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30 23:54:19 阅读：次
何亚非
摘要：仁义是儒家荣辱观的核心、灵魂,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以仁义为本的儒家荣辱观既是以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起点,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点。儒家荣辱观以追求成仁取义为价值取向,是以群体为本位,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还体现在其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弘扬儒家仁义为本的荣辱思想精华,引导人们注重政治、经济、各种社会生活的道德意识,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现实积极意义。
关键词：仁义为本;荣辱观;道德意识;现实意义
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以仁义为本的的荣辱观对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的形成具重要影响,其中包含着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精华,本文试通过改造、扬弃,弘扬其思想精华,探寻其精神价值,使其成为促进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荣辱观”,实质是一种对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的价值观。而道德价值观与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又是紧密联系的。儒家的荣辱观与仁义为本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是融为一体的。仁是儒家最高的伦理和政治范畴,也是最高的哲学范畴。仁是宇宙万物、天地人的共同本质,仁既是人德也是天德。“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儒家认为人心本仁本善来之于天心本仁。“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义者,宜也”。“义”是依据仁心指明的正路,是人依据仁善本心(良心)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表达的适宜、正当的精神状态、道德原则与行为方式。如对父母要孝,对兄长要悌,对朋友要信,对国对君要忠等儒家的诸多道德原则规范,均是仁义的体现,即均是依据仁心在不同的人伦关系中所应表达的适宜、正当的行为方式与道德精神。而体现儒家仁义的忠、孝、悌、信等道德原则须通过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各种对人接物的礼仪得以实现、表达,“克己复礼为仁”,“礼”是社会等级秩序的具体体现,儒家倡导以仁义为本,以德修身、以德治国,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维护封建阶级统治。仁、义、礼三者在儒家实际是融为一体的。儒家荣辱观知耻求荣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实质是要明仁义知礼仪,以追求与天地大德合一的崇高人生价值道德的完善,人格的高尚。仁义是儒家荣辱观的核心、灵魂,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体现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之中,体现在做人、治国、政治、经济各个方面。
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知耻是儒家做人以修身为本的道德起点
儒家仁学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由内圣而外王构建其思想学说。儒学首先是做人的学问,由做人而治国。儒家经典《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实质在提高自身道德素养,修身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不断提高道德修养的过程,而人的荣辱感是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评价、道德自觉,知荣辱、明是非、辨善恶成为修身的起点。
儒家的荣辱观道德观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儒家的知耻,即人有羞恶之心、廉耻之心,实质上是人对自身的本质属性的起始觉悟,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自觉。“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即开端、始端,孟子认为人先天具善良的始端,人心中本有善良的种子,但须后天培养扩充成仁、义、礼、智“四德”,才能成善人君子,尤如树木虽有优良的种子但种下后须后天培育才能成参天大树。孟子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仁义本体论基础上论说人有四端、四德,是人性本善的依据,也是人异于、高于、强于动物的人之为人的依据。“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如果一个人没有羞恶之心,寡廉鲜耻,那他就失去了人的本性而入于禽兽,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儒家的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知耻的实质及其道德价值。知耻乃人之为人的标志,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是道德礼义之始端。人类从树叶遮体的知耻开始产生道德意识,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知耻是人类道德意识的起点,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起点。
孟子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说羞恶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义(道德)之始端,因此,“人皆可以为尧舜”,任何人都可进行以知耻为起点的达仁明义的道德教育,使之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如果人无羞耻之心,则说明其已无基本的道德意识而近于禽兽,那么就失去了对之后天培育的可能或日前提。“内省”是儒家修身养性的一个重要方式方法,以仁义原则为指导对自己的言行内省的过程实质是一个知荣辱、明是非、辨善恶、义的过程,是一个以追求道德完善为宗旨而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和不断鼓励人求荣向善、达仁明义的过程。
儒家荣辱观把知耻明义作为道德教育修身养性的起点,符合个体道德品质塑造和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规律,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当学习和实践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时时处处以“八荣八耻”对照自己的言行,自省自警、自珍自爱,在不断的实践积累中,逐步把社会主义荣辱观转化为自身的品德操守,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养。
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知耻是儒家治国以德为本的道德基点
儒家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其修身为本的伦理思想基础上的,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以仁义为本的儒家荣辱观既是以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起点,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人虽具自然属性和生理本能但不是按本能生活,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道德意识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人有道德意识才能组成有序的人类社会而异于按本能生活的无序的动物世界。孟子把人之羞恶之心视为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哲学上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他把人具道德意识视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一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相通的。儒家认为人之廉耻羞恶之心的确立,不仅是个人修身的道德起点,是人类道德、人格精神得以形成与完善的基础,也是社会道德秩序得以维护的前提与基础,是以德治国的道德基点。
荀子的性恶论把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的生理本能自然欲望视为人性之本然,并把之视为产生社会动乱的根源,得出人性本恶的结论。荀子在人性观上虽讲性恶,与孟子性善论有性质不同,但他也认为人异于、强于、贵于动物,正是人具知荣辱明礼义的道德意识而同于孟子。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载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人之所以贵于、强于动物在于能群(组成有序的社会),而能群的根本在于人有道德意识(义)。荀子这一段话是在探讨国家社会制度起源的层面上强调了“义”(道德)范畴的重要性,他把“义”从孟子所指人类自身的道德精神上升到了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的高度。荀子并把礼义连起来讲从社会制度、国家治理的多个角度阐述礼义道德的重要性、必要性:“礼义生而制法度。”“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孟子荀子虽性善性恶不同,然殊途同归,他们都强调社会道德属性(仁、义、礼)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强调道德礼义对修身治国的重要性。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途之人可以为禹”,他们都认为人均可经后天的修养教化而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所不同的是,孟子强调修身养性以发扬内在善性,注重道德自律,荀子则强调外在礼义教化,注重他律。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孔子对德治优于法治的著名论证。法家只强调用政令、刑法来管理制约百姓,但百姓不知耻,犯错的根源未除,只是治表不能治本,力服而不能使人心服。用礼义道德教化管理制约百姓,是从人心深处着手,百姓知耻才能从人心内在根本上杜绝犯错而悔过自新,自觉遵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苟子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他虽吸收法家思想,提出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但他认为隆礼德治是根本,因此他的学生李斯、韩非成著名法家,而他本质上仍属儒家。“礼义生而制法度”,制定法令必须符合“礼义”,否则,就会“害事乱国”。他与孔子、孟子一样充分认识到礼义道德的作用,他批评那些不知以礼义教化百姓而乱施刑罚的君主,“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刑法虽繁多严酷,然不能杜绝“邪恶”,认为只有主要以礼义道德,对人教化、规范,使人知荣辱、明礼仪,提高人的道德素养,从而使人从外在的他律转为内在的自律,才是治本之策。荀子以礼为本、隆礼重法的礼治思想是对孔子德治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儒家在治国安邦上从人心深处着手,显然比法家高明,历代统治者自谙其中深味,儒学提倡礼义教化以德治国,更有利于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有利于稳固阶级统治的根基。这也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儒家何以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意识形态而法家何以不能为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原因。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知耻是儒家以德治国的道德基点,我们当改造、扬弃,批判继承儒家仁义为本的荣辱观和以德治国的思想精华,把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结合,在加大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与个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人们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明荣辱、辨善恶,注重政治、经济、各种社会生活的道德意识,自觉遵守社会法制道德规范,充分发挥道德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功能作用。
三、“义公天下之利”,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更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
荣辱观实质是主体内在的道德价值观,而道德总以利益为基础,儒家以追求成仁取义为价值取向,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更体现以国家民族、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儒家求荣即其道德行为的价值追求是以群体为本位,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儒家仁义不是一个抽象的纯精神的概念,而是内涵丰富且与公利密不可分的儒家的核心范畴。儒家所认为的,与仁义对立、为儒者轻视并引以为耻的“小人喻于利”是指只重追求个人利益;不惜牺牲私利而追求公利,正是儒家重义的体现,是儒家倡导追求、引以为荣的君子人格的体现。程熙说:“仁之道,要(要点)之只消道一公字。……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历代儒家总以“公”“义”象征国家民族整体利益而强调“国耳忘家,公耳忘私……惟义所在”…。,并把牺牲个人私利,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矢志维护社会国家民族整体利益视为最高的人格精神追求,视为儒家求荣的最高境界。
当然儒家以公义为本的道德观荣辱观是精华与糟粕融为一体的,儒家把君主视为民族、国家的主体,把朝庭视为国家的象征,儒家实际把江山社稷、民族国家利益与君王的阶级统治、把公义爱国与忠君融为一体,是其思想糟粕。但我们必须看到,正是以儒家成仁取义、公忠为荣的思想为主导,几千年来才形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中华民族历史上不惜献身维护民族利益的志士仁人几千年来才为炎黄子孙所称颂,爱国主义才成为中华民族之魂,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
爱国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概括为“五爱”,爱国是“五爱”之首;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爱国列第一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学习胡锦涛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当继承弘扬儒家公忠爱国的思想精华,对外,我们在大胆学习、吸收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成果的同时,当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和气节。对内,我们在建立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弘扬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中的“公、忠”爱国思想,强调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思想精华,对克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个人、本位利益轻集体、国家利益的各种损公害公的错误思想倾向,有现实积极意义。
四、“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也体现于以义取利的财富观
儒家以仁义为本的道德荣辱观还体现在其经济思想中,体现在其以义取利的财富观,正确解读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义利观可帮助我们正确解读儒家荣辱观。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强调以德修身、以德治国,强调道德决定经济,重义轻利,以积极追求道德的完善、追求精神的高尚为荣,而并非是对财富经济的无视、对物质利益的排斥。我们不能只看到儒家强调重义轻利、义与利所相对立的一面,还须看到两者相统一的关系。笔者以为,儒家重道义本身即包含求利求富的内容,而并非反对求利,只是强调在道义的根本指导下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倡导以义取利为荣、背义取利为耻的价值取向,这便是儒家荣辱观在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体现。
儒家倡导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其根据在天人合一、以仁为本的儒家本体论。儒家认为生产财富、发展经济(求富求利)以生养万民万物合仁道大德。儒家经典《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日位。何以守位日仁,何以聚人日财”“,从哲学的高度既说明道义决定经济,同时也说明求仁德道义与求物质财利是不可分的,指明了发展经济以求富求生合仁德的本体论依据。“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物质与精神、义与利均是符合天地大德的人生不可或缺的需要。
儒家在其经济伦理思想中以仁义为本重义轻利的荣辱观作为指导经济生活的原则,并非排斥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只是强调这种追求须符合道义的原则,强调不要把追求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目的与理想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这句话明确了两点,一是孔子强调求富去贫虽是人之所欲,但非人生根本的追求,人生还有更高的价值所在,这就是仁义之道,求富去贫必须服从仁义的原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二是他肯定人们厌恶贫贱追求富贵的欲望和行为,是人本性所在、是正当的,这是他立论的前提。在符合道义的原则下,爱财求富天经地义,符合君子人格。“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说,只要符合道义,如能求得财富,即使做下等差役也愿意。“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说只要符合道义,即使取得最大的利益(受天下)也心安理得。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这句话(我们并与“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联系)更从个人与国家、百姓与君主、做人与治国的联系中,把儒家对求富与求道、经济与道德的对立而统一的关系,把儒家以义取利的财富观、经济伦理思想中的荣辱观讲清楚、讲透彻了。这句话透露孔子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求富求利和仁道大德密不可分,求富求利是仁道大德的内容与要求。孔子把求富求利与仁道荣辱的道德价值导向联系起来,设立了一个正反两面的价值尺度。君王行仁政富国、个人合仁义而富贵合仁道大德当引以为荣。个人在普施仁义的有道的国度,不能以义取利摆脱贫困,则说明自己与天德仁道不合。天道本仁,天道酬勤,自己若非缺乏仁义、缺乏向善的进取心,便是不够勤勉。在一个多行不义、不施仁道的国度里显然不可能以仁义而富贵,而个人竟能得富贵,那意味着你是不义而富,则违天道仁德,不应为荣而当为耻。二是个人的富贵与国家的治理与统治者的为政之道、经济政策密不可分。只有统治者实施’德治仁政,国有道,人们才能以义取利、以仁求富;国无道,人们以义取利、以仁求富就失去了社会政治前提。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经济政策,国有道无道成为个人求富求利、或荣或辱的前提,个人的贫富、荣辱与国家的有道无道、兴衰存亡紧密相联。
儒家自孔子开始把经济与道德、求富与求义、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长期主导,培养出一种植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以仁义本的求富取利的荣辱意识,仁义道德伦理规范在儒家既是对人们无义取利行为的消极防范(知耻而不为),也具有激励人们以义取利求富求荣的积极意义,这与现代经济伦理学的原则要求相一致,至今仍有现实积极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经济关系的同时也必然发生伦理道德关系,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求利的过程也是一个体现人们道义(道德情操)的过程。在当今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备、法制不完善、各种负面现象严重出现的今天,我们须经改造扬弃,弘扬儒家重义重德、见利思义、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荣辱观之思想精华,重视运用道德力量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把求利置于取义的大前提下,更强化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识,既鼓励人们积极以义取利,更坚决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败德违法行为,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陈洪海,冉万里注译.白话孟子[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3]梁海明译注,大学中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4]程昌明译注,论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5]朱熹,四书集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6]谢丹,书田译注.萄子[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7]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8]四书五经[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2.
[9]许绍龙,易经的奥秘[M].北京:金城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