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会讲：经典教育与人文素养（二）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7-01 10:18:00 阅读：次
2013年3月24、25日“尼山会讲——经典教育与人文素养”在书院举行。这次会讲由书院主办，由书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法生研究员担任主持，由台湾佛光大学教授谢大宁先生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教授担任主讲，来自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30多位青年学者与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讲。会讲期间，师生竞相争辩，踊跃发言，紧紧围绕“经典教育与人文素养”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谢大宁教授：
我必须替日本、韩国讲两句。刚刚颜老师提到说，日本、韩国。（颜教授补充说：“我光提日本，没提韩国。”）对。前几天我突然接到一个访问，就是台湾中央社的记者打来电话给我，要访问我。因为他提到，说韩国有一位学者，提出来说儒家不是孔子创始。他给我讲完题目之后，我立即回答四个字：“胡说八道。”我觉得韩国、日本的学者有很多这种情形，刚刚颜老师提的那些状况我都同意。但是我到韩国去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不能小看这些东西。他们电视里头有频道，讲什么？讲《论语》，他们电视频道里头讲《论语》。我听说韩国社会里头，日本社会里头，都有这种情形。比如说，我公司里头有一些人，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研读会”，然后他们讲什么东西呢？我听不懂韩文嘛，大概地问了一下，了解了一下，他们就是讲这东西，然后讲你怎么把这东西放到你的生活里头去，放到你的工作里头去，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巨大的。容我这边引述一个新加坡所做的调查。新加坡当年，就是李光耀先生希望在新加坡推动儒家教育的时候，新加坡政府曾经特别派出一批专家，在几个受到儒家影响的重要地区，去做了一个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之后，他们觉得，最能够传承儒家精神的，有四个地方：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大陆。然后，新加坡政府有一个排名，最好的我请问各位是哪一个？排第一位的是哪里？是日本。排第二位的呢？是韩国。排第三位的是台湾。这是新加坡的调查，你当然可以不必完全相信这个调查。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查里头反映了某些东西，因为我曾经到那边去看过，我也曾经听朋友讲过，我觉得日本、韩国在民间所推动的这一种经典的研读，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东西的影响力。那个学者的胡说八道就当另外一回事吧！好的，谢谢！
赵法生教授：
顺着颜老师讲的这些东西，我有一些体会，我想到了一些问题，我说一下。一个是对颜老师这个思想的发挥，也叫颜老师指正一下。就是刚才颜老师讲，在理学那里，在程、朱、陆、王那里，道和学还是统一的，它没有分裂，还是能落实到人格上的。颜老师的结论，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应该恢复到这个圆融和统一的状况，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但是现在有一个矛盾，这是我这几年提出的思考，有一个什么矛盾呢？就是现在我们学的儒学，在大学里已经叫儒家哲学。最近学界有许多讨论，《哲学研究》有几篇文章，儒学和儒家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认识的几个学者也参与了这个讨论，包括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都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那么，它是一套哲学话语，一套理性的知识论的话语。用西方的那套话语来讲中国哲学，这个东西取消不了，这个东西是太强大了，我们任何人也取消不了它，教育部长袁贵仁也取消不了它，它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有很强大的存在力。怎么办呢？我这几年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经常跟一些宗教学者接触，我忽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不反对颜老师所讲的，但是在社会层面上，我们整个教育界、知识界已经把儒学变成儒家哲学了。我突然想到，我们的这种道统的传承、经典的传承，是不是就是两条腿走路？对于哲学，中国人也是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它在理性思维这方面薄弱一些，我们跟西方的启蒙主义比，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断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所以，我们保留着这个儒家哲学的科目，有些学者就是要把它当成知识论，就是不愿意用它来指导自己做人，当然可以；我就是用它来写文章、评教授、带学生，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要在社会上建立一个道的传承系统。比如西方，它有神哲学，有神学系，有宗教学系，这是因为它有基督教。大家想一想，如果西方仅仅是有宗教学系、神学系，而没有基督教，他的文化不就完蛋了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当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这个道的传承系统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和刚才谢教授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可以相通。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面临一个选择，即怎么选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怎么选择我们的定位，我是当纯粹哲学家、一个理性主义的哲学家，还是当一个儒者？我觉得这个社会有一个传道的系统了，只要这个传道系统在解决我们的道学传承，有人愿意搞哲学就让他们去搞，在社会层面上，我们让它分开，但是在个人层面上，我非常赞同颜教授讲的，我们要把它圆融起来，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求所有人都这样。
谢大宁教授：
我想刚刚我们赵老师的讲法，我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理解。我刚刚发了一个东西（谢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请各位指教的一篇东西。事情是这样，把儒家这一套经典的传承变成儒家哲学，它有其时代的必要，时代的意义。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在学习西方，我们发现把中国传统的东西知识化是有必要的，这个是牟先生一直在强调的事情。因为什么？我举一个也许不那么恰当的例子来做类比。中医有没有效？我们中国人大概都会认为，有些病中医比西医还有效，对不对？问题是，中医的传承没有一套知识的语言，西医的传承已经充分知识化了，可是中医直到现在为止，还在谈阴阳，还在谈五行，还在谈这个东西，还在谈一套伪科学的东西。所以，在现在社会，知识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很多前辈学者，从清末开始到民国期间，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前辈学者他们尝试着把中国传统知识化，因为什么？因为在西方的强大压力之下，我们要迅速的学会西方的知识化，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而且这个东西是需要发展的。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去检讨。事实上，台湾的中国哲学界这几年来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检讨，并没有离开这个知识化的脉络来检讨这个问题。请各位参考，这篇文章是我个人做的小小的一点努力了，我不要离开知识化的这个脉络，因为只有知识化的这个脉络，才能让我所要表达的东西有某种准确性。只是在知识化的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要丢失它的实践性？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哲学也好，或者单纯只指儒家哲学也好，这一百年来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过度强调它的知识性，而导致实践性的解散甚至丢失，这个现象存不存在呢？是存在的。其实西方哲学也存在这个问题。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的哲学里头，他们自己在检讨19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那个实践性丢失的过程，西方哲学它依然有深刻的反省，我们看到的西方现代哲学跟19世纪特别是黑格尔以前的哲学有巨大的区别。我们经常讲，我现在不是谈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常讲，19世纪后半期之后的三个人物替西方哲学丢下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大炸弹，这三位人物，一位是马克思，另外一位是尼采，还有一位就是弗洛伊德。这三个人，如果开玩笑讲的话，可以说他们是西方整个思想发展历程当中的三个捣蛋鬼，但是他们捣了一个大蛋，却非常非常重要。从马克思带进来的那个批判精神，导致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尼采所带来的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强调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传统的那一套哲学，特别是从启蒙运动以后所发展起来的那一套哲学，系统性非常强，但是它的实践性不见了。我怎么把这个东西救回来？于是，你看到了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蓬勃发展的现象学传统，乃至于到我们所说的现代、后现代的辩论，它环绕的是什么？是一个道德实践，是一个社会实践，是一个各种方面的实践这样一个问题，西方哲学也在检讨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哲学里头有，我们所看到的一种过度知识化的现象，其实在西方发展的过程中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反省。我觉得这些资源我们也要想办法引进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见得需要把知识和实践打成两条路，当然如果你是要寻这条路子，你做的可能还是一个学究的工作，我是要做一个学究的工作者，还是一个社会实践家，这是
赵法生教授：
简单地对谢教授做一个回应。由于谢教授的大作我还没有拜读，我读了以后可能收获还更大一些。我同意他这个说法。西方现代哲学它有一个很大的转向，这个转向是从康德开始的。康德的哲学启动了西方哲学这么一个分化，后来从叔本华、尼采一路下来，再到现象学，再到存在主义，现代哲学对形而上的看法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它由现象学面对生活世界，回到生活本身，然后存在主义对情感的重视，都是原来的哲学所没有的，这一点我承认。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来讲，我们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比如说中国哲学的教授，我觉得，我们比较理解的一个状态，作为儒家学者我们有情怀，我们希望他也是知行合一的，希望他讲的这套知识，不只是讲给学生听的，是他自己躬行实践着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做这么一个规定，或者说我们能不能颁布这样一条法律呢？我觉得，这样恐怕得慎重一点，因为现代社会它毕竟是信仰自由的，我愿意研究儒家哲学，但是我不愿意按照儒家哲学去生活，我愿意按照伊斯兰去生活，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作为社会形态的一个政策，它有一个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距离。但是我非常赞同刚才谢教授讲的，我觉得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应该从现象学或者存在主义中吸取很多东西，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
陆信礼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
我提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次会讲的主题：“经典教育与人文素养”。什么是人文素养？怎么算人文素养？具备人文素养是不是说非得接受经典教育？我不接受经典教育，我是不是能有人文素养？我个人感觉，有的人可能他没受过经典教育，他照样有人文素养。《论语》里边就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人化、文化我觉得是相通的。有的人他可能没有读过圣贤书，但是可能受周围环境的熏陶，有人指点他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但是他照样有人文素养。这个当然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通过读经典得来的。我的问题是，经典教育在人文素养这方面的培养上具有多大的作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咱们假设经典教育，咱们都有一个共识，肯定是有助于人文素养提高的，那些经典能够促进提高一个人的人文素养？我们从中国、西方的经验来看，西方读《圣经》，还有一些文学经典，如《荷马史诗》，甚至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也能够在人文素养方面起作用。但是其他的书呢？科学方面的著作、政治学方面的著作，等等，对提高人文素养有作用吗？第三个问题是知道了哪些经典，怎么使这些经典有助于人文素养提高？怎么进行经典教育？
颜炳罡教授：
我觉着，直到现在，这个会讲要结束了，才开始破题。这个题目是我出的，因为对这个题目无解，是为了求解。我当初出这个题目，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就是怎么出来这么一个题目呢？我想大家看到“经典教育”与“人文素养”，就经常把它们两个划等号，好像“经典教育”必然就会带来“人文素养”。当然，二者果真可以划等号吗？就刚才陆老师说的能否划等号？这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至于什么是经典？经典分为几个层次？如何来理解经典？过会儿这个问题由谢教授回答。他昨天一场演讲，回答的非常好，我就不在这个地方说了，这个问题，谢教授您记住啊！留给你了。（谢教授回答：好。）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典教育与人文素养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当然大家都知道，《论语》中子夏的那段话，就是陆老师刚才引的那一章，那都是讲的“行”。“贤贤易色”是一种行，古人说那是处理夫妻关系的一个原则；“事父母，能竭其力”也是一种行，那是你的孝行，有人说那是处理代际伦理、父子关系的一个规范；“事君，能致其身”那是处理君臣关系的一个规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那是朋友之间伦理关系的一个规范。这些说的都是行。“虽曰未学”，如果做到了这些，虽然说没有学习经典，“吾必谓之学矣”。当然，这个学即使学的不是经典，肯定也是学的文，后来朱子就批判这种说法。排斥知识，就是说这一章严重背离了孔夫子之教诲，有排斥知识之嫌疑。
当然，儒家的学问是实践的学问。大家都知道，子路推荐子羔出来做官的时候，孔子批评子路：“贼夫人之子。”你坑人，你害人家的孩子，学习经典还没有学好，就让人家出来做官。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跟老师提出不同的意见，“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个读、这个学，才叫这个东西呢！实践就是学，社会就是大课堂，向生活学习，向实践学习，这是最好的学习。毛泽东这一套，和子路还有点关系呢！我觉得，我们要说儒家的学问就是实践的学问，这个东西错了吗？没有，一点都没错。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一个良好的人文氛围的形成来自于哪里？当然直接是来源于这个群体、这个社会成员的人文素养，良好的人文氛围是这样形成的，来自于每一个个体的人文。那么，这个个体的人文素养又来自于哪里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就讲老百姓，我就说中国儒家的传承，一个是靠学者著书立说来传承儒家之道，另一个是世代行为习惯的模仿。我们老颜家在我们村占人口的比例非常大，我们那个村就是颜姓村。每当要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去拜年，年龄大的领着年龄小的，拜年要磕两个头，在门外磕一个，到堂屋来再磕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要磕两个？磕一个不行吗？原来是孔子的拜上，那时候浑然不觉啊，就知道要磕两个头，现在才知道在外头磕的那个头是拜上。还有遇到丧事了，老颜家只要是亲戚死人了，都要吊丧，吊丧的时候，大人在前头带头行礼，我们小孩就在后面跟着行礼，又不是自己什么亲人死了，没有多少感情。但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个头是怎么磕的，需要磕几个，慢慢的就学会了。那么，谁给了我们这个行为习惯呢？这个行为习惯是从哪儿来的？好像在周遭环境影响下我们就有了。你可以说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你可以说《弟子规》，你可以说《三字经》，你可以说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的根据在哪里呢？我们一找就找到了，《论语》，《四书》，经典。这个东西就来了。所谓经典是干么的呢？经典是我们人文素养最终的理论根据，如果离开了这个理论根据，我们将无所措手足。我觉得这是一个经典在我们人文素养当中的一个意义。再一个，实际上我们现代人，刚才我们批评了很多现代人，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学问只是看作一个外在的知识，与自己的生活不相干，与生命不相干，一个外在性的东西。没有圣贤的时代，只是为人与为学完全可以分离，结果导致了什么局面呢？导致了世之无序，知识分子唯利是图，不就这个样吗？那么，我们今天，如何来教这个，讲这个社会风气，我们要回到经典当中去。读读圣贤的教诲，不仅是我谋生的一种手段、方式、资具，圣贤的教诲是我生命成长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把读圣贤书当作我的生命与古圣往贤的一个对话。当我体会到，子贡问问题，就是我在问问题，就像程朱理学家说的那样，夫子的回答就是对我问题的回答，体会到这样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作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变化我们生命的气质，增加我们生命的涵养。就是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惟圣人能够践形啊！我觉得，使我们的生命气质从内到外，“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由内到外地发生一种转化。然后我们看一看研究佛典的人，研究时间长了，他进去了，他不是个和尚，也像个和尚；研究道教的人，研究内丹，我见过这样的老先生有很多，真的，研究着，研究着，他不是个道士，他也没说他信道，他就神神道道起来。这就是经典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那么，我们要说，哪些经典才不至于使人走火入魔，不至于使人神神道道，不至于让我们过不正常的人生？我想这个问题就抛给谢教授，谢教授有第一层经典、第二层经典、第三层经典的说法。
谢大宁教授：
我想刚刚颜老师从生命的体会这个角度对刚才的问题做了一个阐释。我这边可以提供各位一个资源，就是刚刚陆老师所提供的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在我自己的印象当中大概如果从一个比较知识论证的角度讲，最好的一本书是伽达默尔的那本《真理与方法》，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本书。我简单地讲一下，因为这个题目，人文素养是个什么东西，伽达默尔用一个方法来讲，他说所谓的人文素养，就是一个人尝试着从自己的特殊性向普遍性过渡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讲法大概很学术化，黑格尔的意味也很强。康德曾举过一个例子，人在做某一些实践的时候，村夫、渔夫比知识分子做得要好。村夫、渔夫知道什么东西我能拿，我不能拿，知识分子对那个不该拿的东西，会搬出一大堆理由去拿。有时候知识分子在道德实践上比村夫、渔夫还令人讨厌。现实上的确有这样一种现象，知识未必能增添一个人的道德人品，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接着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来讲，村夫、渔夫在某一些自己立身处世基本立脚点的时候，他可能站的比知识分子还要来的稳，可是却很难从自己具体的特殊性过渡到普遍性。也就是说，他可以是一个人品非常好的人，但是他未必能够具有我们所谓的人文素养，他是我们平常讲的，只是一个素人，他并不能够让他的生命尽可能地涵容，跟别人有一些更好的理解、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互动，让我们在这些沟通、互动中显现出生命更丰富的意义。如果就这样一个过程来讲的话，人当然必须要进行学习。我们只是说，这个学习的过程，不要让你学会了只是掩饰自己，让我们的人品越学越低下。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通过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协助我们，从一个特殊性慢慢过渡到一个普遍性的表现，康德把这个东西称之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完全义务。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义务，什么义务？让我们变得更好。这也是道德义务的一个部分，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这个转变的过程需要通过一种学习，这个学习最好的，它的一个基本学习的管道是什么呢？我还是借用伽达默尔的讲法来说，他的最关键的、伽达默尔使用的一个跟我们平常语汇不太一样的概念，中文通常把它翻译成“理解”，但是不是我们日常语汇中的“理解”这个概念。“理解”这个概念，如果各位晓得的话，放到玄学的脉络里头，这个概念有很复杂的意思，我不去掉书袋跟各位讲这些，那是课堂上我要讲的话，我只用我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个“理解”。这其实就是，我们要学会一种我们跟别人互动的方式，我们平常有句俗话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知道在现实人生中，处境是非常复杂的。你不可能用一个原则通贯去处理所有人生情境，于是我们必须知道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到一个具体的情境里头去，要怎么跟这个情境里所涉及的人、事、物进行互动，而这个互动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互动。
我为什么一开头的时候就谈这个问题，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不想用一个很学术化的方式来讲。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把它拉回到一个比较学术化的脉络里头来讲。就是说，我一开头在提的，我们人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在我们具体的人生情境中与意义对话，我们都会面临许许多多的人生处境，我们在人生处境中，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选择，你知道人最通常选择的是什么？我在我具体的生活情境里头，我最通常选择的是保卫我自己，让我自己不要受到伤害，或者让我自己可以获得利益。我们一般人在现实的生活处境里头一定是如此，绝大多数的选择也都会是如此。我们通常不会做这样一种选择，这件事情我应该这么做，可是如果我这么做了就会伤害我自己，一般人通常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今天有人要送一百万给你，然后叫你做一件事情，说你只要叫我一声爹，我就给你一百万，你干不干？我这样问过学生，我说给你五块钱你干不干？很多学生很不屑的口吻：“五块钱绝不干。”五百块还是很不屑的口吻，我说五万块，有人开始迟疑，我说五百万，全部举手，都干了。人就是如此。因为什么？我们通常权衡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平常生活里头，我们是与利益对话、与好处对话，可是我们不会选择与意义对话，这是现实人生，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经验、共同感觉。
可是，什么是人文素养呢？其实在我的体会来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与意义对话。这样我才有可能把我从一个特殊性提升到普遍性，否则我的人生永远停留在特殊性，每一个人只保卫自己的利益，当我保卫我自己利益的时候，我可能要牺牲掉别人的利益，我不在乎去践踏别人，只保卫我自己，现实里头常常如此。可是我们应该践踏别人吗？我自己不愿意被人家践踏，那我凭什么说我可以践踏别人？于是当我想到我自己不愿意被别人践踏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不应该去践踏别人，这个时候我就在进行意义的对话。我只有学会这一点，我才可能把我自己从一个特殊性的角度提升到一个普遍性的角度上头来，这就是一个转化。你要说人文素养是什么东西呢？人文素养就是这样的东西：我可以让我自己提升上来，提升什么东西呢？提升了我不是只站在我自己的立场考虑，《论语》里头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为人”大家都知道怎么解释吗？“为己”不是自私的意思，我知道我要面对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什么东西呢？我要让我有一个提升，从哪里提升？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利的动机开始，因为你没有自利的动机你活不了。我肚子饿了我要吃，我现在请问你，现在两个人都很饿，只有一碗饭。你怎么处理？你会非常客气地说：“请吃。”你会吗？还是抓过来自己先吃了，对不对？如果有必要的话，踹他一脚，把他踹开，拿过来我吃了。我们人最正常的、最自然的第一个反应是把别人踹开，我吃。对不对？那个是站在利己的立场。我问我自己，我站在我自己特殊性的立场，人在这里没有提升，那人文素养是什么？就是要把我转上来，让我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说，妈妈跟儿子，现在只有一碗饭，这个妈妈绝对说：“儿子你吃。”
陆信礼副教授：
谢教授，我给您补充一句，您给我讲了一番，我终于明白了。最近我觉着现在缺失的就是价值观的教育，一个人的价值有多少，爱因斯坦有说法：“不是超过别人，要超越自己。”包括刚才您说的，人经常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您看在汶川地震中，老师为保护学生死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就是说，能为了别人的利益牺牲自己。我认为人文素养就是价值观，经典教育就是价值观教育。
谢大宁教授：
人生的处境就是如此复杂。比如说，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我们不敢随意去指责人怎么样，就是说人生处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你不要随意的去指责别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求我们自己学会一种与意义对话的模式。你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我刚刚举的例子：妈妈绝对会把那碗饭给儿子吃，我们可以这么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妈妈都会干这个事情，你说她学什么？其实这就是她自己，其实她不一定会这样讲，可是人经常就会做这样的实践。当妈妈面对自己儿子的时候，都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是别人的儿子，很多妈妈就会拿起来自己吃，对不对？她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协助我们，在各个不同的面向上头，把我们从一个特殊性的角度提到一个普遍性的角度上头来。我觉得这个讲法很具体，这个讲法不是我说的，各位如果有兴趣，去读读伽达默尔那本书，他就是这样讲的。
李树超同学：
谢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在谈，人做事动机的功利性，以这个功利性的动机来讲，人为什么要提升自己，他的功利性的目的是什么？
谢大宁教授：
我说人的起点是从一个动机性的角度出发，但是，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是，我们除了过一个物质的生活、情感的生活之外，我们人还会过一种精神的生活。你同样会问我什么叫精神的生活？我可以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只有人知道会寻找意义，你自己在现实里头你不一定会寻找意义，也许在你人生某一个时候，大概每个人都会突然有某一些疑问：我到底活着干什么？其实类似的问题就会出来，我要活着跟狗一样吗？我每天只是吃、喝、拉、撒、睡吗？这些问题就是在迫使我们意识到人会做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知道，我要过一个意义的生活，我要让我的人生呈现出某一个意义的生活。意义的生活跟现实的生活、物质的生活有时会冲突，而有时也不一定冲突。就好像，我为什么要出去工作？工作有一个目的，为了糊口，对不对？吃饱肚子，这是一个自利的动机，这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我也可以赋予我这个工作一个进步的价值，我可以在这里取得一个协调，而当我们发现到我的工作既可以协助我糊口养家，同时又能够显现出意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对这工作又有了特殊的热情，这个时候就代表着我在往上提升了，所以人本来就有这一个面向。
我这里是破了后面一半的题，前面的一半题就是说怎么把这两个连接起来。我前头一开始就讲，其实我们跟经典的对话，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学习到一些知识，其实我们跟经典建立的关系，就是与意义对话的一个关系。哪些经典是有助于这些东西的呢？我这么讲吧，很多很多经典，但是我们要把经典区分一下，任何一个文化体，几个世界比较大的古文明，每一个古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古文明，其中没有唯一的条件，但是一定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个古文明通常从一个地方，它的文明的开展，特别是它的精神文明的开展，都是从它的经典开始的。古希腊文明从哪里开始？荷马的那些史诗，西方人为什么对“存有”这个概念那么感兴趣？大家都知道，“木马屠城”里头讲的那位西方的战神阿奇里斯，你去读读那个阿奇里斯的一生，你就知道西方人对于英雄的眷恋，那是来自于它们文化经典最根源的地方，古希腊《荷马史诗》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古印度的《奥义书》、《薄伽梵歌》等等这些东西，每一个古文明都有一个最原始的东西，那个东西代表的是什么呢？那个代表着这个文明的第一次与意义对话。那是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个东西决定这个文明循着一条什么样的路径在往前走，再试图把它这个文化体从一个特殊性的角度转移到一个普遍性的角度上头来，而经典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我们可以这么说，文明的开辟是从这边开始的。当然这个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它必然会经过一个经典不断扩大的过程。在中国来讲，扮演那个最原始经典角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五经》，可是《五经》在发展过程中，开始逐渐扩大，到了汉朝的时候，《楚辞》取得了经典的地位，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昭明文选》，昭明太子编《昭明文选》的时候，心中的想法是什么？它是经典。当然，我们后来整个文化的发展，没有把《昭明文选》提到那么高的地位，但是编的这个人，他的意图是创造一个经典。我告诉你，这是继经典而后的一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文章是经典，它一代一代慢慢扩大。我们一些好作品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收进来，比如说，李白、杜甫的东西，某种意味的取得了经典的地位，乃至于到后来我们所说的《三国》、《水浒》这些东西，都取得了经典的地位。《红楼梦》在某种意味上也取得了经典的地位。
经典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扩大，但它背后有一个主导性的东西，那个是有趣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文化体的发展过程中，那个主导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对我们研究人文的学者来讲，去找出这个东西来，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经典不是一个完全排他性的东西，它会扩大，它在一个文化体的自身中会扩大，它也会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把别人的经典某种程度上吸纳进来。我们中国人已经某种程度上接纳了佛教经典，未来可不可能把《圣经》也接纳进来，成为我们的经典？那是可能的。对个人来讲，我要选择哪一个东西当成我生命的经典？我们现在可选择的范围其实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们活在一个文化体、一个文化氛围中，它总有一个主从的关系。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你今天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你希望让你的生命终生奉献于释迦牟尼佛的智慧，然后你就面临出家选择的问题，各位回到《弘明集》里头去看，不是一直在讨论这个出家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头会讨论出家的问题，在印度社会里它就不会。释迦牟尼佛当初可以从王子的身份出家，对他那个社会来讲的话，他出家是好的，为什么？你回到印度的种姓制度里去看就知道。释迦牟尼他就算是个王子的身份，他在种姓制度里头也是刹帝利啊，他不是婆罗门，他通过出家苦行，他有可能把他的身份变成婆罗门。他可以出家，他愿意出家，那是对他身份的一个提升啊。可是在中国社会没有这个东西，于是你会面临出家干什么？因为撞到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于是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协调这个东西。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面临许许多多不同的价值意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价值意义之间的一个取舍的问题，这里头有文化的问题，有各种问题，每一个人不一定会做什么样的取舍。
但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我来看，经典我们一定要拉出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包括什么？比如说，儒家跟道家的选择，在中国社会里头是儒家这个体系为主的，但是我们并不排斥道家，你作为一个人，你选择道家作为你立身处世的价值，可以啊，我们这个社会充分尊重啊，但是这里头会不会有一些价值的冲突呢？它有可能。当它发生的时候，你要如何决定你自己的立身处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我们都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与意义对话的过程中，经典在这里头其实是不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跟各种不同的情境对话，经典总是在这个地方提供给我们一个比较具有普遍性的情境，经典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它会提供给我们这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它不像很多其他零零星星的那些作品，就好像一本好小说，我们说好小说一定是什么？它可以创造典型。这个代表着什么？这种人格的形态是比较具有普遍意义的，我们跟它的对话就比较容易把我的生命拉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立场上头来，所以我们人生的对话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地发展。我们不是说从经典以外的作品不可以获得某些东西，但是经典绝对是这个文化体里头每个人必须经受的最基本的东西，这是我们要把我们从一个特殊性的角度转换到普遍性的角度上头来的一个最方便的途径。
我不晓得我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论证，各位是不是能够接受？至于说刚刚提到的第三个问题，那要如何进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易经》在中国社会里头它是一本算命的书，但是，我们也说它是中国智慧的宝库。你怎么使用《易经》？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各种使用《易经》的不同方式，你可以去算一个卦，你算卦的时候，不管你得到哪一个卦，算命先生一定会问：你要问什么？说我现在要结婚了，我跑去算一卦，这个婚姻对我如何。然后算命先生在帮你解这个卦的时候，他就有三六九等不同的解法了，不同的层次。比如说，我告诉你，我只用一个角度告诉你：吉还是凶。让你依然停在这个特殊性的地位上头，这个解法对你没有做任何的提升，它对你不构成意义，你只是有一个算命先生告诉你，说你算到这一卦，结果占卜出来对你不利。可是中国传统那些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他们都讲《易经》，他们怎么讲？这里头它有一个智慧转化的过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跟各位讲。比如说《易经》乾卦的《象传》，我最喜欢举这个例子，最简单，那个《象传》怎么讲呢？那句话大家都会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大家都会背。但是大家可能没去想过，这句话怎么写出来的，当初写《象传》的人怎么写出来的？因为《象传》的解卦，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解卦。一个卦有六个爻，通常分成上下卦，上下卦各三个爻，每三个爻组成一个卦，用八卦的讲法来讲的话，每三个爻就组成一个卦。八卦是哪八卦呢？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卦。这八卦分别匹配到哪里呢？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匹配到这个里头。像乾卦的上卦也是乾卦，下卦也是乾卦。那乾象什么呢？乾象天。于是它就讲天。但是，它讲“天行健”是什么意思呢？天地如此运行不息，而这个“健”字本来讲的只是天象的运行不息，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它在这里做了一个转化，怎么转化呢？它把“健”作为它这个卦的卦德。“健”是什么？他把它作为一个人格，做一下人格性联想。每一个人也要效法天的运行不息，让我自己自强不息。所有《象传》的解卦通通是这种解法，从头到尾都是这种解法。这个解法是什么？我从这个卦里头取得一个资源，我用这个资源开始进行一种联想，什么样的联想呢？我的人格的联想。把它联想到我在人生中，我应该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处事原则。于是“健”这个东西变成为我增长我自己人格的一个智慧，我从这个智慧，把我从一个特殊性提升到一个普遍性，这个就是经典产生作用的方式。在我看来，经典就是这么运作的。如果我学会了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经典随时随地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力量。
我以前曾经在台湾的社区大学讲过一节课，当时来听我课的，有一些是在民间已经学过很多梅花易数等玩意，他们对《易经》文献比我还熟。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来听我的课？”他们说其实他们是来“踢馆”的，他们说想来看一看这个大学教授会怎么讲《易经》。等我课讲完之后，我问他们有什么感想，他们说：“大学教授讲的真不一样。”为什么？民间的江湖术士教人的只是怎么看吉凶，它没有一个提升。我明白的跟大家讲，我说你叫我算卦，对不起，我不会告诉你吉凶，我不是跟你讲这个东西。我是要告诉你怎么转化，转到一个智慧上头来。当时我很多学生听了我的课之后，每天早上起床先算一卦，算了这一个卦之后，就把书打开来看一看，今天要做事情，把那一卦跟今天的事情联系起来。我问他们有没有用？很有用，对他人生智慧的启发很有用。在我看来，这就是经典教育，经典教育用这种方式就进入了他的生活，进入了他的生命，他开始学会了做一种自我意义的转化。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这一件事情，这个社会就自然而然的都会与意义对话了，这个社会就自然而然的朝一个方向走了。我们不必说每个人都要一样，我只要向意义走，你选择的意义跟我选择的意义可能不一样，没关系啊，大家相观而善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如果我们讲与意义对话的模式，所有的模式不都是这样吗？我刚刚不是举例，信基督的人读《圣经》，他的模式也是这个模式。你要从哪里寻找到你自己人生的智慧，你自便；你自己要什么东西做你的经典，你自便。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经典与人文素养之间的确具有非常密切而且不能切断的关系。就是这样子。谢谢！
颜炳罡教授：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刚才谢教授说由具体到普遍，用伽达默尔那样一个观念来说。其实很简单，就是人啊，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化，我要翻译成中文的话，实际这样说，大家可能理解起来比较方便。什么是人文啊？人文是相对于天文而言的，人文自然是相对于人伦而言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周易》，就是《贲卦·彖传》中说的，所谓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化成，所以起初“人文”这两个字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它是和“天文”相对的。“天文”是什么？就是天的运行之道，“人文”是什么？“人文”就是人应该走的那个道，其实那个道是什么？文明意识。文明意识我觉得应止于文，止于至善。这个地方是止于什么？止于文明。人文是这个意思，所以它和道家不一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那就是纯粹道法自然，那就是自然，自然状态就是这样子，生生杀杀，杀杀生生，天哪有什么爱心不爱心而言呀。儒家一定要说有天心，天心就是仁，天心就是爱，吾心就是天心，天心就是吾心。它一定要这样讲，天是好生而恶杀的，它一定要这样讲。所以郑板桥有句话，“如果人不能以天地之心以为心，万物何所托命乎？”如果人不能体谅人作为万物之灵，作为万物最贵的那个东西，万物发展到最高层的那个东西，你不能体天地之心以为心的话，那些野生动物，那些你下游的东西，你是食物链的最高层啊，那万物何所托命？今天你想要消灭老虎太容易了，不像是武松赤手空拳，拿根哨棒打老虎了，你冲锋枪突突一开，所有老虎都没了。犀牛、鳄鱼等所有这些，消灭它们还不容易？那是纯粹自然。人不行，人要体天地之心以为心，天地是好生恶杀的，天地是大德曰生啊，是这样子。我说这就是儒家，这就是人伦，如果纯任自然，那就大开杀戒，纯任自然肯定不行，把人的本性全部释放出来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说，大概人文教育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叫你去见天心，体天道。
我曾经有一句话，什么叫赞助天地之道呢？我说它就是体天道，补天功。天地是有缺憾的，人之所以高于万物，人之所以作为万物之灵，要补天地之缺憾。大家知道，有好多眼睛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我们把他们叫做盲人；有好多不会说话的人，那些人我们把他们叫做聋哑人。你是不是觉得我有嘴巴，我就可以大骂聋哑人呢？还是说，骂聋哑人的人是最不道德的一种人呢？如果谁骂聋哑人，我就出来制止他呢？如果你觉得骂聋哑人，或者说把看不见的人指引到井里去，或者让他掉到坑里去，这样做的人是坏孩子吧，小孩有这样的。你还是说，哎，那个地方有个井，不能走过去，把他扶到一边去。这就是人文教育，很简单，生活中的东西。我刚才说，什么是我们的经典？我们今天一说经典，《红楼梦》是经典，《唐诗三百首》是经典，《西厢记》也是经典，现在有人还把《金瓶梅》当作经典，这是不是经典呢？有人会说这都是文学经典。但是，平时中国人并不把它们当作经典，而是称作“四大才子书”，或者说它们是“天下第一奇书”，传统的中国人没有人说这是经典，不这样去规范它。为什么？这就是中国人的分界。
什么是经典？我说经典就是常道，能够体现常道的就是经典。体现人伦之常的是经典，人道之常的是经典，天道之常的是经典。昨天谢教授说：“圣人之所言者为经典。”什么是圣人之所言呢？佛所言的是佛经，圣人之所言者是圣经，神所言者是神经，道所言者是道经。那么，圣人所言者当然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圣经，我们说《四书》都是圣人直接所言：《论语》和孔子相关联；《孟子》和亚圣孟子相关联；《大学》和宗圣曾子相关联；《中庸》和述圣子思子相关联，这都和圣相关。但是，《五经》是和圣人相关联的吗？《诗经》就不是，尤其是《国风》，都是来自于民间的，那是圣王采诗的结果，但经过圣人、圣王的捡选，所以它才有意义。当然，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经典，中国人所面对的基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或者说我们的价值支撑，我们意义的根据在哪里？就是在这些最基本的经典上。进一步开放到道家的经典，佛家的经典，乃至基督教的经典，乃至伊斯兰教的经典。我常引述朱熹的那几段话：“今人不会读书。”“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这就是中国人最早的把圣人之言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次。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和其他的文化系统对话的一个价值支撑。我们有了《四书》这样的观念，我们理解它了，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价值支撑了。那我再去看《金瓶梅》，就不再去找描述那种事的情节去读了，那我就会生菩萨心理，就会生慈悲心理，不会再生艳羡心理，这就是儒家的价值支撑。不是看《红楼梦》，小姑娘一看《红楼梦》，哎呀，我要做林妹妹，一做林妹妹，就还我宝玉。不会这样，我觉得你首先要有价值支撑。所以，过去古人经常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教导呢？先说少不看《水浒》，你看水浒，你看到李逵杀了人了，咔哧！切脑袋跟切个西瓜差不多，这样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就没了。到你成年了，你知道它那里边表现的是什么东西了，你有了《四书》这样的价值观念作支撑了，你再去读这样的经典，就不至于陷入歧途了。我觉得像李天一，就因为没有读《四书》，于是他要看《金瓶梅》那样的东西，看的比较多了，于是就发生了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赵法生教授：
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两位教授，我觉得我们在孔子老家，做这么一个研讨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如果孔子有灵，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谈话，他会非常赞许。他会说：“孺子可教也。”因为我们对经典的理解，我觉得还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在大陆来讲尤其是这样，我们大陆是转了一个大弯，在往回转，台湾还好一些。
我简单地把两位教授的主要观点归纳一下。
首先归纳一下谢教授的观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他给我们介绍了台湾六十年来读经典的经验，因为他参与了一些过程，所以他讲的非常具体。当然有些同学提问了，就是我们现在要把经典教育引入大陆的学校，我们害怕把它变成知识。那么，我认为，有胜于无。因为现在大陆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学校确实是没有经典教育，我们看看其他的那种乌七八糟的内容，对学生毫无意义。当然正在慢慢地转化，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谢教授非常强调我们读经典的核心意义在哪里？核心意义就是要进行一种意义的对话，意义的追问。进行意义的对话，意义的追问，这是一种很哲学化的说法，我觉得还是做了一种普遍性的归纳。做这种追问，就离不开语汇，没有圣贤的语汇，我们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可能就要选择别的。一个不识字的人，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一个没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他的选择肯定是另外一种选择。要拥有这样的语汇，我们必须要读经，必须要把它引进来。另外，谢教授还讲到什么是经典？哪些是经典？这个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梳理，我觉得都非常启人心智。
颜教授首先讲了一个道与学的关系，这个道与学它本来是统一的，在中国古代是统一的，但是今天确实是分离了。颜教授主张，我们作为儒家学者要把它重新圆融起来，我们要把学背后那个东西找回来。不管是乾嘉学派也好，还是现代哲学也好，都要把概念和语汇背后的那个意义，名相背后的那个意义找回来，我觉得这和谢教授的观点是相通的。然后，颜教授特别讲到，我们今天读什么？刚才有些老师也问了，经典不是很多嘛？文学经典、社会学经典、政治学经典、音乐经典等等，不是很多嘛？我们为什么要读儒家经典呢？颜教授特别提到，我们通过读《四书》《五经》，读这些儒家经典，我们实际上在培养一种非常好的习惯，在培养礼仪教养。颜教授下半场继续讲了“人文化成”，讲了“天心”、“人心”。他说，实际上，我们读经典的一个最高境界就是要“体天地之心”，要得天道，要行天道。这一点实际上和谢教授讲的“普遍性”是一致的，天地之道就是一种普遍性之道，它超越了我们的一己之私利。
非常好！我个人觉得，这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大家肯定也有这种感受。我听了两个教授的发言，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读经，我们学经典，不管是意义的追寻，不管是道的追寻，还是什么，最后都是要落实到我们的人格，人格境界的提高是我们读经典的一个根本目的。我也是这几年才有些体会，我到社科院之后，我参加的第一次会，是社科院和港澳台三地搞的一个会，参加那个会的都是比较有名的学者。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所有的港澳台学者都站起来，大陆学者，除了我们所长，没有一个站起来的。所以说，我跟他们讲，我说连教授都这样，你们想一想大陆人的人文素质到底有多高？都是很有名的大陆教授，都这个程度了。另外，去年我参加了一个活动，于建福他们，就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搞了一套经典读本，主编是他的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济教授，九十二岁了。我去了以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是我们大陆教育学界的元老，在座的全是他的徒子徒孙，我去的有点晚，就坐在他对面，整个的一个人，他一直在记笔记。这就是读经典的结果，他给我们讲了他的经历，他说他读了八年《四书》，一直读到抗战那个时候。读经典让我们越读越谦逊，让我们越读越有礼貌，这是读其他的任何书读不来的。所以，冯友兰先生讲，最后我们人要达到天地境界。实际上，刚才颜教授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虽然是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但却是我们每个人应该争取的，而这种境界只有通过读儒、释、道经典才能达到。这是我最后一点小体会。这样，今天下午，我们这个会讲就到此结束。
（录音整理：秦兆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