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载道传承往圣绝学 国学大师“论道”西樵山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24 20:17:45 阅读：次
学子们齐声朗诵《论语》。
四书五经能否回到学校的课堂？上周五，来自台湾、香港及大陆40余名高校知名教授齐聚西樵山，展开了一场儒家经典《四书》回归现代教育的讨论。
据悉，此次《四书》教学研讨会吸引了两岸三地最富盛名的国学大师，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宗义、台湾慈济大学教授林安梧等悉数到场。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而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现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其回归是民间的需求。
作为此次教学研讨会的发起人，甘阳和陈来都非常推崇《四书》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地位。他们表示，《四书》作为中华文化元典，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陆续开设《四书》相关课程，对《四书》文化的讨论和研究也越来越受到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关注。
西樵是岭南文化的原点，西樵山亦是中国理学文化圣地。甘阳表示，在西樵山下开展“四书”教学研讨会，是基于对西樵山深厚理学文化的认可和传承，同时也能塑造现代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陈来则认为，西樵山作为理学名山，儒释道三家荟萃之所，一直在和各种文化因素的互动场域里面不断发展，儒家文化只有深入探讨作为他者的佛、道思想，才能够反过来深入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才能掌握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樵山三教合一的包容，也有可能为我们今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启发。”
西樵中小学生读《论语》。
观点交锋：
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儒家思想？
上周五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之所以认为儒家伦理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并不是就儒学的整体而言的，而是基于儒家伦理本身中就客观地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对客观世界的某些真理性认识这一事实。
而对于新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是复兴儒学来作为主导思想？还是与道家、佛家、西方民主思想等融合？两岸三地学者展开了不同观点交锋。
现代社会是否需要儒家思想？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凸显，需要倡导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市场经济的驱动力以利益为导向，但是以利益为导向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它只适用在经济领域，社会普遍的价值应该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个人生命的提高等，而这些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够提供的，就像一辆汽车，动力再好也需要一个方向盘，社会价值就起着方向、导引的作用。中华民族以长江和黄河流域作为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融合、拓展，两千多年的文明中，巨大的融合力、凝聚力均由儒家文化中来，当代社会也需要这种凝聚力。
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汝伦：孔子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价值失范的时代，和当今非常像，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回望并诉诸先贤的哲思和教诲，重新建立能让人安生立命的人伦日用和道德坐标非常必要。
西樵学子在文塔“奎光楼”前举行书法绘画比赛。
社会上普遍认为儒家思想主要是关于人身修养和人格完成。其实不尽然，以四书的《论语》为例，它的基本主旨却不仅是关于个人的完善，更是关于文明的完善，关心人类的命运以及个人对人类的责任，培养人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怀。
台湾慈济大学教授林安梧：近100年来，整个华人世界，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香港整体来讲，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儒学跟道家跟佛教是分不开的，它们成为华人最基本的、内在心灵的一个土壤。作为一个心灵的土壤，儒道佛起了一个调节性的作用，它们并不是推进现代化，它们可能某些部分跟现代化之间必须有一个新的调节的关系、磨合的关系。特别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或者在韩国，整个东亚四小龙的兴起，儒家、道家、佛教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性的作用。当然，先前的日本也是如此，我以为以后的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松塘村纪念孔子诞辰
儒学思想如何适应时代发展？
刘强：我不赞成复兴儒教的倡议，但对于在中小学开展适当的读经活动，则以为大有必要，而且越早越好。中小学是一个人学习的黄金时代，与其让孩子背诵那些考试过后全部忘记也毫不可惜的现代文，不如让他们多背一些可以启迪一生的文化经典。
林安梧：进入现代化以后，整个政体变化了，整个社会结构变化了，儒学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转化，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建构，而这个新的建构可能就必须面对各个不同的宗教而有新的挑战。
以后可以跟马列、佛教、道教等融合，像以前传统社会不是有三教合一吗？而且我觉得他不止三教合一，他可能跟基督教，跟伊斯兰教，跟各方面的，他是作为多元文化发展里头的一元。如今儒学不要强调主导性，它也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是一个多元的互动的融通。
陈来：目前中国大陆国学教育总的来说有国学院培养国学人才、以国学作为主要教学功能的文科试验班、成人教育类的课程班、还有一种以青少年为对象，以经典诵读为主要形式的国学教育，通识教育目前越来越得到关注大学教育的学者的重视。中国大陆目前通识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增加中国文化的经典课程，促进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国学教育注重的是一个综合文化素质的成长，传统文化提供给青少年乃至成年人一种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张卫红：现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依然是学术化的教学导向，学生们可能学了很多知识，但内里往往是杂乱而没有底气的，原因在于，支持这些知识和方法的深层的价值观、信仰、道德、文化身份等精神底蕴依旧是荒漠状态，他们所沾沾自喜的学术训练无法真正沉淀到精神底蕴中。而中华文明薪尽火传的实质恰是这种人格精神底蕴，有尊德性，道问学才有根基，总说中国现代教育培养不出大师来，原因何在？我们可以从儒家两千年来成功的教育模式中探寻途径。
近年来，活跃在民间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方兴未艾，比如由民间推动、进而官方参与的《弟子规》学习活动、传统文化公益论坛、经典暑期诵读公益夏令营，一些直指人心、让无数学子、民众当下受用的教育方法，也折射出传统教育模式在现代生活以总总方式复活的可能性，也能照见官方学校教育的某些缺失。
“关爱、孝德、树本、至善”
南海制度构建核心价值观
在西樵，文化印记随处可见，也在学校的日常教育中得以传承发扬。而在整个南海，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又通过不同形式延续，并逐步与现代制度相结合，以现代文明的形式在城市社区中得以传承。
今年上半年，南海提出大力构建“关爱、孝德、树本、至善”的社区核心价值观。甘阳表示，这无疑与国学经典的教育本质不谋而合。“南海的基层核心价值观也是《四书》等儒家经典核心价值观，至善一词就出现在《四书》《大学》中的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陈来介绍说，国学教育注重的是综合文化素质的成长。传统文化提供给青少年乃至成年人一种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以四书为例，中国人所具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对它最规范的陈述和表达就是从四书中来的。”
传文布道、以文塑人的传统，在今日的西樵山下得以延续。一批批学龄前儿童穿着博士服，戴着博士帽参加开笔礼；特色教育走进西樵19所中小学课堂，在国学、音乐、礼仪、书法等课程的熏陶中，学生们识得知识，也培养品行；在西樵山下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松塘村，村民们每年都会自发地祭奠孔子诞，古村八景之一的“社学斜晖”是保存至今的社学（私塾），其办学宗旨为明德、新民。
纵观南海全局，“关爱”、“孝德”、“树本”、“至善”已写入南海《关于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意见》，被定位为社区核心价值观，并将在全区推广。以南海中心城区桂城街道为例，在以“爱家、爱桂城”为主题的关爱工程建设中，不仅在全社会倡导“爱己及人，助人乐己”的社会价值，还通过培育社工、义工组织，以竞标购买社工服务等形式建立制度，让传统文化中的“大爱”精神借助制度的力量传承发扬。去年，桂城全年上访案件总数同比下降33.2%。桂城慈善会累计募集资金2400多万元，其中240多万元用于资助低保户、孤寡残障和贫困学生。
去年，广东提出将用5-10年的时间，以世界眼光打造具有岭南风格和广东气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的当代广东先进文化。而以西樵为原点的南海，正以文化引领，通过文化资源开发水平的提升、文化传播平台的建设，促使人文素养及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开创“以文塑人”的新路。
声音
在中国文化中，儒学在当代的意义主要在社会伦理方面、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及个人精神和心灵的安顿方面，儒学思想回归不涉及政治制度的重新安排，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都没有直接的冲突。我对儒学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现在不光是儒家，法家、兵家大家都在读，现在读孙子的人可能比读四书五经的还多。杂家、法家，还有黄老法家也有好多人读，读这些书的人，大部分都和现在的管理有关联。也有一部分是从文化教育出发，基本上是强调儒家文化经典，主要是《四书》。《四书》体现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而且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的，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它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先人们，他们身上的精神，我认为主要不是来自于佛教，也不是来自于老子或者庄子，而主要是由从先秦开始，传承不断，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儒家文化。
后来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理学虽然明确声明自觉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实际上理学思想体系中也扬弃了经学、玄学、佛学及道教的思想。理学能够在宋以后获得这样的发展，正是因为它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营养。
从中古一直到现代，中国文化一直在和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互动场域里面不断发展。儒家文化只有深入探讨作为他者的佛、道思想，才能够反过来深入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才能掌握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外来因素并不是儒家发展的障碍，恰恰可能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一些营养、契机，给儒家认识自己提供更好的参照。在19世纪后期以来，我们面临着新的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时代，遇到了更广泛的世界文明的环境，同样也遇到了社会价值的重建的课题等，重新再看宋明理学的产生、建立和发展，也有可能为我们今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启发。 上周五论坛上，甘阳表示，在西樵山下开展“四书”教学研讨会，是基于对于西樵山深厚理学文化的认可和传承。而据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林介绍，西樵山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出现了四大书院：湛若水创建的大科书院和云谷书院、方献夫创建的石泉书院、霍韬创建的四峰书院，“此时广东名士辈出，四书院成为此后数十年间中广东士大夫集团一个重要的讲游之所，而西樵山的理学圣地的地位，就是奠定于此时。”
王元林说，在这些明代大儒的带动下，广东出现了创立书院的高潮，据《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统计，明代广东兴建书院共168所，大量书院的创立为岭南地区人才的培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华介绍说，湛若水、霍韬等人在西樵山讲学同时也在明朝做官，史称“南海士大夫集团”，他们的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人通过修祠堂、编族谱、兴社学、办书院、撰家训等一系列手段和方式，在地方积极展开了一场文化的创造活动，致力于在既有的正统文化体系中营造新的规范。”
“在今天看来，明代理学大儒们齐家治国的经验与变革仍有借鉴意义。”邓智华说，霍韬当年环顾当时朝廷海禁森严之景况，曾提出“东南番皆由广入贡，因而贸易，互为利市焉，中国不可拒之以自困”之说，“意思就是说儒家士大夫也要有通商贸易、发展经济的眼光。”
霍韬之后，集官僚、学者于一身的庞尚鹏，其在隆庆晚年所撰《庞氏家训》，提出“民间常业，不出农商”，主张对家庭财产进行经营和管理，《庞氏家训》后来在珠江三角洲成为许多宗族家训的范本。
王元林说，在朝廷中，南海士大夫集团扩张政治势力，提高了岭南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在地方上，推行宗族的整合和建设，大力发展宗族经济，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岭南地区人才的培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们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岭南地区的发展相互促进。
现代社会需要怎样的儒家思想？
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强：近年来黑砖窑、毒奶粉、瘦肉精、强拆迁等事件，无不昭示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在造成这一切恶果的制度层面的问题无法快速有效解决的前提下，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化成天下”的教育，“修德之谓教”的教育。在高校乃至中小学推展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四书》教学，对于下一代的文化修养、人格养成、气质熏染、价值担当诸方面，都将起到润物无声、水到渠成之塑造作用。
西樵学童参加“崇德立志”开笔礼，扛着大毛笔踏上状元桥，瞻仰康有为当年就读的三湖书院。
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三教为核心，其中儒学又是核心中之核心，其核心价值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之道，与西方文化中历史地形成的人权、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等理念一样，都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
陈来：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文化基础开始重建，我们更加重视治国安邦的、安定团结的思想，儒家思想复兴一直在进行，在最近几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对儒家文化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我认为儒家的治国思想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治为本、以修身为本和以家庭为本。以人为本方面，一个是突出人和神之间，人的重要性。另一个就是制度和人之间，更看重人，而不是迷信制度，不是迷信法律、法度。最后一个是包含对人际关系的重视。
林安梧：最核心的表现基本上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整个台湾截至目前为止，基本上孝悌人伦仍然是我们最重要最基础的伦理，最基础的道德。台湾《四书》进入中小学课堂做得比较好，读《四书》，当然《论语》、《孟子》是十三经里头的两部，而《大学》、《中庸》都是放在《礼记》，属于五经。但是在台湾的宗教里头，基本上是以儒为体，以道为用，以佛为相，基本上属于四书的讲习还是非常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