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重在发掘《论语》的“义理”――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4-20 21:18:58 阅读：次
《论语》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不仅对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等，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正因为《论语》的重要地位，自汉以后历朝历代的学人无不重视对这部经典的研究，所以形成了以《论语》之编纂者、成书年代、版本变迁、真伪考辨、篇章结构、文字训诂、名物考释、学术价值、学派风气、注译传播等为主要内容，涉及哲学史、经学史、经济史、伦理史、教育史、文化史、历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校讎学等多门学科的“论语学”。“论语学”对于研读儒家经典，考察中国文化发展脉络，探讨古代思想的演变等至关重要。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陆对于“论语学”的研究才刚刚展开，对于各个时代的“论语学”研究许多还是空白。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学”，它承接两汉“论语学”的重名物训诂和文字异同的特点，又纳入玄言佛理，开辟“论语学”的新途径，在“论语学”中显得异常突出和重要。学者对此一时期的“论语学”关注颇多，但系统研究探讨这一时期的“论语学”的成果却并不如意。值得注意的是，闫春新先生的著作《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于近期出版。这是一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专门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著作填补了“论语学”发展重要阶段的研究的空白。
与传统的对《论语》的注疏、考辨不同，《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特别注重《论语》的“学”的构成特色，突出了《论语》的义理研究。
首先，《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最大特色，在于提出魏晋南北朝的论语研究重在“义解”，并且在东晋南朝逐步由“训解”、“义解”兼综而走向会通、熔铸。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论语》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经学家们对《论语》文本的解读在经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郑玄、王肃的《论语》注，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等都被看作是《论语》研究的不可不读的著作。然而，这些重要的研究《论语》的著作，一直被作为“训解”《论语》的工具，很少有人关注这些注、集解、义疏的义理层面。即使是皇侃的《论语义疏》，因其采集家数多和“疏不破注”与“疏不破经”原则，更多的是将其看作是《论语》的注释之著作。《宋史·艺文志》就称其为“博及群书，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明显将其列为解经之列。《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不仅重视魏晋思想家们解《论语》训诂因素，更注重发掘他们注释《论语》的义理内容。《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认为，“王肃以实用理性的主体意义期待，来发挥《论语》经文蕴意”。（《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这种“侧重于以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实用理性的解经，使得汉唐间的学术《论语》开始拨开两汉经学《论语》的神学笼罩而真正走向理性，这是《论语》注述从神学与文献学走向理性与哲学的关键一步。”（第46页）何晏“以‘己之意’运用‘本末体用’的本体思维，通过‘体用’、‘本末’与‘一众’等范畴，将‘名教与自然’之辨，提升为‘有无’之间的玄思，从而赋予《论语》文本以常人无以读出的玄远哲理……因而其部分《论语》注文，特具抽象思辨的哲学理性。”（第47页）皇侃的《论语义疏》“将两汉经学‘训解’与魏晋‘义解’熔铸在同一处疏文中，通过‘训解’的注解形式达到‘义解’《论语》、创新《论语》思想的诠释目的。”（第185页）这样，该书不仅理清了汉至魏晋乃至南北朝“论语学”演进的脉络，而且将“论语学”真正提升到“学”的层面，它不再是简单的《论语》注释，而是一门蕴涵着丰富论理的学问。
其次，《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将《论语》放在时代的环境中考量，挖掘出当时《论语》研究的时代特征。
“论语学”虽发轫于汉代，但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提出则始见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所以没有将《论语》独立称为一门学科，是因为研究《论语》注重的是对文本的解读和考证，而过滤掉了《论语》在各个时代中所显现的时代特征。其实“论语学”不能只是解释《论语》，更重要的《论语》所承载的义理以及它的时代特色。《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特别注重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的时代特征，将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社会生活与这一时期的“论语学”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把魏晋南北朝的诏书、奏章、君臣对策以至清谈等纳入历史考察的视野中。以这样一种视野考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学”，则与学界以前对此时期的观点有很大出入，许多被忽视的思想进入了“论语学”的内容。如李充《论语》注、孙绰《论语》注、范宁《论语》注研究与江熙《论语集解》等纳入“论语学”，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学术界对汉学、宋学特别是汉唐间两汉旧学与魏晋新学的一般学风定性，使“论语学”的内容更加立体、丰厚和圆润。
再次，《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将诠释学引入“论语学”研究，即忠实于文本，又提升了“论语”学研究的理论层次。诠释学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它的特点是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该书借用西方的最新诠释学理论，梳理汉晋相关儒道著述，发掘汉唐间“论语学”的某些诠释理念，提出“文本意义期待”这一极符合中国诠释传统的儒道经传诠释概念，并从中探讨其在中国经学史上的经学意义。这一研究方法，在忠实于文本的前提下，有助于挖掘《论语》的义理，发现《论语》中所隐含的哲学思想。
诚然，作为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尚有“意犹未尽”之感。魏晋南北朝的“论语学”对于宋代乃至宋明理学影响非常大，宋明理学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这种思维理路其实正是发端于魏晋南北朝。而正是这一思维理路，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的“论语学”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这一点，书中并没有展开。当然，这是我的一孔之见。（徐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