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再兴与中华文化复兴/王殿卿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4-15 18:05:45 阅读：次
王殿卿
内容提要：中华文化复兴，必有儒学的复兴；而儒学的复兴，须有书院教育的再兴。书院再兴可能有助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从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纵观历史，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的国情及国际地位息息相关，因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新拐点。古代书院教育可使中华文化良性循环及丰富发展，可见书院文化功能之长，可能正是当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之短。因此，取古之长，补今之短，可能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中华文化与中国书院教育，两者相辅相成，命运相通。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决定着书院教育的生命力。为适应国人文化自觉与中华文化复兴的大势，一些著名大学开始建立或恢复“孔子研究院”、“国学院”、“儒学院”、“国学研究所”等新组织及活动。由此发展趋势可见，书院元素在当今学术活动中开始复苏。
关键词：书院；中华文化复兴；书院教育；儒学；国学
作者简介：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尼山圣源书院常务副院长，国际儒联儒学普及委员会副主任。
回顾中国教育文化发展史，对于书院教育，应有客观公正的评说。而今，探讨书院教育再兴，可能有助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建设属于中国的学校教育，从而提升国人的人文素质，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当然，中华文化复兴，必有儒学的复兴；而儒学的复兴，须有书院教育的再兴。
中国教育新拐点
唐代张九龄论及书院说，“文王多士，周室以宁；武帝得人，汉家为盛”[1]。然而，书院教育的功能，不仅是造就人才，还在承传与繁荣民族文化。汉代以下的教育，尤其是自唐至晚清的书院教育，对于传承与发展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有巨大贡献。
重视各种技术人才培养，忽略承扬民族文化，是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种教育误导或严重失误。在“重器轻道”、 “重理轻文”的背后，是教育的中华文化主体性逐渐消失，中国教育如果自觉不自觉地“去中国化”，学校就极易沦为全盘西化的工具。一旦失去自己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教育，就难免不蜕变为“殖民地”或“后殖民地”的教育。若造成此种教育现状，何以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自觉”、“道德情操”、“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何以实现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近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的国情及国际地位息息相关，弱国无外交，而弱国的文化，也必然成为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的残酷冲击下，教育也难以幸免，直至沦为强势文化的工具，使得两三代国人疏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造成当代难以弥合的文化断裂。
中国书院教育，源于盛唐，毁于晚清，它与中华文明共存荣。秦统一六国，行“书同文、车同轨”，使中国成为统一的国家，而“重武夫，轻士人”，“焚书坑儒”等毁灭文化的历史过错，成为后世之师。汉代“罢絀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有了统一的思想。唐代盛世，文化繁荣，书院问世，使中国有了统一的教育。宋代“四大书院”，标志书院教育的新发展。明代，尽管有百年损毁，书院教育仍然达到繁荣与辉煌。清代，书院教育由官办推向普及，经教会书院的过渡，走到1901年，清政府仓促“改制”，中华文明史上延续1300余年的书院，全部改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这对延续中华文化命脉，是一种“釜底抽薪”、“矫枉过正”。从此，中国教育进入全盘引进欧美教育的新纪元。
中国书院教育已消失百年，欧美教育在中国也时兴了百年；强势文化对中国已冲击百年，中华文化亦断裂百年。进入21世纪新的百年，随着中国人的文化新觉醒，对东西文化观念的新转变，以往百年的历史，可能面临一个新的逆向？拐点。
书院教育的智慧仍可借鉴
1300岁的中国书院教育，凝结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教育智慧，其中有跨越时空、超越偏见、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更有可供今日书院再兴的经验教训。
第一是背景。
唐代盛世，文化繁荣；各方富户，重视参与；知识群体，文化自觉，这 “天时”、“地利”与“人和”，是书院诞生与发展的前提条件。 而今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再兴书院的条件。
第二是体制。
中国书院教育，虽有民间与官府两个系统，但是，民间书院为主贯彻始终，这符合国情，更具中国特色。
如此文明大国，兴办教育之主体应在民间与官府并举。大凡盛世，文化繁荣，多是民间书院教育发达所致。官府办学“教育一统”，往往束缚兴办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制约了教育本性的自由发展。明代，曾有百年用官办学校取带民间书院，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相捆，造成两者俱败，导致民怨与不满。而今，教育管理“衙门化”，“统一型号”、“批量生产”人才，甚至成为“升学、考级”的工具。此种教育体制，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即使有民间办学，也只是公立学校的“克隆”，甚至沦为盈利赚钱的工具。因此，一种不受官府教育制度约束，不以盈利为宗旨，只重质量、不计学历，民办或民办公助的书院教育，一种与当代公立学校交融、互补和并存的书院教育，似乎是当今教育改革的一种新视野与新需求。
第三是功能。
书院教育，自唐代开创以来，其社会功能，就在自身发展中不断丰富与完善。
书院，以书为主。藏书、著书、印书、讲书、读书。书的生产与保存，是书院的学术功能，讲书、读书，是书院传播文化的教育功能。
书院，以大师为中心。大师或创办书院、或在书院讲学，均以书院为学术基地，著书立说，培养弟子，成就人才，形成学派，承扬文化，成为先进文化思想的辐射源。
书院，以当地为根基。借地域文化之资源，普及文化，规范百姓，移风易俗，使子孙后代受益。当年岳麓书院的发展，使得“湖湘坚持兴学、发展文化事业的社会风气，敢与礼乐之邦的洙泗、邹鲁比高低”[2]。此种社会风气的形成，正是岳麓书院在宋代“三兴官学”的冲击下得以保存和延续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可见，一所书院对于当地的文化发展，尤其是培育当地人才，落地生根，对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之重要。
书院，以满足社会的人文需求为己任。多数建在风水宝地、名胜之区，以便寄情山水、择胜而居、聚处士人、游宴会友、吟诗作文、学术交流、相期会讲、潜心读书、修身养性、隐居藏修、天人合一，以满足不同地区与不同层次的读书人，对文化教育的需求。
总之，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在于继承、发展、丰富和创造中华文化，在培育、修炼、成就人才，以实现文化的再传与再兴，使中华文化良性循环，不断发展与繁荣等方面，充分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功能。书院文化功能之长，可能正是当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之短。因此，取古之长，补今之短，可能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第四是特色。
其一、学者为主，官府支持，富绅赞助，独立运作，是书院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模式。皇帝为书院赐匾，地方官员划拨学田，富绅解囊相助，成为中国书院发展的突出特色，至今仍可参照。
儒家士人，往往是创办民间书院的主体。他们多是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愿，以承扬儒学为己任，或弃官从教，或避世就教，或择胜而居、潜心学术，或寄情山水、天人合一。书院现象，是一批批、一代代崇尚自由的知识精英，发自内心、文化自觉的一种产物。
其二、一家为主，自由讲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书院的学术范式，也是它能够繁荣学术的基本条件。
唐代书院，产生于儒释道三者竞相发展，相互沟通，彼此影响的时代，也就为宋代取三者之长，整合理学，发展儒学，承传中华文化奠定了基础。而今，书院再兴，不仅要继续关注儒释道三者的新发展、新交融，而且必须直面当代多元文化，尤其是“中”“西”“马”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拓展儒学的内涵，并展现其新的历史价值。当代书院，可以为承扬传统文化、整合新文化，搭建新平台。
其三、学规、章程，规范和约束书院运作与师生言行举止，形成良好教风、学风，是书院管理水平高低的体现。学规、章程，首先确立书院宗旨和方针，为师生立志、求学明确方向；其次规定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再次是读书、治学的路径与方法。这些内容，一般是书院主持人多年从教、治学实践经验的结晶，一腔心血凝结而成的肺腑之言。《白鹿同书院学规》影响深远，就是典型例证。
第五是教训。
民办，是书院活力的来源。若是官办，或进入统一的教育体制，它的运作自由、学术活力将受到限制。
书院，永远是一种学术与教学的组织形式，不应是政治、尤其是政党政治的工具，更不应当成为赢利赚钱的“学店”。
明代后期，书院讲学大盛，讽议朝政，激怒朝廷，招致了嘉靖、万历、天启三朝，连续百余年，多次禁毁，给书院发展以极大冲击。“成于讲学，毁于讲学”，可能是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教训，值得借鉴。书院须得政府支持，官方依托书院弘扬民族文化。
书院再兴的历史依据
千余年历史表明，中华文化与中国书院教育，两者相辅相成，命运相通。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决定着书院教育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文化存在，就有书院教育存在的价值。在书院发展史上，已经历了三个百年沉寂与生死存亡。
第一个百年
北宋初期的半个世纪，急需休养生息，尚无力顾及文化教育事业，由此，民间书院继续发展并扮演着替代官学的角色。随着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新的繁荣之后，就有了发展官学的实力，自庆历4年至宋室南迁（1044--1126年）这近百年间，连续掀起兴办官学的运动，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完成了官学替代书院的历史过程，名列天下的“宋初几所著名书院，在官学运动中，或被废弃、停办、或被改作他用，或被僧道所占，或被改为州府之学，几乎全部覆灭。……书院在宋初获得的那种显赫声名丧失殆尽”。[3]北宋后期，书院失去了政府的支持，表面上冷落，实际上在数量与影响上，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在主流学校系统之外，衍生出“墨客游览、骚人方格、学者著述、大师传道等等不同类型、各有特色的书院”，[4]为南宋书院的发展，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中的欧阳修在1049年，于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任上创建西湖书院。范仲淹于1041年以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创建嘉岭书院。理学创始人，也都是通过创建书院，著书立说，讲学论道，成就人才。程颢于1075—1080年任扶沟县知县期间，建“明道书院”或“大程书院”。程颐则于1082年，在洛阳伊川创建“伊皋书院”。二程弟子杨时，在无锡讲学8年（1114—1129）建东林书院，亦称龟山书院，他的学说，经罗从彦、李侗而，传至朱熹，开创了理学全盛的新时代。[5]
第二个百年
元末20余年的残酷战争，毁坏了宋元以来的大多数书院。白麓洞书院在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毁于战火，此后87年无人过问，至1467年（明成化三年）名儒胡居仁在此讲学，才走上复兴之路，从毁到兴历经110余年。[6]明初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使书院进入了近百年的沉寂。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因元之旧”令山东曲阜立诛泗、尼山二书院，各设山长毅仁主持。当年下令“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7]
这是一种种降级、断粮“灭绝书院的措施”。
明初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思想，大力提倡和发展各级官学教育，也严重制约了书院教育的发展。
极力提倡科举，实行八股取士，又将科举与学校结合，“科举必由学校”，学校储才以应科举。士人为博取功名则惟有去就学校，书院教育则日渐冷落，官府也就无意再兴书院。
尽管经历种种制约，书院教育在民间一直流传，地方官绅与士人，仍然用各种办法恢复和建设书院。到明中叶自1465年（成化元年）至1521年（正德十六年），先后近半个世纪的恢复，书院又有了生机。其间，王守仁（阳明）、湛若水（甘泉）对书院的发展有突出贡献。
第三个百年
从清末1901年的教育“改制”，至今又是一百余年。这一百年，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每况愈下，逐渐成为被否定、被边缘、被批判、被打倒、被革命、被取代的对象。“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将中华文化笼统地列入了旧文化。为回应这种误导，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国学复兴的新历程，当时的“国学教材”，相关著述，以及造就的人才，都对40-50年代有着直接影响。然而，随着日本对中国的8年入侵，以及后来连年内战，国学复兴的新希望彻底破灭。
60年前，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先生，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张丕介先生，在“新亚书院诞生之前后”一文中指出：“新亚书院之诞生，适逢我国忧患重重的时代。中国大陆经在8年抗战之后，突然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整个国家民族，以及数千年之传统文化，面临着存亡的威胁。举国上下，凄惶不安。文化教育界所谓知识分子，更为彷徨，虽报国有心，而自保无力，只好四散逃窜，抱着复兴传统文化的种子，寻求可以暂时偷生的地方，以期把这种子播到一片干净土上，让它萌芽茁壮，然后开花结果。由于这种形势与苦心，于是创造了我们这样一所小小的新亚书院”。这反映了当时知识精英创办书院、复兴文化的心愿。然而，这也只是在有限、特定空间的一种，具有远见的试验。
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中华文化被批判和否定的历史命运并没有改变，直至“文化大革命”，则成为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四旧”，“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对中华文化的内在伤害与破坏，“史无前例”。
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选择了“中国特色”和“走自己的路”之后，国人才从百余年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教训中开始反省。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选择。西方社会各种政治制度在中国之所以不能落地生根，主要是西方文化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水土不服。尽管一代代“进口”价值观念，(不断打造“殖民地”、“后殖民地”的文化意识，言过其实了！) 但是流淌在五千年文明养育的10多亿中国人血液中的中华伦理与民族精神，却难以被置换。
近30年来，国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在文化反省的基础上，对自己的中华文化有了新的自觉、自信与自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再次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源泉；以儿童诵读经典为起始的国学热不断升温；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全党全民共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华文化开始复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华文化开始走向世界；在中国大陆有3亿人学习英语的同时，一个世界性的“汉语热”正在形成；当年被打倒的“孔家店”，而今摇身一变300余所“孔子学院”遍布世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将孔子及其思想传遍全球，影响之广，历史空前。
中华文化在这百年生死存亡的挣扎之后，又开始了新生。
中国书院，历经三个百年生死存亡的历史，表明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书院与中华文化生死与共。这正是当今书院得以再兴的历史依据。
当代书院何以再兴
书院再兴，将是一个过程，至少要先有50年的恢复过程。 而今，是否可以说，已经开始或已经进入了这一过程。
书院元素在大学里孕育而生
近30年来，大陆高等学校的教育内容，不断增加中华文化的元素，从课程设置到相应机构的变革，都为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提供条件，也给中国书院元素融入大学教育，开辟了一定的空间。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基础上，逐步开出了“思想品德课”或“德育课”，其中有，《人生哲理》、《思想修养》、《职业道德》等课程。进入九十年代，不少大学，开出了“国学经典”等人文讲座。到本世纪以来，国学讲座以及国学社团，逐步成为满足大学生文化成长需求的一种热点。
与此同时，大学相关机构也悄悄地进行了变革。马列主义教学研究室之外，建立起德育教育室，进而将两者合二而一为社会科学教研部，此后，随着教育内容的拓展，不少大学又升格为人文学院。应当说，这是一个政治---道德---文化演变的历程。
为了适应国人文化自觉与中华文化复兴的大势，一些著名大学，开始建立或恢复“孔子研究院”、“国学院”、“儒学院”，“国学研究所”，2006年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成立了“国际儒学院”。这些新组织，不仅招收相关专业的学生，主办相关学术讲座、学术活动，还向社会开办了各种名目的国学培训 “大讲堂”。如此发展趋势，使人看到中华文化与书院元素，同时在当今大学教育中得到了新生。
书院元素在当今学术活动中开始复苏复
近30年来，以部分文科大学或专业为龙头，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相关学术团体，联合各界召开了一系列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就其规模与数量远远超出历史上的盛世，对于转变国人的文化观念，提升文化自觉，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种学术研讨会，一旦天长日久，也产生了困惑。一则，只是相同专业、彼此熟悉的学者之间研讨，一时难有新的学术火花和学术长进；二则，仅限于少数学者之间的讨论与交流，难以将新的学术见解转化为更多国人的共识；三则，学术活动的时间有限，地点又缺乏相对稳定性，不利积累和增强成果的权威性。有鉴于此，人们开始探索学术研究的新模式。一种“以会带班”的模式出现了，学术研讨会与培训或讲座同步举行，请出席学术会议的部分学者，给培训班讲课，使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就地转化，得以迅速传播。这种学术研究与普及教育相结合的模式，正是古代书院优良传统的现代展现。书院元素，正在当今学术活动中开始复苏。
从孔孟之乡开始试点
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试办书院，将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然而，试点已经开始。
2007年6月，由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儒学普及工作会议”的20余位学者发起，在孔子出生地，山东省尼山夫子洞附近，泗水县的圣水峪乡，创办“尼山圣源书院”。
经过一年的筹备，2008年，（不必强调，是）孔子诞辰2559年10月8日尼山圣源书院成立了。以杜维明、安乐哲、钱逊、牟钟鉴、丁冠之、杨祖汉、刘国强等为代表的60余位海内外学者，出席了成立庆典，并分别为第一届学员作了学术讲座。
首先，尼山圣源书院是一种“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的当代书院。
民办，是一群海内外认同儒家，研究儒学，或关怀儒家传统，志同道合的学者，自动走到一起，没有利益的计较，没有人事的摩擦，坚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用儒家的精神办儒学的事业，展示儒家仁和的气象。一支以55—75岁为主，近百人的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公助，山东省济宁市和泗水县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书院的建设，把这件事当作建设文化大县和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工作予以推动。为书院划拨100亩土地，承担建筑规划设计与建设，投入启动与运作资金，提供临时教学、学术与办公等活动空间，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书院还得到港、澳、台学者和企业家的多方支持和赞助。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校友会，先后来人考察，出席成立庆典的代表当场捐资赞助。台湾学者也从学术、师资等方面给予多方支持。书院，有可能成为两岸四地学术交流的一个新平台。
其次，它是一种“学者论道、教授会讲、自由听课、不计学历”的当代书院。
今年6月，书院将首开名家论道。以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及其弟子为主体，举办“东西文化比较的新视野---安乐哲师生论道”，主议题为“金融危机及其文化启示---东西文化比较看儒家思想意义”。
西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崛起一支东西文化比较学派，郝大维、安乐哲是今天的重要代表人物。郝、安的特殊贡献是东西两大思想传统视角，宏观整体比较的方法论。他们指出二者之间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体系的结构性差异。这种方法使得东西方在社会生活、人文行为、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领域具有切实可比性。安乐哲先生东西文化比较新视野的儒学和其他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硕果累累。他数十年耕耘，如今桃李满天下，成为一支国际儒家研究的有生力量。
此次名家论道，也是一次名师会讲，已决定将尼山圣源书院，作为研究生培养基地的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都将派学生来听名师会讲。
今后，将参照此种标准与模式，连续举行“尼山圣源书院名家论道”。
再次，它是一种“服务当地、承传文明、培育人才、造福子孙”的当代书院。
第一届“国学系列讲座”班已经开学，40名学员是来自本县的干部和教师，他们将用一年的时间，比较系统地听取有关专家的辅导和讲座。前来出席成立庆典的杜维明等8位专家，分别就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儒家思想与和谐世界，儒家经典导读与应用，儒家思想大众化，儒家伦理与个人道德修养等专题，先后为学员和全县500位干部、教师上了大课。8场报告震动了全县。这种请名家大师下乡与基层干部教师面对面“普及国学”，提升本地人民群众的国学水平，建设新型和谐的儒学价值示范之乡，是尼山圣源书院首要办学宗旨与功能。
此种“国学讲座”以及“儒家经典”研修班、师资培训班，还将长期为济宁地区的更多干部、教师、学生服务，帮助孔孟之乡逐步再现礼仪之邦，成为儒学示范之乡，并能代代相传。
当今中国大陆，以及海内外，每年都有不少相关专业的退休教授或官员。从一个人的学术生命看，60岁左右正是“风华正茂”新的学术青春，他们若能投入书院再兴，至少可以延长15年左右的学术生命，将在学术成果，培育人才，以及身心愉悦、健康长寿等方面，都会有新起色。建设当代书院，就可以为他们提供和创造这种条件。欢迎有更多的学者，投身中国书院的再兴。
注释：
[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54页。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90页。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106页。
[4]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109页。
[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108页。
[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272—273页。
[7]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2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