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仁学的基本理论架构与发展前景/吴光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4-15 17:13:19 阅读：次
吴光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论述了作者十多年前提出的“民主仁学”的基本理论架构，探讨了“民主仁学”的体用论、文化观与核心价值观，进而探讨了“民主仁学”的基本特性与发展前景。作者认为，“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即其体用论是“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其文化观是多元和谐文化观，其核心价值观是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常用大德的“一道五德”价值观。“民主仁学”的基本特性是道德理性、人文性与兼容性，它在全球化、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以及中国和平崛起、儒学复兴的大趋势下，提出了一种既重视道德人文精神又兼融现代民主价值的新儒学思想模式，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儒学发展新方向。
关键词：民主仁学、体用论、多元和谐、一道五德、仁本法用。
作者简介：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暨博士生导师，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等职。著有《儒家哲学片论》《儒道论述》《儒学百问录》等儒学专著与文集。
我在1999年7月提交台北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跨世纪的中国哲学：总结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从仁学到新仁学：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儒学》中首次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1]。其后，又在一些国际儒学研讨会和《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发表论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民主仁学”的思想模式及其文化观与核心价值观，逐步充实和完善了作为当代儒学新形态之一的“民主仁学”的基本理论架构。本文将系统论述作者独创的“民主仁学”的体用论、文化观、核心价值观以及民主仁学的基本特性与发展前景，以求教于读者。
一、“民主仁学”的体用论
我在提出“民主仁学”概念的同时，将其基本思想模式概括为“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新体新用新儒学。我的基本看法是，21世纪的新儒学，将以“道德人文主义”的型态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其一元的存在，而这种新儒学的内容，是既包含了传统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又吸收了非儒家文化的思想养料的。而面向新世纪的新儒学的基本型态，既非“新心学”，也非“新理学”，而可能是“新仁学”。这个“新仁学”，既源于古典儒学的孔子仁学，也继承和包涵了孔子以及历代大儒论“仁”的基本道理，又是对古典仁学的批判性的扬弃与改造；既吸收融合了原本是非儒家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养料与精神资源（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人文精神），又拒绝并且批判西方文化中反人性、反人文的思想与制度（如个人权利至上、征服主义、斗争哲学等等）。这个“新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内圣外王”之学，即确立道德的主体地位而以关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安顿人的生命为第一要务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实践方向，并非是走“（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道路，而是新“内圣”与新“外王”的统一，是由新“内圣”指导新“外王”的落实。其“内圣”者，道德之体也，仁也；其“外王”者，道体之用也，制度也，事功也。其“新”者，即这个道德之体的仁，已经不仅是传统儒学意义上的“爱人”之“仁”，而是融合了传统“仁爱”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而形成的新型道德主体了；这个道体之用，也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制了，而是融合了传统的仁政、礼仪与新型的民主、法制、科技文明的制度、事功了。如果我们要从体用关系上来理解这个“内圣外王”新儒学的话，则可以将它定位为“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民主仁学。这个民主仁学是既重道德实践、又重社会实践与历史进步的新儒学。这个民主仁学，在个人修身实践上坚持道德理性，以道德仁爱为体，礼仪伦理为用，在社会政治实践上坚持民主仁政，以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这就是民主仁学的体用论，也是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如果我们要用最简洁的文字来表述这个民主仁学“体用论”的思想模式，则可以概括为“仁本法用”，“仁”为形而上的道之体，是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法”为形而下的道之器，是“仁道”的制度体现。
二、民主仁学的文化观与核心价值观
概言之，我的“民主仁学”论的基本思路是：民主仁学是兼融了儒家仁爱价值观与西方民主价值观[2]的新儒学，或曰新仁学。这个新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内圣外王”之学，即确立道德的主体地位而以关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安顿人的生命为第一要务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实践方向，并非是走现代新儒家“本（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道路，而是新“内圣”与新“外王”的统一，是由新“内圣”指导新“外王”的落实。从体用关系而言，可以定位为“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这个民主仁学是既重道德实践、又重社会实践与历史进步的新儒学。它要求个体确立起民主仁爱的君子人格，竭诚为群体服务，在社会上建功立业；要求群体及代表群体意志的国家机构确立并尊重民主仁爱的公共道德、文明礼仪和现代政治法律制度，推行民主仁政，并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科技的力量造福于人类。
“民主仁学”中“民主”和“仁爱”的关系究竟如何摆？在我的“民主仁学”论述中，“民主仁爱”是融合了东西价值观而合二而一的东西，是属于道体层面的东西，这个“道体”，既是民主的，也是仁爱的，是承认人民起主宰作用而具有“亲亲而仁民”的道德理性的价值观，既非用民主来改良仁爱，也非用仁爱解释民主。因此不能将“民主”和“仁爱”割裂开来而当作两个东西去看。所以我强调，我的民主仁学论是“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新体新用新儒学。
在提出“民主仁学”概念的基础上，我进一步探讨了“民主仁学”的文化观，明确提出了“多元和谐”文化观的论述[3]。
关于“多元和谐”文化观，我的基本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第一，在中华文明思想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儒家倡导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和谐观，墨家坚持以“兼爱”为中心的社会和谐观，道家崇尚“道法自然”的自然和谐观，佛教推崇“众生平等”的平等和谐观，它们形成了有别于法家专制主义、西方征服主义及斗争哲学传统的中华和谐文化传统。
第二，儒家和谐文化的特点，一是道德理性，即强调道德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指导性意义；二是人文关怀，即关注人生意义与道德价值的实现，成就完美人格；三是和而不同，即以承认不同为前提而以“太和”为最高境界的“和”，是兼顾多方利益崇尚协调的“和”，是兼容多元的和谐观。
第三，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东西方文化关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出现了多元文化互相沟通、从对立冲突走向和谐兼容的新趋势。在价值观方面，原本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被全人类所认同，而根植于儒家文化的仁爱、正义、和谐、诚信、中庸等价值观念，也被公认为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并具有普世性的核心价值观念。
第四，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实践中，我们既要摈弃西方文明中心论，也要拒绝东方文明中心论，应该坚持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交流互补、共存并进的“多元和谐”文化观与“多元和谐”发展观。
第五，所谓“多元和谐”文化观可以具体表述为“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十六个字。因为在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传统中，都存在一个主导性的文化形态，同时又存在多元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辅助补充、共存并进的关系。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更是存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复杂关系，要贯彻这个十六字方针，很有必要摆正主流与非主流、竞争与和谐、道义与功利、德治与法治、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显然，在民主仁学观照下的文化观与发展观，是以承认文化形态的多元存在为前提并且最具包容性的文化观与发展观，是以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为目标的文化观与发展观。
那么，“民主仁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对此，我提出了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常用大德的“一道五德”价值观的论述。我的论述要点是：
第一，历代儒家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是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孔子虽然提出了诸如仁、义、礼、知、圣、孝、悌、忠、信、中、和、恭、敬、宽、敏、惠、勇、温、良、俭、让等20多个价值观念，但其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仁本礼用”四个字。孟子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智根于心”。自汉至清，儒学核心价值观被定位为“三纲五常”。此外还有“四维”（礼义廉耻）“五行”（仁义礼智圣）、“六德”（圣智仁义忠信）、“八德”（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之说，是不同时期的儒家根据时代急需而对核心价值观所作的概括。
第二，历代儒家关于“道”、“德”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讲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所得之道，是用。历代大儒关于核心价值的论述，实际上是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智、信”为道体之用的，诚如孔子所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仁”[4]，二程所谓“仁者全体，（义礼智信）四者四支（肢）”[5]。
第三，在现代社会，传统儒家所讲的“三纲”伦理，已经被时代淘汰。但过去百年对儒学的批判否定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与道德伦理的沦丧，复兴儒学的首要任务便是重建儒学核心价值观。这项重建工作并非对传统儒家价值系统的全面恢复，而是根据时代需要对儒学价值体系中那些具有普世性、现代性、人文性的价值观念进行选择、重组与诠释，以建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儒学核心价值体系。
第四，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当代世界潮流下，传统儒学价值系统中历久弥新而且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观念是仁、义、礼、信、和、敬这六大观念。这六大观念中，“仁”是具有主宰地位的核心观念，是兼融“民主仁爱”核心价值的根本之道。坚守“仁”道，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承认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宰权利，就必然实行“民主仁政”。其他五德——义、礼、信、和、敬都是“仁”的体现，是“仁”道之用。五德的基本内涵是公平正义、遵礼守法、诚实守信、和谐合作、敬畏人事。因此，我将民主仁学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一道五德”价值观。[6]
三、民主仁学的基本特性
我们从对民主仁学的体用论、文化观、价值观的认识中可以概括出民主仁学的基本特性。在我看来，这些基本特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思考：
首先，民主仁学的根本特性在于其道德理性。在“民主仁学”的理论架构中，“民主仁爱”是道之本体，礼法科技是道体之用，即道的实践与应用。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民主仁爱”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外王之用”的制度，而首先是一种人生的、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种普遍的道德理性。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点东西。如果不确立起这一道德理性，那么所谓“民主仁学”云云，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不能长成参天大树、汇聚成澎湃潮流的。
其次是以人为本的人文性，即人文关怀的特性。儒学与宗教都有终极关怀，所不同的是，宗教的终极关怀是人死后能否进入天国，而儒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生道德价值的实现，是君子人格的完成，是死后文化生命与人文精神的代代相传。所以儒家始终是以人为中心而非以上帝或神、佛为中心展开其价值论述的。民主仁学尤其重视人文关怀。坚持社会以人为本，国家以民为本的理念，其逻辑归宿，必然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肯定与实践。民主仁学这种“以人为本，民为主宰”的人文精神，无疑包含着从传统民本走向现代民主的人文基因。
三是重视开放日新、多元和谐的兼容性。儒家历来重视开放日新精神，《周易·大畜·彖》曰“日新其德”，《大学》则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的是不断求新的精神。求新必然是对他者的开放学习，开放学习的前提是对客观世界多元化存在的承认与接纳，所以孔子要求君子要有“和而不同”的胸怀。中华文明的开放日新精神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追求“多元和谐”的文化观与发展观。民主仁学继承与发展了这种“多元和谐”文化观与发展观，承认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的多元化存在与多样性特点，主张通过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加深相互的了解，化解文明的对立与冲突，保持各大文明的竞争性共存与战略性和谐。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当发生利益的冲突与对立时，民主仁学主张通过和平对话加深彼此的了解，找出达致国际和平的方法与途径。
总之我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儒学应当是继承传统、服务现实、面向未来的新儒学，是坚持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民主仁学。
四、民主仁学的发展前景
在当今时代，全球化、民主化的潮流已经席卷世界，当代中国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阶段以后，已经跨入和平崛起新阶段，并且深深卷入了全球化、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之中。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昔日被批判贬斥的儒学也逐步恢复生机，出现了全面复兴的新形势。这个儒学复兴虽未形成汹涌澎湃的思想巨涛，但已成为受到世界关注的时代新潮。
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标志，最重要的有如下六点：一是以研究孔子与历代大儒的思想、阐扬儒学思想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与高端论坛遍及国内外，连绵不断，影响深远；二是各种以儒学冠名的学会团体、研究院所、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三是各种名目的儒学与国学讲堂、论坛风起云涌，蔚然成风，形形色色的尊孔读经活动普遍开展，各种童学馆、读经班、讲经会、国学馆在民间纷纷开张；四是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至今已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400所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不仅是外国学子学习汉语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成为传播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平台，为创建多元和谐的未来世界新秩序提供了良好机缘；五是大量论述与研究儒学的论文、专著、系列丛书、杂志期刊、电子报刊出版发行，标志着儒学理论的普及与提升。第六，也是特别引人关注的一点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开始对儒学研究课题、祭孔活动、弘道活动从原来的消极反对转变为有限支持甚至积极参与的态度。例如山东曲阜每年一度的祭孔大典都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省部级官员参与或主祭，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都有相当比重的儒学研究课题得以立项、得到官方的资助。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元素也日益增多。例如，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提倡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廉洁奉公、仁者无敌等价值观念，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目标，都可以从儒学思想库里找到依据，甚至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可以解读为儒家“仁、义、礼、智、信”加“忠、勤、廉”等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版。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概括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中“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6字就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这说明，中国现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融合了许多儒学元素，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经历着中国化、儒家化的转型历程。这对中国未来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在全球化、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以及中国和平崛起、儒学复兴的大趋势下，“民主仁学”论提出了一种既重视道德人文精神又兼融现代民主价值的新儒学思想模式，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儒学发展新方向。在当今时代，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民主价值观的现代性与普世性，也越来越认识到儒家仁爱观与民主价值观的兼容互通性，认识到儒学不讲民主就不能走向现代、民主缺乏道德理性也可能成为混乱无序的暴民政治的道理。总之，时代在呼唤民主仁爱价值观，儒学也必须适应时代的迫切需要变革其理论形态。我相信，如果新时代的新儒学能够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精神指导，则儒学的复兴必然成为21世纪“沛然莫之能御”的新文化运动，其发展前景将是无限光明的。
注释：
[1]该文已收入沈清松主编的《跨世纪的中国哲学》一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6月版，并以《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于《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2]包括不少现代新儒家、现代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学者仅仅将“民主”解读为一种政治制度，甚至仅仅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手段，其实是一种误解。我认为，“民主”既是制度，也是精神与观念，而且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观念。它是人民的自觉精神与自由意志的体现，民主制度是在民主精神指导下建立的制度，所以，民主在本质上属于“道体”，现代“民主”精神与传统“仁爱”精神是完全可以融合为一的。
[3]参见吴光：《中华和谐文化的思想资源及其现代意义——兼论当代文化发展战略》（《哲学研究》2007年第5期）、《多元和谐：树立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观》（《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5]程颢、程颐：《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载朱熹编：《二程遗书》卷二上。
[6]参见吴光：《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一道五德”论纲》，《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一道五德”：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表述》，《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