富的增加更为有效，但这在强调礼乐教化的鲁国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政策从经济学观点看是有效的，但促成这有效政策的动机不仅是实用主义的，而且是功利主义的。
只要能聚敛财富，使齐国民富国强，管仲、齐桓公看来开设“红灯区”也无不可。“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战国策·东周策》)“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女闾二百，披发而御妇人。”(《韩非子·难二》)许多学者认为齐桓公设的“女闾”即是“吾国正式官妓之成立”，就是现代所谓的红灯区。齐国于市中设“女闾”大概既是为了满足客商的需要，同时吸收外国商贾，增加国家收入，清人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始也。”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是实用主义的本质。
当然，齐桓公、管仲都是战略家，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所取得的“显于天下而不忘于后世”的厚功大业，可以说伸张了民族大义，不能完全归结为实用主义。但就齐桓公事业的手段和目的而言是实用主义的，不是理想主义。
齐景公时代，晏子为相，孔子怀抱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梯阶式推进的文化理想，乘鲁国内乱之机适齐，这是鲁文化进人齐国，实现鲁、齐文化交融的一次很好的历史机遇。虽然晏婴与齐景公都感到需要鲁文化，但他们不要孔子所宣扬的鲁文化。他们可以乘狩猎之机，进人鲁国，问礼鲁邦，但对于送货上门的孔子则不感兴趣，使孔子“接浙而行”。孔子在其周游列国十四年的生涯中，再也没有踏上齐国这块曾让他伤感的土地。晏婴主张以礼经国，侣导礼治主义，主张学习周礼，但他不需要孔子解读的周礼与孔子强调礼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和规范作用不同，晏婴认为礼应以便事、利民、和民为宗旨，即礼是为民，而不是民为礼，显然，晏婴对礼采取工具主义即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以为有用者，取之，不利者，弃之。
田齐取代姜齐，但齐文化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田氏长期酝酿取得政权的过程，将齐文化中的实用主义运用到极致。田氏在与姜氏争夺政权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抓两个问题:一，采取大斗放粮、小斗收租的办法收买人心，这就将管仲“能佚乐之，则民为之优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统治术运用到极致；二，田氏相当注重研究兵学，齐国兵学甚至可以说是田氏家学。从司马穰苴至孙武、田忌、孙膑，田单等都是有名军事家或军事理论家。由此，实用主义导源于姜齐，深得个中三昧者为田氏。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等等，无不如此。
齐文化实用主义与鲁文化的理想主义之不同，孟子与齐宣王的冲突将这种不同反映得淋漓尽致。齐威王、齐宣王时代，齐国国势日盛，天下“定乎一”成为历史的必然结局。然而谁来“定乎一”呢?许多有志之士看好齐国，作为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孟子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孟子游齐时，思想已臻至境，他力图将儒家的道德思想主义植根于齐国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通过齐鲁文化的融合实现他“保民而王”的王道政治方案。孟子对齐文化有大量的吸收，如他反复强调“制民之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圣人治天下，使有藏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等等，显然，这些主张处处留有齐文化的痕迹。孟子适齐，有备而来，故而他对齐宣王讲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常常能一语中的。
孟子与齐宣王之冲突是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化冲突。孟子与齐宣王之争是王、霸之争，齐宣王辟头就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齐桓、晋文是霸道的典型形态，这是以霸道心态向孟子挑衅。孟子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未之得闻作答。他不理齐宣王那一套，仍然向他讲述王天下之道，明确告诉齐宣王以他的所为，求其“辟土地，朝秦楚，在中国而抚四夷”之欲，是缘木求鱼、只有“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工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这次王霸之辨以齐宣王“吾昏，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而告结束。然而，究竟是王道服从霸道，还是霸道服从王道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齐宣王要求孟子“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孟子所学，王道也，齐宣王，霸道也，舍孟子所学从齐宣王就是王道服从霸道。对此孟子做出强烈的反映，表示对此决不能认同。王霸之争一直存在于孟子与齐宣工之间，到孟子离开齐国
孟子之所以不赞成齐宣王的霸道，是因为齐宣王只停留在霸道水平上，孟子希望他能由霸道提升至王道。齐宣王坦诚地告诉孟子，他不能实行王道，因为他有“好货”、“好色”之病，孟子并不反对好货、好色，但要求好货与百姓同之，好色与百姓同之，只要与民同之，就不妨碍实行仁政，实现王道。所以孟子与齐宣王之争，并不是好货与不好货之争，也不是好色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与百姓同之的问题，是公天下还是私天下的问题。正是“乐民之乐之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好货、好色与百姓同之，就能王天下，行仁政。从齐鲁文化发展角度讲，孟子并不是要用儒家文化取代齐文化，而是力图以儒家文化来提升齐文化，将齐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实现他平治天下的理想。然而，孟子的这种试验并没有成功，他的理想主义与齐文化的实用主义还是有很大冲突，最后，孟子不得不黯然离齐。
齐文化由实用主义走向功利主义，由功利主义走向享乐主义。由于齐文化的实用主义，造就了齐国的物质文化的发达，由于物质文化的发达成就齐人的享乐。早在管仲时代，管仲就提倡高消费，以高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甚至设女闾七百余间，以此招徕天下商贾。晏婴虽然尚俭，但他那种建基于个人行为之上的尚俭作风，可以轰动一时，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齐国的尚奢民风。齐宣王好货、好色可以脱口而出，毫无顾忌。苏秦曾对齐人的享乐主义有过描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战国策·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这种享乐主义根源于齐文化的实用主义，没有实用主义的治国方略，齐国不可能有发达的物质生产，没有发达的物质财富，享乐主义就没有保障。这种追求奢侈，贪图享乐，在和平时代也许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但是在强敌压境、国难当头之日，这种享乐主义无疑是饮鸩止渴!齐国之亡于秦，是因为秦国奉行比齐更加有效的功利主义，齐文化之所以未能成中国文化的主导，鲁文化由先秦时代的区域文化，洙泗源流，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在于他道德的理想主义。
齐文化由实用主义走向功利主义，由功利主义走向享乐主义，最终未能在列国纷争、天下思治的兼并战争中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秦文化由建构的功利主义最终战争齐国，完成统一六国，创建了中国几千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鲁文化在先秦时代虽然没有齐文化那样繁荣，但它比齐文化醇厚、深邃、悠远，它有自己以一贯之的文化理想，这种理想即是儒家的道德的理想主义，最终鲁文化由区位文化上升为中原文化的主流。相当年稷下学宫，领天下学术之先，造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业，是何等的辉煌，然而，学无宗趣，最终导致齐文化只能作为中国文化的支流汇入以鲁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长江大河中，而鲁文化，由洙泗源流、邹鲁乡邦之学，一跃而成为中原主流。假若实用主义没有理想主义作为支持，而功利主义又一味追求享乐，苏秦所见之齐国，大有末世之景象，而这样的国家，欲吞并天下，难矣哉!
参考文献：
[1] 丁冠之等.秦汉齐学[M].齐鲁书社，1997年6月.
[2] 王志民.齐文化概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管子学刊》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