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评介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4-20 21:17:55 阅读：次
王钧林
《论语》是一本常读常新的经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传统文化复兴热潮，《论语》热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在《论语》热的带动下，“论语学”也悄然复兴，一批著名学者更开始了对“论语”的传习、研诵。不过，就“论语学”史的专门研究而言，结合玄、佛思潮解读魏晋南北朝诸多的《论语》注释著作，却是个公认的薄弱环节。闫春新博士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既隐显着导师王晓毅、颜炳罡等专家的学术才智，又凝聚了他十多年潜心研究的辛勤创新,可说是这一领域的萃集众贤心血的一部最新学术力作。
魏晋南北朝的“论语学”（这里主要是指对《论语》经文的注疏与义解），是在东汉《论语》定本的基础上对《论语》经文的注解与阐发，它由以释读、校改、整理经文为主，转向以注解、阐发文本为主。”（《导言》第2页）在《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一书中，作者从汉代“论语学”入手，在深刻把握其诠释特色的基础上，又以较好的玄、佛素养俯瞰魏晋以至南北朝思想学术的走向及其经学发展。从而以此两点为基点，通过全面梳理汉唐间的《论语》著作，将其划分为汉代传统经学、魏晋儒学、魏晋玄学和东晋南朝儒学(范宁、江熙、太史叔明、皇侃等)四大流派，并将其置于汉魏之际、魏晋之际、两晋之际和东晋南朝时期四个思想时代中，进行比较研究，分别剖析其学术思想及其《论语》诠释方式各自的异同，同时通过对《论语》个案的分析研究，窥见这一时期四大流派之间的并行、承袭、冲突、扬弃关系，指出了儒家经典注释中存在的多元化现象、《论语》诠释方式的分合大势，并力图从社会政治层面，解释其中的历史底蕴。其视野之开阔，识见之深刻，是值得称道的。同时，针对目前汉唐间经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不足，闫春新博士将这一时期的“论语学”研究视野放大，将这一时期各个时段的政治演进、社会生活与相应的“论语学”研究结合起来，充分运用比较分析、史料考据与思想阐发相结合等史学方法，作了综合的全景式研究，以把握汉唐间“论语学”的丰厚内容和时代底蕴。其既有静态的横向梳理，又有动态的纵向考察，并基本做到了点线面的三者结合。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扎实的学风，也是值得称道的。不言而喻，这些都可说是闫著《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的显著特点。其学术创新之处,举其大者,可又具体地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在尽量穷尽魏晋南北朝“论语学”及相关边缘材料的前提下，全面地加以梳理、考察，并利用近年来学术界在魏晋南北朝儒、佛、玄与道家学说尤其是儒学与玄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充分调动玄、儒、佛各家的思想资料，对这一时期的传世《论语》注释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学术界对《论语》注释史的研究大都注意两宋以下的《论语》注释史研究，而对两汉魏晋南北朝相对轻忽，对东晋的“论语学”研究更是乏人问津。作者“将魏晋南北朝的‘论语学’研究视野放大，从而充分占有、挖掘前人在研究此课题时所很少采用的旧史料。”；针对这一时期尤其是汉魏间《论语》注释史上的某些不足，通过对汉唐间《论语》注的横、纵向比较分析，如在第二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一节中，分别将王肃《论语》注、《论语集解》与《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进行纵向比较或相互参照，而不再亦步亦趋于当前学界大都将其进行个案研究的老路；对学界尚少涉猎的东晋“论语学”，该书梳理出互为敌对又相互影响的东晋两大注经流派，作者的这一研究无疑“填补了这一时期尤其是东晋‘论语学’研究空白”（《序》第2页）。
在对史料认真梳理的基础上，在对汉唐间“论语学”尤其是魏晋《论语》注经特色作了纵向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其在《论语》诠释史上总（先秦秦汉《论语》的经文成型及其文本整理）→分（由《论语》注的诠释路向在汉晋间的拓展到最终形成了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格局）→合（南朝皇侃结合儒、玄、佛三元汇通的东晋南朝思潮，以“义疏”的《论语》新体例，不仅将三者熔铸、整合在一起，而且最终使得两汉经学“训解”与魏晋玄、佛“义解”成为一体！）的历史大势。作者的这一研究无疑填补了这一时期尤其是东晋“论语学”研究空白。
其二，结合西方诠释学理论，从宏观上整体把握了其极具《论语》个性又紧扣时代脉搏的诠释特色。通读全书后可以发现，作者为从动态上全面把握汉唐间“论语学”历史发展的大势，其一方面聚焦于王肃、何晏、王弼、郭象与范宁等人的《论语》注而悉心爬梳，同时更对其进行横、纵向比较分析，找出其时代共性与各自的不同乃至大体的诠释走向，立论坚实而平稳；最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以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力图突破学术界对汉学、宋学特别是汉唐间两汉旧学与魏晋新学的一般学风定性，认为两汉与魏晋各自的《论语》注释方式，分别为两汉经学“训解”与魏晋玄、佛“义解”，并进一步认定，这两种注释方式在东晋南朝逐步由兼综、并进而走向会通、熔铸。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也是作者在该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创新，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独特而深入的思考。
最后，《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可以说是一部学术特色鲜明的魏晋南北朝《论语》注发展简史，闫春新同志在该书中又以东晋南朝“论语”注名家范宁对玄、佛的态度与孙绰、顾欢、皇侃等对佛学传入的应对为切入点，在考察中国文化传统（儒、玄、道教）与佛学的冲突、交融中，总结出了某些历史规律与贯穿古今的经验教训，对解决当前中西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接轨等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有推动作用，并对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等重大理论问题有某些借鉴意义。作者还借用了西方的诠释学理论，充分发掘出汉唐间“论语学”的某些诠释理念，从中探讨其在中国经学史上的经学意义，又以《论语》及其汉唐间的《论语》注为考察中心，通过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的诠释模式与这一时期的诠释理念、诠释方式及其具体的诠释方法，试图对中国诠释学的创建及其发展，起到促进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奠基作用。
作者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论证充分；思维逻辑严谨，前后连贯，一气呵成。《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一书形成了作者自身独特的风格，为研究“论语学”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为有志于从事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对于全球化下的《论语》热以及对“论语学”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该书评发表于《孔子研究》2013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