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家园三人谈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30 23:47:26 阅读：次
编者按：由黑龙江省出版集团教育出版社重点打造的《精神家园丛书》，日前推出首批成果并引起众多关注与好评：《精神家园——新文化论纲》（李德顺等著）、《民族精神——精神家园的内核》（欧阳康主编）、《中国人的命运哲学》（魏义霞著）、《“人化”与“化人”——现代视野中的新文化》（孙伟平等著）。为此，我们约请这套丛书的两位主编李德顺、衣俊卿，以及主要作者之一欧阳康，以文章的方式，展示他们的编写理念及在相关理论问题上的思考，这些富有深度的思考对于推进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建设，无疑是有价值的。
毋庸讳言，由于专业背景不同、学术价值取向相异等方面的因素，在精神家园的问题上，三位嘉宾的一些看法与国学界一般性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差异是对话的前提。为不同的观点提供对话的平台，是本刊创刊以来一贯的追求。我们深信，健康的学术对话能让对话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思维兴奋起来，从而激发新智慧、催生新思想。
家园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衣俊卿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共同体、一群人，他们要能在一起生存，总有一些内在的东西在精神层面支撑着大家，凝聚着人心。正如我们在“精神家园丛书”的序言中所引用的著名哲学家赫勒对“家”的理解，她说，我们都需要“家”为我们提供熟悉感、自信感和温暖，“‘回家’应当意味着：回归到我们所了解、我们所习惯的，我们在那里感到安全，我们的情感关系在那里最为强烈的坚实位置。”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谈论精神家园的重要性，我们倡导积极的家园意识，希望社会的个体培育起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精神力量，一种张扬真善美的价值导向，构成一个精神世界，把人们凝聚起来，组织起来，使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往前走。
精神世界是人安身立命之所系。如果它出了问题，一定是人之生存的大问题、深层问题。
在这方面，最严重的就是原有精神家园的颠覆。这种颠覆往往是在一种文明的重大转折时期的一种断裂性的文化危机和转型。西方的文艺复兴，就体现为原有精神家园的颠覆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重建。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文化断裂，一种精神家园的重建。那时，我们固守了几千年的安身立命之文化传统，在面对新世界的挑战时失灵了，凭借它已经不能生存下去了，所以要变革。
现代西方也同样面临过精神家园危机的大问题。宗教神学家蒂里希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大家认为世界大战是偶然的擦枪走火，科学技术没控制住，所以导致灾难，现在灾难已经过去，新纪元即将到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才意识到，这大概不是擦枪走火的问题，很可能是我们一直相信的那种理性文化出了问题。因此，蒂里希说，那时笼罩着西方世界的是一种幻灭感，一种失落精神家园的文化危机。
今天我们说精神家园出了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太功利了。或许越来越少有人自问，“我们究竟是谁？”而更多的人在想，“我怎么能活得更好？”其实，这是现代性之后，科学技术发展以后的理性化社会、消费社会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并不主张一般地指责这种告别崇高的务实。务实中包含另一种文化，一种并非完全消极的价值。同样，重视自我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具有积极内涵的现代价值。但是，如果这种务实，这种对自我的强调，走到了极端，走到远离真善美，放逐价值和精神的地步，则无疑是精神家园的萎缩和病症，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深层文化问题。
在对家园意识的培育和精神家园的重建中，我们要保持一种清醒的“时代意识”。
传统社会的精神家园往往是由那些经验、习俗、习惯、民俗乡约、家法家规等自发的文化要素所构成。它往往是人没有意识到的，却又无所不在，熔铸到人的血液之中，自在自发地支撑和左右着人的生存的东西。有了它，一个人可以不假思索地生存下来，一个共同体能够长期维系下去。而在现代社会，精神家园则往往体现为自觉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建构，是一个共同体或一个社会自觉地倡导的共同价值追求，普遍的文化认同。这种基于文化的自觉而建构起来的精神家园的力量更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社会中无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组织、一个团体、一个共同体，都离不开这种自觉的精神家园。
孔子的聪明并不在于用许多人们所不懂的东西去教训人们，去给人们提供一种理性的建构，而在于把人们生活中已经自发地遵从的一些图式性的东西固定下来。他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那些我们今天看起来属于不平等的、自然的、封建的关系，作为伦理纲常固定下来，使之神圣化，由此形成一个同质的、超稳定的文化模式和精神家园。而一旦社会完全进入理性化，一旦社会经济、政治等等一切活动都按照契约和理性方式组织起来，那种传统的方式就不可以了。我们今天建构精神家园的任务，就不是简单地灌输一种大家都能同意的同质的东西，而是应该在个性差异中建构一个共同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我只想说两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第一句话：精神家园建设是一种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回家”，但这是一种“指向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的“归途”。回到文化的传统原点，在各主要文明中都常常发生。问题在于：回到传统文化的家园，是要干什么？雅斯贝尔斯说得好，人类常常回到公元前的世界历史的“轴心期”，为的是获取“重燃火焰”的精神动力。“传统”的意义不是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直接搬用的“武库”，而是激活今天之创造的精神驱动力。但是，目前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把传统“实体化”的倾向，期盼直接搬用传统的伦理纲常来解决今天的“道德沦丧”、“价值扭曲”问题，来净化今人的心灵。但效果如何？情形十分复杂：其中的确有一定的呼唤价值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吃古人饭”的文化商业炒作，看到了文化软实力建构中传统与现代的“魂不附体”和“时代隔膜”。这些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第二句话：精神家园建设是一种价值和精神的提升，但这是一种落回到“生活世界”而不是超拔到“琼楼玉宇”的升华。
今天的精神家园建设绝不应当是一种“外在灌输”式的文化教化，而应当是生活世界内在的一种自觉选择。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现实生活世界，包括网络世界中的现实民众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素质的提高，看到他们的务实生存方式中所包含的积极的精神价值。例如，你能说现代人没有责任感吗？一旦民族出现危亡的时候，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伟大的责任感，伟大的精神力量马上被焕发出来。另外现代人的理性的精神、务实的态度、普遍的创造力、扎实地做好每一件事的敬业精神，不是现代社会需求的吗？其实在这里，精神世界不是一种虚幻飘渺的、外在的东西，而应该从生活世界中把积极的精神价值引导升华出来，这是最有生命力的精神世界。所以，一是要立足现实，一是要立足生活。
如果我们在重建精神家园的神圣过程中，不能清醒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如果我们只会厚古薄今地搬出古人来教训今人，只会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地教育大众，那么，我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我真的很担心，最终需要被诊治的或许不是普罗大众芸芸众生，而是孤独的“医生”本身。
我特别喜欢《闯关东》片尾曲《家园》那句“”，因为我们既可以用这句话来形象地描绘那些深感精神家园失落之痛苦的跋涉者的苦闷与无助，也可以用它来形容那些自觉地（甚至悲壮地）肩负精神家园重建之重负的思想者的坚毅与耐性。
精神家园的多维要素及其现代困惑
□ 欧阳康
精神家园是什么？这好像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仔细琢磨一下，发现其实很难对其全面准确地界定。于是我想到一个比较笨的办法，那就是想想作为一个人，我的精神家园有哪些要素，范围有多大，什么样的层次和结构，状态如何，什么功能；然后再来看看我的精神家园与其他人的精神家园有哪些异同，如何和而不同；进而从个体推及他人、群体、民族、国度以至人类，看看不同层次的精神家园从要素到整体存在哪些问题，应当如何应对。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精神家园大概包含着相互交错、互动的六个层面的要素。这六个层面的要素都面临着相应的挑战与困惑，需要我们深度地加以研究和应对。
第一个层面，人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相应的生态家园感。自然地理环境既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的精神家园最现实的物质和自然基础。环境因素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会引起一定的精神困惑。例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忧虑和危机意识。突如其来的地震，海啸，风暴，泥石流等，瞬间毁灭了人们的物质家园，破坏了人们生产生活的现实基础，造成生存危机与家园感的丧失。
第二个层面，传统文化以及在其熏陶下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一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了一定的民族精神，构成了精神家园的内核，也成为每个人无法摆脱的文化之根。全球华人，之所以叫做华人，不在于你生活在哪里，而在于你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既有显性的一面，也有隐性的一面。从显性的角度来看，从一定的家族、部族、宗族、村落文化，到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例如，儒释道等三教九流交汇与互动，繁衍发展，构成了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强大洪流。从隐形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民族精神，它像一种普照的光，照耀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它像一种弥漫的雨露，滋润着人们的心田。民族文化是精神家园的文化之根，民族精神则是精神家园的价值内核。
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民族文化要素先后经受了三次大的冲击与挑战。我个人认为，“五四”的冲击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冲击，没有五四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冲击就没有中国现代化，中国就无法走向现代社会；而“文革”的冲击是一种外在的冲击，是在“批林批孔”的旗帜下开展的一种莽撞的扼杀式的冲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三次冲击来自市场经济。市场原则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通过中介而间接或直接进行的物质能量和金钱交换。这种交换是以利益为核心，以金钱为等价物而展开的。市场经济不是要打倒传统，而是不理会传统，使之被边缘化，使之失去作用的场所，消解其功能。它从根基上取消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存基础。但市场经济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也应当被看做一种合理冲击。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民要富强！中国经济建设需要市场机制。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当代中国头等重要的任务。
第三个层面，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其政治认同感。迄今为止全世界的人们仍然是作为一定的国民而生存和活动的。所有人的物质家园和生活家园仍然不得不打上国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印记。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学，传统政治制度强调仁政，全社会讲礼教。辛亥革命颠覆了传统政治体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海峡两岸四地呈现出不同政治制度之间并存与互动。从中国大陆的情况来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同时探索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近年来，以人为本，加强民主，推进法治，保障民生等执政理念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增加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要求增强最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以其引领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
第四个层面，社会的经济模式和分配体系及其相应的安居乐业感。谋得适当以致称心的工作，过上平稳而又舒适的生活，这是人们的基本要求，也是家园感的基本内涵。人们的谋生方式和社会地位是由经济模式和分配体系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模式的多样化发展，社会竞争加强，社会分化加剧，人们的心理参照系也多样化了，容易在攀比中带来心理不适，造成失落感。当前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诸如“北漂”一族，“蜗居”群体，“房奴”困惑，实际上正是对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等的追问与反思。
第五个层面，家庭、亲友关系及其亲情归属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组合起来的家庭亲友关系，是每个人最直接最感性的生活基础，也是精神家园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基础。当前中国的家庭亲友关系正处于深刻的变化与重构过程之中。多年来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人口过快增长，另一方面也在深刻地改变着家庭的结构，并带来很多未曾预料过的社会问题。而在国际范围内，有人甚至由“人口红利”在中国的快速消失，进而怀疑中国社会是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去谋求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六层面，人的自我价值取向与自我成就感。这是全部精神家园的内核，也是衡量其他所有问题的基本标准。上述其他五个要素及其评价最终都以每个人的内在价值取向来决定，每个人都有一套理想价值，这套理想价值包含着他的职业选择，包含着他的政治选择，包含着他的文化选择，包含着他的地域选择，等等。而这些“内心的价值取向”会作为一个标准群，帮助人们去认识其生存与发展状态，形成对其他各种要素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去理解他的“精神家园”。一个人最终有没有家园感，要看他的理想价值是不是在现实中得到了实现，如果得到了实现，就有成就感，也就有了家园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是价值多样化，而与此同时，价值多样化也给“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带来挑战。对于每个具体的个人来说，他的家园感如何，取决于各种要素层次的合理有机组合。在这里，每一个要素或层次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一个人对家园的理解，改变一个人生活当中的安定感、幸福感、信任感等等。因此，要建立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美好精神家园非常不容易，需要所有要素都是健康积极的并且彼此之间能够形成和谐有机的良好组合，要求我们要以复杂性的视野和思维来应对当前的挑战，促进当代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合理有效建构。
精神家园的“实然”与“应然”
□ 李德顺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际状况到底怎样？目前各种说法和姿态都有，但总的感觉是：“体检”和“诊断”未明，却开了很多“药方”。
问题的关键在于主体。谁的精神家园？你得把主体加上。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整个中华民族民族共有的精神归宿和精神支撑。我倾向于认为，从大体的实际来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连续不断地生存和发展，起起伏伏，并没有离开这个家园。中国人从来就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一直在支撑和引导着中华民族：过去，它曾经使我们民族辉煌过；后来，因为它本身的弱点，使我们民族一度衰落；而现在，它又支撑和鼓励中华民族重新崛起。总之，走过曲折路程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是在不同阶段上反映着我们共有精神家园的面貌和状态。我们现在遇到的困惑，是时代性的、历史性的。困惑不应来自精神家园的丧失，而是来自对它本身的反省、更新和升华。
今天来看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就要知道，中华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几千年甚至几百年前的那个样子了。例如就大陆地区的文化来讲，其中既有几千年民族融汇的文化，也有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介入，还有当代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它们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互相交融，互相结合，拧成了一股。如果没有一个历史的、现实的整体视角，看见这种情况就会迷失方向，不知其所以。
从“实然”的意义上理解“精神家园”，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片精神的大地、文化的土壤。这块土地能够容纳、滋生各种各样中国自己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生长出不同的意识形态来。不管生长出什么形态，只要是这个土地上生长的，就是它的。因此我们要耕作经营好这片土地。但是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不承认这土地的存在，只把某个季节里生长出来的作物当做家园本身，就会肢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销蚀真正的文化主体。
例如，有人说科学民主完全是西方的东西。这就是只看见了果实，却忘记了树木，更忘记了土地。依我说，五四时期引进科学和民主，是用中华民族的尺度，从西方的很多东西中挑出了适合我们、我们该做和能做的东西。西方的东西有很多，我们只挑选了这两个，如今我们又选择了法治。总体上，这种自主选择就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一个表现，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无论是五四以前还是五四以后，无论是现在的复古还是有些人的西化，其实都是中国式的思维，都是中国文化的某种反映。包括五四当年的反传统行动和鲁迅这样反传统主义者。曾有人问鲁迅：你劝青年少看或不看中国书，是什么意思？鲁迅回答说：就像我抽烟喝酒多了，所以劝年轻人不要抽烟喝酒，就是这么个意思。可见传统并不是单面的，它还有另一面，中国式的传统和反传统，都在中国传统之内。最反对传统的人，往往他本身正是受传统影响最深的人。而真正在中国传统之外、非传统的人，他倒可以宽容地欣赏你的传统。就像十九世纪末到中国来旅游的一些外国人，就想看中国人的大辫子、裹小脚、抽大烟一样，他可以用非常多元的角度来欣赏你的文化特色。只有爱中国的中国人自己，才痛感那些东西必须废除，非改变不可。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作为自己精神家园的主体，在维护这个家园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批判它，改造它。
所以要有这样的意识：作为中国人，我们身上流的是中国的血；中国人做的一切，包括好的和坏的，从古至今，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其间我们吸收了别人的营养，但别人的营养在我们身体里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血肉，不会在我们身上长出别人的血肉来。这是一种基本的态度。就像我吃牛肉，是为了强壮自己，不是为了变成牛，也不怕变成牛。但现在却有一种情结，总是斤斤计较“营养”的来源：有人觉得，既然吃牛肉好，就应该处处学牛的样子，比如“西化”主义的态度；也有人觉得，牛羊肉吃多了坏事，就应该把它们剔除，恢复自己原来的血肉，比如复古主义的态度。这两种情结的共同根源，其实是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人，尤其不了解经历史而来的中国的现在，看不到我们现有精神文化是多面的、动态的，而且还在不断融合之中。因此他们不认可现在的中国人，认为国人没有家园，需要等待谁来为他们提供家园。于是导致不少人热衷于标立精神门户，竖旗帜，拉山头，想搞精神上的“圈地运动”。但他们注定是一厢情愿、脱离实际的。
“应然”的权利与责任。在“实然”的意义上理解了什么是精神家园，把握它的实质，才可进一步思考它的“应然”。文化，说到底就是人；精神家园，说到底就是人的精神生命之所。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在精神上来自于它，依赖于它，又对它有权利有责任的那么一种存在。“家园”跟旅店监狱不同。旅店只是给人借宿一下，那不是归宿；监狱则是囚禁的藩篱，更不成为家园。所以家园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权利和责任问题。谁的精神家园，就是谁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权利和责任。
确有一个怎么看现在的中国人的权利和责任问题，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十七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但人们在讲中华文化的时候，经常就跟中国古代文献混同起来；讲传统的时候，经常就跟已往的旧东西等同起来。这本身就是思考的毛病。毛病在于忘记了现在，忘记了达到现在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忘记了现在国人应有的权利和责任。他们说的精神家园，不是现在人们的而是古人或洋人的心灵居所；不是自己依托的精神家园，而是要求别人来皈依的心理规范。有人甚至还企图自立新的宗教，要求大家去跪拜。不管拜谁，我认为都是一种“忽悠”，是对现代人的歧视和侮辱，甚至可能是一种邪教。而任何造神运动中的获益者，都是那些神媒们，而不是神和人。
我们现在精神上遇到的问题，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危机。好多过去确信无疑的真假善恶美丑的标准，现在似乎颠倒了，混淆了，因此有一种找不着根儿的感觉。但是，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恐怕首先要改变想问题的方式和方向，再用过去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要做到思想稳定和相对统一，其根据和出发点，应该是回到主体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我理解就是中华民族主体的立场，以及站在这一立场上对待精神家园的三点基本态度：一是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二是热爱我们自己的生活；三是担当我们自己的权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