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书院的创校简史及其文化教育理想/刘国强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4-15 18:06:42 阅读：次
——本中国传统书院之优越以融合西方大学导师制
刘国强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和评述了新亚书院的创校历史与文化教育理想，强调指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中国风云变幻，因缘际会，群贤集香江，遂创立新亚书院。新亚的文化教育理想是，继承宋明书院讲学精神，保存及发扬中国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优点。
关键词：新亚精神、文商、融合、发扬、沟通
作者简介：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授、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
新亚书院是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先生所创办，新亚是以发扬中国文化为理想，“新亚精神”亦为人所乐道。以下对新亚书院的创校历史及其文化教育理想简要报告说明。
1.新亚书院的创校简史
1.1 中国风云变幻急，因缘际会，群贤集香江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西方文明挟其船坚炮利轰开中国的门户，中国文化无法抵挡，节节败退。由自强运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至五四运动的“全盘西化”论，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已日渐丧失信心。由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到军阀割据，然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可以说是国无宁日。
加以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凌，中国几有亡国之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但跟着1946年6、7月间国共全面爆发内战，时局动荡，不少学人便南来广州，再至香港。
当时局势紧张，可说是风云变幻急。是时，钱先生与唐先生同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因为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创办人王淑陶先生邀请，便一同到了广州的华侨大学任教。
当时不少学人也到了广州，如张晓峰、谢幼伟、崔素琴、熊十力、陈寅恪、吴俊升、牟宗三、徐佛观（徐复观）、陈荣捷、谢扶雅、罗倬汉等。其后不久，大部份人都相继到了香港。钱先生和唐先生，于1949年秋随同华侨大学迁回香港（华侨大学初创办于香港）。
1.2 穷困难阻文教情，亚洲文商，新亚现前身
面对中国文化危急存亡之际，钱先生接受张晓峰的邀请，在港与谢幼伟、崔舒琴一起创立“亚洲文商夜书院”，于1949年10月10日正式开课。当时只租赁九龙佐敦道伟晴街华南中学之三间课室，在夜间上课。每晚上课三小时。当时钱先生任校长，并邀请了唐君毅、张丕介两先生任教。唐先生介绍了程兆熊先生来任教，程先生不久便受召往台，在台为亚洲文商招收学生二十人左右，加上当时的在港已招的约四十学生，共有学生六十人左右。教授只有六位。为了安顿由台来「留学」的学生，还得在附近之炮台街租得一空屋，作学生宿舍。[1]
1.3 岳峰慨然允资助，文商改组，新亚书院生
钱先生在香港新认识的来自上海的建筑企业家王岳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极为热心，愿尽力相助。1950年春，王岳峰先生出资在九龙深水埗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楹，即桂林街61，63，65号，三四楼两层，每单位中，一单位每层三百平方呎左右，故合共一千八百平方呎左右，以供学校作新校舍。
三楼三单位中，一单位是学生宿舍，另两单位各间隔成前后两间，故共四间，张丕介先生夫妇，唐君毅先生夫妇，及钱穆先生各居一间，另一间作办公室及他们的膳堂。四楼三单位共间成四间课室，两大两小。
校舍略见改进，钱先生把亚洲文商夜书院改为日校，重新注册，更名为新亚书院，新校仍由钱穆先生任校长。1950年3月初正式迁入桂林街。所以「新亚书院」之名是于1950年3月正式成立，实质是由亚洲文商夜书院开始。「新亚书院」成立后，钱穆先生仍任校长，唐君毅先生任教务长，张丕介先生任总务长，赵冰先生董事长及法律顾问，其时出任教授的除钱唐张赵四位外，还有吴俊升、任泰东、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自台来港）、罗梦册、杨汝梅诸先生。新亚书院开始设六系：文史系、哲教系、新闻社会系、经济系、商学系、农学系。农学系第一年开设后，因计划中的附属农场未能设立，故中途停办。新闻社会系开设后，校舍不敷，也暂停办。钱穆先生同时任文史系系主任，唐君毅先生任哲教系系主任，张丕介先生任经济系系主任，杨汝梅先生任商学系系主任。
1.4岳峰破产新亚危，募捐兴学，愿学效武训
王岳峰先生因其企业受致命打击[2]，维持学校首两月日常经费后便不能继续供给新亚，使新亚顿陷入经济危机。正如张丕介先生所说：“当时负责学校的是钱、唐二先生与我，焦急万分，教授薪金可以暂缓支付，而课程必须继续；房租必需按月支付；少数工读生的生活费不可减，也不可少，更不可停。如何是好？于是我们三人，连同若干文化教育界的朋友，决定用武训行乞兴学的方式，四出劝人捐募，一佰也好，一仟也好，必须募到维持学校生存的最低数字。港九两地的朋友，莫不热心协助，但他们多半也自顾不暇，捐助一两次，便无能为力了。我们不停的撰写论文，向报纸和杂志投稿，领取微薄的稿费，虽是零星收入，也聊胜于无。这时新亚书院之穷，穷出了名，我们的艰苦奋斗，也成了少数人的话题。”[3]
张丕介先生说当时新亚是学效武训行乞办学之精神[4]。
1950年冬，钱先生赴台北筹款，得蒋介石召见，从总统府办公费项下节省出费用，每月资助新亚三千元港币。后雅礼协会代表
1.5 流亡学生日渐增，束修微薄，困乏显精神
新亚书院于1950年3月创立后，当时的学生，大多为大陆流亡来港的青年，尤以调景岭难民营中来者占大多数。1951年，全部学生只有80多人。学费收入仅占全部开支20%。[5]
新亚的教授，只支上课钟点费，无专任薪水，院长、系主任的职务兼任，不另支薪，他们的收入是当时香港的教授平均的收入的六份一至三份一左右。
1951年，英国学者林仰山任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邀请钱先生往任教，钱先生以新亚仍在艰困中，不能离开，遂介绍当时在新亚任教的罗香林、刘伯闵往兼任。
1.6 桂林街若大家庭，艰险奋进，师生并肩行
由1950年3月新亚成立，直至1954年，是新亚书院的桂林街时代，其间新亚的学生，任教的老师，与及协助新亚发展的校外人士，皆莫不津津乐道此时期的“新亚精神”。[6]
大陆流亡的学生，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思想，学校作为一个大家庭，向往中国文化传统，难民学生多半没有能力缴学费。
当时书院不雇用工人，学校的杂务，由学生负责，获少许津贴，行工读制，使学校成为一些学生食宿之所。
不少学生以书院为家，食宿皆在此。有在学校天台寄宿，或蜷曲卧在三、四楼之梯间。钱先生遇上晚上八、九时回校，梯间上早已睡满学生，路不通行，须多次脚踏幞被而过。[7]入学时难民学生，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有病情严重的，如患肺病，书院为其接洽私人医生，免费替他们治疗，或送入医院。
1951年夏，第一届毕业生三人（包括余英时、唐端正），虽然贫穷，仍隆重其事，假湾仔六国饭店举行毕业典礼，全部师生及眷属朋友，共五、六十人参加。[8]
1952年夏，第二届同学毕业之际，钱先生作了新亚校歌歌辞。一些同学如列航飞、唐端正，亦效法师长，办了新亚夜校，该年有学生80余人，夜校的运作全由新亚同学负责，也维持了多年。
1.7 议办分校往台湾，惊声堂塌，钱夫子头破
1951年冬可说是新亚祸不单行，钱穆先生应台籍数友之邀，再赴台议办一新亚分校，作为退路，离台前应邀在刚落成的淡江文理学院之惊声堂讲演。演讲完毕，在答问期间，不料惊声堂顶部水泥大块坠落，击中钱先生头部，坐前座听讲的立法委员柴春霖被击中胸部死去。钱先生则须留院数月养伤。钱先生被击中头部时惟1952年4月16日，年58岁。
1.8商业登记誓反对，宁为玉碎，教育岂牟
1952年，香港政府颁布商业登记条例，勒令所有港九私立学校须到工商署办理商业登记。新亚同声反对，以新亚的办学宗旨并非为牟利。钱先生当时正在台中伤头后疗养，得新亚函告事件，便写信给赵冰董事长，斩钉截铁，谓若最后要作商业登记，则宁可停办新亚，宁为玉碎，不作瓦全。赵冰先生径向香港政府争取豁免，经过了一年，终于成功使新亚书院注册成为香港首间不牟利学校，只须向法院登记，无须作商业登记。
1.9 文化讲座百四十，史无前例，社会讲学倡
自1950年冬季至1954年，新亚书院每逢星期六晚上七时至九时，在桂林街校舍四楼的大教室举行文化讲座，于四、五年间，举行凡139次。[9]每次听讲者每有40至80人，由唐君毅先生主其事。[10]讲者不少是由大陆逃来港的学者及到访新亚书院的学者，学有专精，不少知名学者，如印顺法师、左舜生、夏济安、饶宗颐、谢扶雅、董作宾等等，新亚书院无经济能力一一聘任，故创立史无前例的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并非纯学院式的讲会，而是开放与社会人士听讲，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说：“在启迪听众对中国文化问题，世界学术之一般认识，及人类前途之关心。”钱、唐、张三位创校人讲演的次数最多。
1.10 亚洲雅礼两协会、先后援助、否极见泰来
1953初夏，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卢鼎教授(Harry Rudin)来港，受耶鲁大学雅礼协会之托，在香港、台北、菲律宾等地选择资助对象。卢鼎教授会见了钱先生。雅礼协会决定资助新亚，每年25,000美元。
1953年秋，美国亚洲协会由艾伟(Jame Ivy)主持。艾伟亦至新亚见钱先生，最后亦表示愿资助新亚。后遂资助新亚研究所之成立，设在九龙太子道。
1954年秋，自得雅礼协款，新亚书院即在九龙城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较桂林旧校舍为大，学生分于嘉林边道及桂林街两处上课。
其后，因卢鼎教授在美为新亚多方接洽，得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为新亚兴建校舍。1956年1月17日新亚农圃道第一期新校舍举行奠基典礼。典礼由当时港督葛量洪主持。第一期之新校舍于1956年暑期后落成并迁入。
1.11 社会要求增大学、打破前例、中文大学立
由于香港社会对大学学额要求不断加强，1958年香港政府最后接受拟创办一新大学，并拟就新大学之纲领，凡二十余条款，主动邀请新亚书院参加及给与意见。香港政府委任英国富尔敦爵士为主席，成立委员会研究设立新大学。富尔敦委员会建议成立一联邦制之大学。
1963年新大学创立，由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组成，是为联邦制之大学。最后接纳钱穆先生的建议，称为香港中文大学。钱先生并坚持第一任大学校长必须由中国人出任。新亚书院宗旨所强调的“发扬中国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亦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理想。
2. 新亚的文化教育理想—继承中国书院传统、融合中西文化优点
2.1 创校宗旨及理想--继承宋明书院讲学精神
新亚书院在1950年3月的招生简章中明确说明其办学宗旨：
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钱穆先生1949年亚洲文商书院开学典礼讲话便曾强调：
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
唐君毅先生在1960年3月2日的第十六次月会对同学的讲话中也提到：
本校之称书院，其原意在承继宋明书院讲学之精神。但我们今天的学校距宋明书院之理想尚远；盖宋明书院之教育，是不注重学生的出路的。跟随朱子或王阳明的学生最主要的是先要立定志愿，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是超职业的。当时的学生难亦可去应科举；但第一流的学生是看不起科举的。[11]
中华文化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其优胜处固可从多方面或从不同方面加以说明。就其教育传统而言，中国从孔子开始，便在官学传统以外，开辟了私学的传统。在孔子以前，学在王官，只有官学，那时官学的传统，最主要意义在维护封建制度，维护贵族的地位与利益。孔子有教无类，明确教育意义立本于内在之明德，非在外之权爵，孟子更明确言天爵人爵之别，贵乎天爵，天爵即实现天所赋之德，故儒家言学必至于天，使人人皆可安身立命，即使人学在追求权、势、利，用之外，有更高之价值与向往。
秦灭六国，废封建，设郡县之制，用法家，任人维能（能者不必「贤」），以吏为师，教育无独立意义，只附于君之势与术之下，为君所用，然暴秦短祚，理所必至。汉初文景二帝，采黄老之学，在战国纷乱之世后，与民休养生息数十年，实有智者儒者之怀[12]。至汉武帝，一方雄才大略，一方兴文革弊，纳董仲舒议，罢绌百家，独尊儒学，儒学被立为官学，设五经博士，从学五经博士者，为博士弟子员。儒家经典成为官学，与仕途结合，下焉者亦使儒学纯为利禄之途。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替多，玄学盛行，教育时兴时废。唐朝盛世，教育兴盛且多元化，所以唐代科举取士，文武各科兼备。唐代中期，书院出现，最早的丽正书院，为皇帝集贤论学之所。后发展至唐末，民间书院兴起，至宋元明各朝书院大盛，以迄于清。或帝王君主，有受儒学影响，所办官学，亦有强调为学做人之重要，但古代官学之最终目的，是选拔官吏，以助君主统治。而中国传统书院，执掌之“山长”、“洞主”，大皆硕学鸿儒，以传道教人成圣贤为目的。所以钱穆先生才有说，“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
2.2 创校宗旨及理想--保存及发扬中国文化
继成宋明书院讲学精神，这是集中在教育传统上说的。在更广阔面说，便要保存及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重人的人文精神，故在1950年的招生简章上即注明：“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钱先生在1954年2月对第三届毕业同学便勉励他们说：
我们学校之创办，是发动于一种理想的。我们的理想，认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我们认为，要发扬此一信念，获得国人之共信，其最重要工作在教育。
又在同年欢迎雅礼协会代表致词时说：
新亚书院的宗旨，就在于挽这一文化的危机，就在于要中国的青年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从这上面培养起我们所必须有的独立精神。而且只有如此，中国文化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份，被他人所尊重。发扬中国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以丰富世界文化，这是我们新亚要负起的责任。
唐君毅先生也说：
我们原来的理想是将我们的学校，其中心精神在继承并发扬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并注意中人在现代的遭遇的问题。……新亚之诸学系虽各自分别成系，而其精神则是以中国之文化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等问题之探讨为其共同致力之目标。我们以中国之问题为中心，并非我们的态度保守。我们试放眼看看香港，乃至看看整个世界，讲学问而能以我国问题为中心的实在没有多少。讲学问亦应向多方面平衡发展，当世界之其他讲学问者偏向彼方时，我们不妨略偏向此方。[13]
唐先生早在1952年6月《新亚校刊》创刋号中也曾强调：
此二三百年亚洲的地位之降落，亚洲人应负责任。中国之百年来之弱，中国人应负责任。古老的亚洲，古老的中国，必须新生。我们相信只有当最古老的亚洲古老的中国获得新生，中国得救，亚洲得救，而后世界人类才真能得救。中国文化之一贯精神，是生心动念，皆从全体人类着眼。所以当此国运飘摇之际，我们仍不愿只自限我们之精神于自己之一国家。而我们亦许在一时尚谈不到有大贡献于新世界。世界上此时亦唯有包括中国在内之古老的亚洲，最迫切的需要新生。这当是新亚定名的本义。而为新亚师生愿与一切中国人，一切亚洲人，共抱之一遥远的志愿之所在。
此上所引只是新亚创办人相类言论的一小部分，足见他们的胸广大，非如西方学者李云生( Levenson :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Its Modern Fate)所评儒学在今天只不过是一种怀乡情结的显现。
注释：
[1]钱穆。《师友杂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1992年，第247页。
[2]张丕介：《新亚书院诞生前后》，见刘国强编，《新亚教育》，第48-49页。
[3]《新亚教育》，第49页。
[4]武训（1838-1896），原名武七，清山东堂邑（今聊城）柳林镇武家庄人，21岁开始行乞兴学，创立崇贤义塾，临清义塾。
[5]《师友杂忆》，第250页。
[6]《新亚教育》，第51页。
[7]《师友杂忆》，第250页。
[8]张丕介：《新亚书院诞生之前后》，《新亚教育》，第53页。
[9]此为唐先生的计算（见《新亚文化讲座录》，孙鼎宸编，新亚书院出版，1962，唐君毅序。张丕介先生在其〈新亚书院诞生之前后〉一文，则说演讲达150次。（见《新亚教育》，页52。）这里以唐先生所说为准。
[10]《新亚文化讲座录》，孙鼎宸编，新亚书院出版，1962，钱穆序。
[11]《新亚教育》，第132页。唐君毅：《对未来教育方针的展望》。
[12]看《史记》司马迁所述文景二帝，亦不无爱民之心、儒者之怀。
[13]《新亚教育》，第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