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孔子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25 23:15:07 阅读：次
提起孔子，人们往往首先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克己复礼”一类的话，甚至想起贞节牌坊和裹脚布，以为孔子的政治理想不过如此。其实孔子的政治理想有不同的层次，可分为高、次、低三层。孔子政治理想的高层，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在《礼记·礼运》当中有直截了当的表述。在《论语》当中，孔子对“大同”时代的人物尧舜等推崇备至，对“小康”时代的人物文武周公等却持保留态度，认为他们“未尽善”。“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孔子《礼记·表记》中的这句话，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
孔子政治理想的次层，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孔子是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深知“民之多辟（僻），无自立辟”的处世要诀，洞悉“生乎今之世，返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的现实危险，所以对遥不可追的“大同”，仅仅是神往而已，并不准备付诸实践。环顾“礼乐崩坏”的现状，文武周公等把持的时代，成了下坡之后尚可回望的“高地”，因此孔子说“吾从周”，其实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
孔子政治理想的低层是“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就是像周平王那样再来一次复兴。这更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做法。有人问“今之为政者何如”，孔子说：“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深知，对这些人宣扬尧舜之道或者宣扬文武之道，无异于对牛弹琴，于是调整策略，拿出一套既能让他们感兴趣或者能容忍、又可以恢复起码的社会秩序的方针，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的由来。孔子半生陷身其中，奔波兜售，迄无成功，反倒使人忘记了他原本是一个有着高尚政治理想的人。“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只有东晋的王坦之，能体谅孔子的苦衷。
孔子的经济思想尽管不怎么系统，但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主张遵从“周公之典”即沿用十税其一的井田制，反对“不度于礼，贪冒无厌”田赋新政，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使民以时”、“岁不过三日”，认为“先王制土，籍田以力”是较好的田赋制度；尤其是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提法，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正经界”、“分田制禄”，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代表小生产者要求的经济思想基本成熟，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
那么，井田制到底是怎样一种土地制度？目前众说纷纭。孔孟心目中的井田制是这样的：“井”字形的地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每块100亩；每个农夫种一块“私田”，收获归己，八个农夫同种一块“公田”，收获归公。也就是说，农夫出的是劳役地租即“籍田以力”——这明显带有原始村社的特点，也是非常惠民的。孔孟等人朝思暮想的，就是实行这种土地制度。而“平均”，这也正是古代农民起义的口号——中国古代平均主义思想盛行，既是经济状况决定的，也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自古人口众多，西汉中后期即将近6000万。任何社会问题乘以如此庞大的数字，都变得异常棘手，这是研究中国历史首先必须牢记的一点。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土地兼并和财富集中特别容易破坏民众的生存基础，极易引发动乱；而众多的人口又使“起义”变得易于成功。自汉代以来，历朝办学，教员多为儒生，教材多为儒家经典，学生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因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广泛传播，越发助长了对“兼并”的“零容忍”。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除非事先为数量庞大的潜在“起义者”找到谋生出路，否则，任何形式的“圈地运动”都将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儒家思想当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对现代社会思潮传播有着巨大影响。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与儒家平均主义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社会化大生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后者是小生产者的基本要求。但问题在于，在一个没有经历过社会化大生产的国度，人们极易从儒家平均主义思想出发去理解并体现社会主义。对此类危险倾向，革命领袖有着清醒的认识，强调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然而，不管怎样，儒家平均主义思想事实上还是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了铺垫，尽管这种铺垫有时是一种扭曲。
如何看待孔子的复古倾向，直接影响对孔子的评价。孔子的复古倾向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将复古简单看成倒退，那就太荒唐了。孔子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明显是在扬弃。应该明白：孔子所处的时代，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借鉴，历史进程十分短浅，社会实践与知识积累十分贫乏，不让孔子“好古”，难道要叫他“行罗马之时，乘神舟飞船，服米兰时装”？至于贞节牌坊和裹脚布问题，还是不要把后世“小人儒”的所作所为都记在孔子的账上。孔子虽然说过“女子难养”的话，可从来也没有叫人给妇女缠脚。孔子告诫弟子不要当“小人儒”，要做“君子儒”，并对“儒行”作了专门阐释，说明他对“小人儒”的危害一开始就十分警惕。但从西汉叔孙通开始，那些“识时变”的所谓的“儒者”，把儒学当成晋身的工具，迎合帝王口味，揉进太多的杂质，牌坊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历史上一些所谓的反儒行动，其实是在攻击某一款“稻草人”，攻击者则实质上是“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的“君子儒”。这种滑稽的“内战”说明，不管我们怎样起劲地翻筋斗，在过去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完全跳出孔孟的“手掌”。而那些披着儒者外衣蝇营狗苟的“小人儒”，恰恰是儒家最危险的敌人。（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