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依然是社会伦理的长久资源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19 16:26:56 阅读：次
3月17日，陈来在上海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就当前热议的一些文化事件、国学热、儒学复兴等，一一进行了梳理。
专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陈来
“现在个人的道德、社会的伦理，主要依凭的资源是什么呢？说实话，不是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只能短暂地给小孩子一些口号式的东西。长久的资源，还是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经典、价值理念，它才能支撑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
——陈来
3月16日下午，中华朱子学会成立暨朱熹研究中心和朱子学会揭牌仪式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古籍研究所举行，在此之后，中华朱子学会会长陈来作了题为《朱子的“仁包四德”说及其意义》的学术报告。
这位师从冯友兰、张岱年等名师的学者，在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研究上成果卓著，2009年，三联书店将他的主要学术作品辑为《陈来学术论著集》。此前，三联只给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师级学者出过文集，他应邀执掌恢复组建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被外界解读为清华大学文科复兴的有力征兆之一。
3月17日，陈来在上海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就当前热议的一些文化事件、国学热、儒学复兴等，一一进行了梳理。
“孔子就是摆到天安门广场，也没什么奇怪的”
东方早报：近些年“孔子归来”的声音越来越强劲，由去年年初的《孔子》大片到国庆前夕北京孔庙举行建国以来首次大规模的祭孔活动，再到今年年初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矗立的孔子雕像，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陈来：总体来讲，这些事件跟最近十年以来的国学热有密切的关系。祭孔作为一个民间独立的活动，大概1980年代中期已经在山东开始了。2004年，曲阜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公祭； 2005年，海内外30多家孔庙联合祭孔；2006年，台北、台南孔庙举行“两岸祭孔大典”……
对于孔子雕像的问题，我觉得媒体有意地把它放大为一个新闻了。其实它的位置不属于天安门广场的一部分，是在国家博物馆北面。国家博物馆的宗旨就是要展示中国历史文化，如果它门前只能有一个人物雕像来做标志的话，那当然就是孔子了。毛主席早年曾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予总结。孙中山的像，国庆时都摆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孔子就是摆到天安门广场里头，也没什么奇怪的，表示我们完整地贯彻了总结中国文化的理念。最重要的是，天安门广场文化，不能把它理解为仅仅是“造反有理”的文化。
但是，从这件事情所引起的反应也不能说没有意义。最典型反应有两种：一种是台湾和海外华人，反应很强烈，非常积极地肯定这个被放大的现象；另一种是很极端的反对的声音，这些人大部分不是年轻的愤青，而是老人，是受以前“造反有理”的那种文化的影响。
可以分两方面来举例说明。在台湾方面，马英九今年元旦致辞也是打中国文化牌，就是把台湾跟中国大陆相比，认为台湾的优势就是最好地保持了中国文化。所以，孔子雕像经媒体报道后，台湾马上有反应，说中国大陆要主导中华文化的解释权和发展权，要主导中华文化复兴的话语权。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挑战，但它不是认为这是反面的。另外一种极端反应，就是受“文革”思维的影响，受“批林批孔”的影响，全盘否定儒家。去年我亲耳听到，北京有一位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孔子学院，说办孔子学院就是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帮助当地政府和统治者培养顺民。可见在他脑子里面唯有“造反有理”，这就是“文革”的文化。一个国家给它的公民以道德文化的教育，在他来看，只是培养一种顺民。这个观点太陈旧了，事实上孔子不主张盲目地做顺民，而孔子学院主要是语言教学。
国学热是文化自信心的表达和现实的需要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待国学热？能分析下它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导致的文化和社会后果吗？
陈来：1993年，因为市场经济刚刚兴起，还没有充分发展，但那时已经有国学热的苗头了。
真正的国学热是最近十年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成功，它导致了国民心理的重要变化。
国民的文化心理跟1980年代相比，已经完全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时，我们是事事不如人。当时中国人在世界上取得一点点成功，就会变成全民族的大事，比如那时聂卫平下一盘围棋，都要牵扯全国人民的目光。那个时候，这些东西中国是输不起的，找不到别的东西来支撑民族的自尊。在那个年代，我们把所有的愤懑、怨气，都喷发在祖先身上。同样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东亚、日本和“四小龙”，都是浸润了浓厚东方文化的地区。韩国最明显，它同样承受一份儒家文化，却比较顺利地走入现代化，这本身就是对那种把责任都推到传统去的想法的一种否证。
人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民众中，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家们，普通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越来越强，这是国学热最根本的起因。
至于引起的文化后果，从这些传统文化热现象可以看出来，就是传统文化的资源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日益重视。
从政府的层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现在对外宣示的观念，都是中国文化，正面宣示我们现在是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以和为贵”等，都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资源来加强它的合法性。
当然不是说有了民间的国学热，才影响到中央，这是个互相联系、互动的过程。国学热虽然主要是民间形成的，但政府也没说不许搞国学热，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学热，跟民间达成共识。
国学热兴起的原因，除了现代化成功进行的背景外，最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建设以来，伦理和精神资源的高度匮乏造成文化真空，使得人民群众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完全转向传统文化。所以，国学热不仅仅是文化自信心的表达，它反映了对现实需要的认识。甚至跟经济发展相关的管理智慧，也主要是向中国式的管理寻找智慧。企业家是最重视国学的，在中国做管理，不是用加加减减的数学符号来做的，需要学习如何在现实的中国式人际关系里面去驾驭和调节，要有中国的人学理解和中国文化的人学智慧。
台湾可作大陆国学发展的借鉴
东方早报：前段时间，山东省教育厅发文要求中小学在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湖北省部分学校则推荐删节版《三字经》、《弟子规》、《劝学诗》等，对此你有何看法？
陈来：我的看法比较中庸，应该说有其自身的理由，也不必责备。
儿童的经典诵读活动，从总的方向来说，我是赞成的。现在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没有比较集中地学习“如何做人”的主题。传统中国文化是从小孩子抓起，“做人”很重要，现在的教育把这些阶段全忽略掉了。
在3000年前的周代有关礼仪的经典和规定里，就已经很详细地规定了对儿童的这种教育。一直到清代，对小孩怎么教育，都是有一整套东西的。这套东西基本上是对儿童少年行为的一种训练，让他学会自我约束和适应社会的礼仪，怎样从小学会在不同的范围内来扮演自己的伦理角色。现在我们体制内的学校教育不教这个，但是老百姓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重要，他就需要这个东西。
再比如说《弟子规》，它不仅对小孩重要，对青年也重要，甚至认为对干部也重要，有些县级的党政部门就组织干部学习《弟子规》。
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还在探索。 不管国家层面怎么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但是地方政府、各级干部和社会的各个层次，都明确认识到有对价值的这种需求。他们发现，在传统的很多文本里边，人们所需要的那些价值其实早已经讲得很简练、很清楚了，因此他们就直接利用这些资源。国学热的兴起，是现实的社会道德伦理和精神的需求。
东方早报：台湾“教育部”日前公布，将以“四书”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列为高中必选科目，对此您如何看待？
陈来：台湾对传统文化还是非常重视的，一直确定“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以“四书”为核心，在高中实行传统文化教育。人际关系的情义，很浓厚的中华文化的情义感、人情感，在台湾社会里是处处可见的。
台湾之所以能把中华文化——特别在社会文化的层次保存到今天，有几个方面原因。从消极方面来讲，它没有经过“文革”，它没有经过“文革”对社会文化层面的这些习俗、传统、亲情的破坏。第二，就是它始终坚持在高中以前的教育里面有以“四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虽然这个教育他们也做过检讨，“四书”一变成课程，再有考试的话，它就会异化，但它的教育是有结果的。）在一般的老百姓的心目中，传统文化的地位没有被破坏。第三，就是在台湾传承中华文化的社会主体是比较多样的。不仅仅是政府的教育和推行，还通过各种传统宗教，尤其是佛教的社会教育，非常正面地发挥了传扬中华文化的功能。
在台湾社会文化层面，保留了很多的传统文化。比如对中国传统圣贤的那种尊敬，对圣贤的那份信仰之心，对很多传统文化符号的这种敬畏感等，都还存在。香港也是这样，香港民间宗教里面也是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但是，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主导力量在大陆。
东方早报：你觉得台湾能作为大陆国学发展的借鉴吗？
陈来：怎么样把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包括它的素材，正大光明地引入到我们的教育体制，值得思考。
比如日本，国家的教育有一个法令性质的文件，日本叫教育宗旨。中国现在没有这个形式的法令，只有教育发展纲要，多是技术性的。教育宗旨对整个教育发展的精神方向、基本价值、理念，作了明确规定，在这个规定里头，明确规定了中华文化应该有的地位。
中国缺乏一种法令的形式，来规定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在我们的教育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只是一般地讲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对于怎么样传承文化、发展教育、改良社会风俗、转化道德人心，这些都没有具体的文化导引。需要一些比较接近现实生活层次的道德文化，才能合理地建设社会的秩序。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另外，对于如何良性地来发扬中国传统宗教的社会功能，也是值得借鉴的。
传统文化支撑社会的主流价值
东方早报：你曾说过，在进入现代化的今天，中国面临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时候，儒学迎来了在现代复兴的第二次机遇，您怎么看待这个机遇？
陈来：20世纪的一百年对儒学来说主要是冲击和困境，其中比如那八年的抗战时期是有机遇的。但是，抗战时文化氛围虽然是好的，但社会条件还是非常困难的。
八年抗战，全国民族意识高涨，对民族文化复兴要求也很强烈，20世纪儒家的重要的理论建设都是在这个时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的工作，都是在这个时期。
今天有国学热的背景，新的机遇就来了。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来实现儒学的复兴和发展，这还是开始。
中华文化要复兴，当然内在地包含儒释道都要复兴。
东方早报：现在市场导向占据主流，民众普遍趋向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你觉得在个人精神和心灵的安顿方面，儒学能真正成为一种有效的资源吗？
陈来：传统文化肯定是有效资源的一部分，不能说是全部，但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现在的人“待人处世”用的是什么资源？有一部分人，如老共产党员，用共产主义的理想支持他的精神世界。大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他从别的方面难以找到这样的资源来支持他。
现在社会文化是多样的，包括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但仍然要有一个主流的文化，实际上，传统文化现在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另外，功利主义在当今社会不可避免。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需要有利益的计算和追求，但同时也有其他需求，与他的那些功利主义价值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发挥得好的话，对功利主义的那一面也能够起到一个良性的范导作用，使它不会超出他必要的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范围。
语言学习还谈不上软实力
东方早报：截至2010年10月，全球已有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以孔子来命名中国在海外的语言推广机构，可否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
陈来：复兴我倒不敢说，这至少是中国政府对孔子在中华文化中地位的一种肯定或认可。对孔子来说，这不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加给他的一个光环，而是对他在2500年历史中早已有的由历史所赋予的地位的重新认可，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认可。按照国际惯例，语言学院要用本国最有名的文化名人来命名，比如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都是用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伟人来命名。就这个方面来说，中文的海外学校，用孔子命名是最恰当的。
对中国政府来讲，相对以往三十年我们对孔子所抱的一种暧昧的态度来讲，这是一个进步。
东方早报：孔子学院发展这么快，有人认为，它不仅只是个语言培训机构，更是中国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一种软实力的输出。
陈来：我觉得语言也谈不上是软实力。软实力主要讲文化里面的那些深刻的价值、审美，它特有的那些能吸引人的地方。
现在的语言教学，对大多数国家来讲，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世界经济上处于一个谁也不能忽视的地位，它必须要跟你打交道，而语言就是第一位的训练，所以没必要过于拔高对它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