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4-20 21:20:48 阅读：次
王振星 唐明贵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是研究孔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同时，该书虽文字不多，但内容却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论语》一书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直接或间接诠释《论语》的著作数不胜数。这些著作，共同构成了一部蔚为壮观的《论语》学史。即使在玄风甚嚣尘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尊孔重儒的措施、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新的解经方法的运用，也为该时期《论语》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始至今日，国内除了
从学术的层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诠释方式的发展与演变予以全方面、多角度地论述，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全书在动态把握汉唐间“论语学”历史发展大势的基础上，突破学术界对汉学、宋学特别是汉唐间两汉旧学与魏晋新学的一般学风定性，通过全面梳理汉唐间的《论语》著作，将其划分为汉代传统经学、魏晋儒学、魏晋玄学和东晋南朝经学四大流派，置于时代思潮中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这四大流派学术思想及其《论语》诠释方式，指出了经学“训解”与玄、佛“义解”异同。通过《论语》个案剖析，得以窥见这一时期汉代经学、魏晋儒学与魏晋玄学、东晋南朝经学之间的并行、承袭、冲突、扬弃关系，揭示了儒家经典注释中存在的多元化现象和《论语》诠释方式的分合大势，并力图从社会政治层面，解释其中的历史底蕴。
注意吸收学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是该书的主要特色之一。该书利用近年来学术界在魏晋南北朝儒、佛、玄与道家学说尤其是儒学与玄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充分调动玄、儒、佛各家的思想资料，对这一时期的传世《论语》注释进行了综合比较研究。在具体写作方法上，注重对这一时期特别是魏晋各家各派在《论语》经文的注解、阐发上进行纵、横向比较。如在第二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一节中，分别将王肃《论语》注、《论语集解》与《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进行纵向比较或相互参照，而不再亦步亦趋于当前学界大都将其进行个案研究的老路；利用余敦康、王晓毅等玄学研究名家的最新学术成果，如《魏晋玄学史》、《郭象评传》与《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等相关论述，将魏晋之际何晏《论语》注与几乎同时而略晚的王弼《论语释疑》，进行横向比较，以凸显前者在汉晋间“论语学”上的过渡性和后者的魏晋玄学《论语》特色；对学界尚少涉猎的东晋“论语学”，该书梳理出互为敌对又相互影响的东晋两大注经流派，一是东晋玄学家玄解《论语》——《论语》在东晋的进一步玄学化，二是东晋经学大师对玄解《论语》的排击——东晋时期《论语》汉注之流裔。而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又构成了东晋《论语》注发展的主线。
对《论语》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教育、社会风尚与宗教方面的资料着力收集，探讨《论语》在这些方面发生的作用和价值，是该书的又一重要特色。往贤的研究，大多纠结于经典文本的解读，将《论语》诠释与社会诸领域结合起来考察，是作者的一大贡献。受汉代余风流韵影响，《论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教育、社会风尚、宗教等领域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皇帝诏书、臣下奏议、法律条文屡屡征引《论语》，它所体现出来的某些儒家思想甚至被当作政治和法律的基本原则。这就不能不对社会的诸方面发生影响，这些影响反过来又促进了《论语》研究的发展。因此有必要研究《论语》在社会诸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作者专设“论语学”与魏晋南北朝政治、教育、谈论时风及《论语》与汉唐间宗教两章对《论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诸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论述。作者采录了魏晋南北朝人士在多种场合下的《论语》引用，以显现这一时期的人们在利用《论语》上的不同心态及其异同，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禅代政治、乱世社会与《论语》思想的相互影响，从而将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社会生活与这一时期的“论语学”研究结合了起来。
要之，这是一本取材丰富、对《论语》学史研究有贡献的好书。但书中仍有不足之处，如《论语》除在政治、教育、社会风尚和宗教领域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外，在这一时期的法律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作者没有论及这方面的内容，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该书评发表于《济宁学院学报》2014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