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片论
新闻作者：颜炳罡 新闻时间：2014-04-13 23:37:58 阅读：次
颜炳罡
伴随着共和国大门自动地徐徐敞开，伴随中西文化的又一次大融合、大交汇，民族的自我反省意识继五四和三十年代之后再一次被推上了理论的前沿。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许多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这里想就几个主要问题谈点初步想法。
一
“名不正，则言不顺”，欲求言顺，需先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
从纵向坐标上考察，传统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传统文化是指1840年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中华民族独立创造及创造性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文化系统。这个文化在世界的东方独立发展五千余年，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学术界谈论的中国文化大都是从这种意义来理解的。
我认为这种理解有片面性。按照这种理解必然认为，传统文化是过去的东西，是已死亡的东西，是静态的东西，是纯粹的东西。实际上，传统是一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富有生命的绵延之流。它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凝固点上。因而，传统、传统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非常不同的中心课题，即使课题相同而不同时代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因而不同的时代具有十分不同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传统文化是动态的，不是静态，而是不断生成的，不是现成的。传统是在不断冲破旧传统中发展起来，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冲破旧的思想体系中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一切时代中华民族独立创造和创造性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文化。这种创造过程，至今尚未结束，未来的人看我们今天的文化，也是传统文化。
从横向坐标上讲，传统文化往往被理解为儒家文化，广泛些的人，理解为儒道互补、或儒释道互补的文化。其实这些都十分狭窄。传统文化实际上指在中国这块土地，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流派和各种思想体系。名、法、道、儒、墨、兵、农、杂、小说等等诸家以及以后各种思想流派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是在整个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它们既打了这个文化背景的烙印，又体现了这个文化背景的内在机制和特点。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中日传统文化本身所同有的，然而又是通过比较而体现出米的。自中西文化接触以来，人们就试图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以判断二者的得失优劣。康有为、谭嗣同、严复都对二者进行过比较研究。但以严复的比较研究最为典型。他认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讲治乱盛衰循环，西之人讲日进无疆。“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论世变之亟》)实质上严复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同中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比较。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大论战，陈独秀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主义、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情感为本位。杜亚泉等认为中国是静文明，西方是动文明。梁漱溟将中、西、印三大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西洋文化是意欲向前的文化，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意欲调和适中的文化。总之，在许多学者看来，两种文化截然相反，根本不同，似乎两种文化如同它们所处地域一样不容混同。建国后，又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认为在西方文化里有的东西，在中国文化就应当有，如在哲学史界，竭力在中国哲学史中寻找西方的东西，用唯物论、辫证法、认识论、历史观这种西方文化构架去套中国哲学。其实上述两种倾内都有片面性。
作为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人类生活具有共同的规定性，人类文化面临着许多共同的课题，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遇到的问题。所以作为这一问题的反映，观念形态的文化本质上应有相通之处。如言东方是静文化，西方是动文明，中国文化向内，西方文化向外，中国讲合一，西方讲分离，这种将两种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当然，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所面临的中心课题有差别，即使中心课题相同，不同的民族解决的方式也不一样。然而解决方式的不同，并非是文化内容的不同，而是文化构成方式的不同。中国文化(狭义的)是天人一体的文化，即自然文化与人文文化浑然一体。天人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架，天和人是这个构架的两极，两极的和谐一致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目标，而在现实中实现人的超越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发扬自己的德性，向理想格接近，完成人的飞跃。
三
在最近的文化讨论中，不少同志对传统文化的缺点，弊端及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消极作用，作了不少说明。本文愿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从另一角度寻求几点今天尚可借鉴的东西。
整体性思想。从整体出发，把握和认识问题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标志。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中国人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上。以往的许多思想家认为:天地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人，天地养育了人并给人提供了施展才能场所。同时，天地之生人为贵，人是天地之心，天地间奥秘又靠人去发现和探索。人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天与人相互感应，相互影响，岂息相通，浑然一体。庄子“不以人助天”，“不以人灭天”，外生死，离世俗，遣情感的恬淡情怀；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思路，“上下与天地合流”的理想境界，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泛爱主义，以及王夫之“人即天”，“天即人”的历史哲学，都包含着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整体性思想。当西方世界从自然是人之异己物的观念出发，过分地强调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给现代文明带来水土流夫，生态破环，能源枯竭等威胁讨。人们自然想起了中国天人协调的思想。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17—518页)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在开发和利用自然时，从自然和人的整休性、统一性出发，将会避免一些不良后果。
和谐原则。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条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上所述)，一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更是有口皆碑。中国古代哲人们理解的和谐不是绝对等同和无条件的妥协，而是在区别、差异中求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易传》也讲:“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男女揆其志通也”。当然维护封建社会和谐的三纲五常和一系列典章制度，应加以坚决抛弃。但求和谐的原则，赋予其新的内容则是可以借鉴的。和谐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目的在于理顺各种关系，使社会协调发展。
民本传统。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认为:“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民
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以治国平天下为白己的价值的最高体现。范仲淹“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曾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震颤了一代代为民族的独立富强而奋斗不息的仁人志士的心灵。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民族振兴事业，只有使整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认识到这场事业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认识到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才有成功的可能。因而培养这种社会责任和人生的义务感，古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可资利用的珍贵材料。
人格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气节、讲信用的民族。传统的人格精神塑造了无数的仁人志上和民族脊梁骨。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夺志也。”(《论语·子罕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篇》)等豪言壮语到墨子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赴汤蹈火、死不还踵的果决行为，以及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些都是培养国民道德、树立民族精神很好的思想材料。现代化应当包括人的现代化，而现代人必须是自我意识觉醒了的人。这种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充分意识自己的价值，自尊、自爱、自强、既不役于物，也不役于人。因而，对古代人格精神的材料，我们应注意发掘，以便为现代化服务。
互利风范。在中国文化史上，既出现过墨子利他主义，也闪现过杨朱不拔一毛而利天下的自保主义，但两者都未成整个民族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而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人之乐者，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者，人亦忧其忧”互利思想，一直成为下层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既不利己主义的，也不是利他主义的。而是一种互助、互爱、互利新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是推己及人的、平等的、同志式的。传统文化的互利风范对于建立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有可取之处。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东西是这种转变的阻力，必须加以坚决的抛弃，但也有不少东西是这种转变的动力，必须加以积极的波取。在形式上二者是对立的，而功能是互补的。
（《民俗研究》198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