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化研究》第四辑編後記
新闻作者：杨朝明 新闻时间：2014-10-05 13:14:21 阅读：次
《孔子文化研究》第四辑編後記
杨朝明
炎熱的夏天來到武漢，在這裏抽時間瀏覽立林發給我的《孔子文化研究》第四期稿件，尤其讓我別有一番感慨。
此前，我多次來到這個學術重鎮，竟然大都在這樣的時節。1986年夏天，我第一次與師友們來武漢，到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訪學，還旁聽了研究所碩士生的論文答辯。兩年後，我們又來到這裏，著名歷史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為我們主持了碩士學位論文答辯，取得了碩士學位，令我們終生難忘。2003年前後，由於敝校學科發展的需要，我和我的同事又兩次前來，訪問專家，尋求支持。這裏厚重的學術積澱和這裏炎炎的暑熱都令我記憶深刻。
在參加了“雲深書院”的“儒學會講”之後，我又來到武漢大學出席“第十五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大會開幕式上，成中英教授就提到有學者認為上博竹書還有一個“材料的真實性”問題。這幾天，無論分會場上還是私下議論，都對這一問題有所涉及。昨晚與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的朋友相聚，大家對“重寫學術史”的提法也進行了議論。
學術史是否需要重寫，要看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出了多大問題，而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則密切關聯着新材料的出土，關聯着對中國上古歷史文化的研究。疑古思潮盛行時期，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幾達“無書不偽”的地步，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便可想而知。辨別古書是為了辨別古史，於是，“古史辨”落腳到了“古書辨”。有學者說：“古史辨派在解構中國古典文獻的同時也解構了中國古史”，在這次大會上，有學者從自己的研究中感到：“古史辨派不僅解構了古代歷史，甚至也解構了中國古代文化，上古在他們的筆頭墮落為沒有哲學思想的時代”。事實上，梁啟超先生就說過“何嘗有絲毫哲學或者術數的意味”這樣的話。
實證與義理、漢學與宋學、微觀與宏觀等老生常談的話題，在會議上也被學者提及。但是，就像經典詮釋學的新發展那樣，對孔子與經典的“衍義”，對文本意義的增廣與發揮，仍然應當基於對經典本義的認識與理解，沒有“照着說”的能力，哪來“接着說”的可能？無論“照着說”還是“接着說”，首先應當認清“說”的價值與意義。而事實上，很多人連“說”的必要性都還沒有搞清楚。我們探討儒家思想，探討孔子儒學與近、現代社會的關係等重大問題，也應當首先對原始儒家思想體系有一個精准的把握。
認識中國文化有材料的“可靠性”問題，也有對可靠材料的理解問題。不言而喻，二者之間自是密切相聯繫的關係。會間還有學者談到《論語》中的“學”字。千百年來，無數學者解釋《論語》首篇首章的“學而時習之”時，大都以為“學而時習”為學習之後常常復習、實習或者實踐之類，朱子《集注》亦解“學”為動詞，影響很大。後來，清初學者毛奇齡指出：“學”為“道術之總名”，程樹德分析眾說，亦說“‘學’字系名辭”。細緻揣摩，“學”為名詞應當不錯！
表面看起來，這僅僅是研究一個字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個關涉極大的問題。時下，《論語》研讀越來越受重視，作為研究孔子的“最可靠資料”，後人對其中許多句子都有理解上的分歧。“學”為《論語》的第一個字，以往的理解其實是弱化了孔子思想，偏離了孔子本義。程樹德先生說：“今人以求知識為學，古人則以修身為學。”儒學乃修己安人之學，是求道治世之學。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孔子說自己“十有五而志於學”，又嘗言“士志於道”。孔子所謂“學”，乃所謂“修身”，乃所謂“道”，此可謂最好注腳。
受所謂“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近世學人標榜“客觀”、“超然”研究，許多“治學”之士，遂多不見孔子修“德”講“學”之意。胡適被譽為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山者，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他談到的對《論語》中孔子之“學”的看法也存在問題。他說：“孔子的‘學’只是讀書，只是文字上傳來的學問”，他還把後世學人僅僅注重讀書看作孔子的“流弊”，他認為，孔子“把‘學’字看作讀書的學問，後來中國幾千年的教育，都受這種學說的影響，造成一國的‘書生’廢物，這便是他的流弊了”。可是，後世“‘書生’廢物”雖多，而今仍然如此，但卻難說是孔子的影響。且不說孔子一生懷救世之志，“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即使孔子所言的“學”，也是胡適先生自己也沒有弄明白，难怪梁啟超先生讀了之後，對他的“武斷”“大吃一驚”。
梁啟超認為，孔子說顏回好學，那麼，“若說‘學’只是讀書，難道顏回死了，那三千弟子都是束書不觀的人嗎”，孔子說自己“十有五而志於學”，“難道他老先生十五歲以前連讀書這點志趣都沒有嗎”？所以，梁啟超看出，孔子的“學”與“能盡其性”、“能至於命”有關。現代新儒學的開山梁漱溟先生也認為孔子的“學”就是“生活之學”。孔子稱讚顏回“好學”時，說他“不遷怒，不貳過”，孔子還說他“其心三月不違仁”，梁先生思考的邏輯是對的，這就是從學生可以知道老師，最好的學生最像老師。顯然，如此理解《論語》中的“學”，才能真正認識“生命化了的孔子”，用牟宗三先生的話說，才能“與孔子的真實生命及智慧相照面”，使孔子的生命與智慧“重新活轉而披露人間”。
我們應當感到欣慰，在疑古思潮大霧彌漫的年代裏，孔子的“真實生命及智慧”尚且沒有被完全遮掩，更何況今日有大批早期思想材料出土，以及由這些材料而被“激活”的傳世文獻。“打倒孔家店”不如“打掃孔家殿”，我們需要孔子智慧的“活轉”，我們應將孔子的優秀思想“披露人間”。但我們對自己正在努力的工作應有清醒的認識，正如“走出疑古”將相當漫長一樣，充分認識和利用材料，進而正確認識傳統思想同樣任務艱巨。在不止一次聽到人們談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材料的“真實性”之後，我在想：這些材料是否可能也被“証偽”？我們不可小覷了傳統“辨偽學”的影響，因為在有的學者那裏，上博竹書已經被籠罩在“重重迷霧”之中，說不定“馬承源墜樓”也像“王國維自沉”一樣會被不斷提起。
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武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