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儒学的衰落与复苏
新闻作者：牟钟鉴 新闻时间：2014-03-26 10:54:37 阅读：次
牟钟鉴
即将过去的20世纪，对于世界对于中国都是历史上变动最剧烈的时代，不仅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已经消失，整个人类都在大跨步地迈进现代社会，就是本世纪前中期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社会及文化体系，到了世纪之末，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态变了，关系也变了。伟人说过，理论容易变成灰色，而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时代的变动超出任何预言家的预测和理论家的设计，使我们常有沧海桑田、白石苍狗之慨。所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20世纪的大部分重大事变，尤其是经历了近二十年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亲身感受到社会辩证运动的巨大力量，我们真正懂得了一点辩证法，再也不容易思想僵化了。我们的进步与其说是正面学习得来的，不如说是从错误与挫折中走出来的。有些事情在某一历史阶段上是看不清楚的，我们不能固守已有的旧观念，我们必须更新自己的观念，跟上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从事变的全过程中来把握事物的整体面貌。
就拿儒学的发展和人们对儒学的评价来说，本世纪初、中、末的变化何止十万八千里，简直是人壤之别，令人眼花缭乱，感慨万分。世纪之初儒学还安坐在庞大中华帝国的官学位置上，它不仅是最正宗的意识形态，它所外化的礼教体系还支配着社会道德与民间习俗，虽然谭嗣同等改良派对它进行了冲击，但它依然根深蒂固，似乎不可动摇。曾几何时，辛亥革命成功，帝制社会瓦解，儒学失去了政权的依凭，地位迅速下降。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学在先进思潮的批判中声名狼藉，差不多成了“封建保守”的同义语。从此儒学一蹶不振，在中国衰败沉沦达半个多世纪，进入它的“冬眠期”，它在社会上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以至于到五六十年代被很多中国人遗忘了。只是由于“文革”中批孔反儒运动，它才以“反面教员”的身份又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但它的而目全非，人们已经不知道真儒学为何物了。当然，在中国港台地区，在韩国和日本，儒学依然受到某种推崇，但毕竟不能挽回儒学故乡中国的巨变给儒学带来的厄运。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事物往往按着物极必反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运动，儒学也是这样。儒学这样一个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思想体系，一个有着深厚内涵和多层而结构的文化系统，是不能用强烈情绪化的政治批判手段加以消除的，只要它有真理的成分和民族的特色，它就会被实际生活保留下来；只要它有适应社会需要的内容，它就会被实际生活发扬起来，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80年代到90年代儒学的情形正是如此。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儒学文化圈的意义被东亚人和全世界重新审视和认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行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儒学的价值和作用被中国人重新揭示和评估。随着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的加快和关于文明危机与文明转型讨论的日益深入，儒J货的国际意义和未来价值得到人们更多的阐发。于是儒学出现了一阳来复的转机，渐渐有了生气，并逐步形成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其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尤其是在儒学的故乡中国，社会上下和各界都在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口号下努力开发儒家思想资源，形成一定声势，取得一定成果。人们的感觉是:儒学又重新站立起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否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一批守旧派掀起的一股复古主义的保守思潮?抑或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及其文化的辩证运动?笔者当然认为是后一种。让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从社会史和文化学的角度，简要回顾一下20世纪儒学的百年演变历程，看一下社会生活如何在“扬弃”儒学(即有选择的抛弃和保留)，如何在锤炼和转换儒学，如何在推动儒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对于我们展望儒学在21世纪的前途或许是有帮助的。
一、儒学在剧烈的社会大变革中的衰落和消沉
（一）中国传统帝制宗法社会的崩溃，导致了儒学在社会文化系统中主位性的丧失。
孔子创立儒学，本来是一种民间的文化学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便成为中国两千年间的官方学说，从此儒学便具有了民间与官方的双重性，成为社会上下都认同的最正宗的思想体系。儒学为宗法等级社会提供了一种具有家族文化形态的政治理念、礼乐制度、道德规范、教育方式，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追求“内圣外王之道”的人生哲学，同时也铸造了一种仁爱通和的民族精神。儒学的民间性、民族性和文化性使它有着牢固广大的社会根基，儒学的官方性、贵族性和社会性又使它强烈地依赖着帝制社会的政权体系和宗法等级制度。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可从两方而加以说明:其一，儒学为历代实际政治提供一种价值理想和价值标准，使政治不断得到约束、批评、改良，因而得以稳定长久，同时实际政治又可以利用它、扭曲它、神化它，使儒学变得僵化、教条甚至虚伪、冷酷，失去其固有的精神；其二，儒学由于得到政权系统的强大支持和提倡而发达兴旺，在社会道德、教育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均居主导地位，同时也会由于传统政体的彻底坍塌而失去依凭，受到严重的打击。儒学的僵硬化和失去政治庇护这两方而的危机在清末民初都连续发生了。从此，儒学不再具有官学地位，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也一落千丈了。
中国传统政治以家庭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所以儒学对政治的依赖根源于对家族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依赖。帝制的倒台只是使儒学不再享有官学特权，而宗法等级制度的渐趋瓦解，则促使儒学的基础发生动摇，这种危机是更为深刻的。宗法等级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有二:一是亲亲，即强调家族血缘纽带，二是等级，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其主要体现便是所谓封建礼教，而儒家的礼学正是从理论上阐述礼教的内涵与合理性的。民国以来，传统的家族社会在衰颓，现代的公民社会在成长，封建礼教不再能够维系人心，特别不再能够维系进步的青年和有识之士；人们对于儒学价值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发生怀疑，乃至提出批评，要求平等和自由，要求个性的解放，并形成社会发展不可遏止的趋势。儒学由于失去它深厚的社会基础而走向衰落是必然的历史过程。
挽回儒学颓势的唯一机会，是儒学自身的批判和转换。在清末那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儒学必须适应中国变法自强、走向现代化的需要，剔除封建性糟粕，发掘真善美的精华，创造性地发展自己的理论，并且在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状态、附庸屈辱地位和振兴中华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重新树立人们对儒学的信心。这件事情有人在做了，但没有成功。康有为托古改制用新公羊学来推动政治改良；谭嗣同著《仁学》，以“通”的精神改铸儒家仁学，主张打破封闭，开放社会，发展现代工商政教。但是他们在政治上都失败了，他们的理论还来不及形成大的严整系统，虽有精彩的见解，不能发生广泛的影响。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完全丧失了“儒学救国”的信心，转而到西方或俄国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作为传统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学既然无法实现自身的批判超越，只好静待外部的批判超越；儒学既然无法成为社会改革的动力，便只能变成社会改革的对象，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二）随着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中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儒学也必然由一种主流文化变成一种支流文化。
西方近代文明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以科学理性为突出特征的文明，与古老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东方文明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所以两种文明一接触，东方文明就败下阵来，东方国家陆续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同时在文化上不能不接受西方文化的大举进入，西方文化反客为主，成为东方国家的主流文化。由于儒学是东方文明的思想代表，所以20世纪前、中期儒学的衰落，也就是东方文明衰落的标志；当东方国家还仰视西方国家并追赶犹恐不及的时候，儒学就很难再现昔日的辉煌。
儒学在汉魏时期碰到了印度佛教文化的进入和挑战。虽然印度佛教在理论上有其细致、深刻和独绝之处，但它与儒学仍然属于历史发展同一阶段上的文化，加以儒学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有博大的胸怀，有强烈的自信，所以印度佛教在中国传布的结果，只是更加丰富了中国文化，并没有使中国变成佛教国家，相反，印度佛教接受了儒家和道家的洗礼，逐渐被中国化，变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而儒学的主位性并未丧失。
这一次中国人却是在国力孱弱、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日益衰减的情况下，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的，而西方文化是发展程度更高、正在蓬勃发展并主导世界潮流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学的暂时失败是必然的。
西方近现代文化向国人展示的东西是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天赋人权、科学理性，以及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各种高精尖产品，它们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质量，而这些东西恰是中国人所向慕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所缺少的。儒学文化精于伦理道德、人际和谐、礼乐教化和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拓，而对于西方文化所擅长的领域来不及去思索、吸收、消化和开拓，它当然要被先进的中国人所冷落。而中国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学习西方，振兴中华，尽快改变被奴役、受屈辱的地位。不过在很长的时间内，这种学习并不见成效，因为中国的现代经济基础太薄弱，一时不能发达，同时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复兴和强大，因而对中国百般控制，实行瓜分。中国人在失望之余转而以俄为师，向俄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实行社会革命，走武装斗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这条路果然奏效，中国终于在本世纪中叶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儒学既不能正而回应欧美文化的挑战，又不能回应社会主义文化的挑战，在西方上述两大文化思潮的有力冲击下，自然要退出文化中心舞台，在边缘地带苟延残喘。
(三)随着社会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接连不断，儒学的保守性消极性被突显出来，成为文化批判的主要对象。
20世纪前中期是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开端，接着是1916年的讨袁护国运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925年的北伐革命运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爱国运动，最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于1949年取得胜利。这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破除封建制度及其影响，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富强之路；一个是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和压迫，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振兴中华，再造辉煌。中国的社会变革势在必行，要么改良，要么革命；改良的路走不通就只有实行革命；而革命就要采取激烈的方式，实行大破大立，当它冲击到旧文化的时候，不可能也来不及作细致的分析和耐心的筛选，往往矫枉过正、玉石俱焚，这是革命的特点。而旧势力之顽强也迫使革命者不得不倾全力大刀阔斧地去破除旧有的系统，否则就见不到成效。在以破为主的革命时代，偏激情绪的普遍存在是难以避免的，儒学作为旧文化代表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很快便为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界所接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无论是欧美自由派的胡适，还是以俄为师的李大钊、陈独秀，抑还是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均成为批儒反孔的勇将。他们是当时青年的思想库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使儒学的声誉一落千丈，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形成了反传统的强大思潮，对儒学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儒学后来的长期沉沦主要是这次运动冲击所造成的。不过五四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并不是致命的，因为它的锋芒所向主要不是儒学的本义和原精神，而是儒学的后期形态一一被保守政治扭曲了的丧失了仁爱精义的理学和礼教，而这样的理学和礼教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清理的。李大钊说:“余之培击孔子，非培击孔子之本身，乃培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僵化的理学和保守的礼教严重压抑青年的个性解放，窒息社会的创造活力，阻碍社会改革运动的发展，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先进人们的激烈批判。一般的人总是根据现实形态的作用来评价一种学说的，像李大钊那样能够区分原始儒学与变态儒学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许多人仍然把中国社会保守落后的责任帐算在整个儒学身上，使儒学的声望大受损去。尤其使人感到痛心的是，历来皆受士人尊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经过激进人士无情攻击之后，从道德圣哲变成了守旧人物，中华民族暂时失去了一面思想文化的旗帜，而又无法替代，其不良后果直到很晚才显现出来。
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以更彻底的姿态破除旧文化旧传统，加以从苏联学来的马列主义带有激进、教条的色彩，强调与旧传统彻底决裂，更助长了革命者在文化问题上的左倾偏激情绪。虽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明确规定了对文化遗产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方针，并倡导民族文化，可是在后来乃至建国以后的实际文化工作中，仍然比较多的强调了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和对旧文化的整体破除，而相当忽略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文化批判的锋芒所向，除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资产阶级文化以外，便仍然是以儒学为主的所谓封建文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陆取消了儒学和儒学研究，儒学经典完全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孔子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个反面的形象，儒学销声匿迹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乱中利用的极端的狂热的社会运动，它把革命发展成为荒谬，因而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大革文化命，中国社会和文化都遭到了极度的破坏摧残，人称为“十年浩劫”。1973年至1975年由“四人帮”发动的批儒反孔运动，就其声势和规模而言，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儒学批判运动。对于这场运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从政治上说，四人帮反儒是一种形式和姿态，骨子里是为了影射和攻击周总理及其务实路线，因而这不是一般的学术批判，甚至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批判，而是假历史亡灵而进行的一场政治阴谋活动。从理论上说，四人帮反儒又确实包含着与儒家学说和精神的实质性的冲突，主要是用斗争哲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来否定儒家“仁者爱人”、“和为贵”和“中庸之道”，亦即儒家的人道主义与和谐思想，煽动人们去“打倒一切”，进行“全面内战”，他们得以从中夺权，建立法家式的封建专制统治。所以“文革”中的批儒运动与五四运动绝然不同，并不是要破除封建枷锁，解放社会和青年，恰恰相反，是要破除儒学的仁道精华而发扬专制主义的封建糟粕，要把政治独裁和文化独裁一齐加给中国人民，因而它是反动的一无可取的。但是在当时，四人帮的歪曲宣传确实也蒙蔽了一些人，使他们把儒学看成全是坏得很的东西都要扫到历史垃圾堆里去。可以说儒学进入了它最为暗淡悲惨的时期。
二、儒学在低谷萎缩中的延续、反思和探索
民国以来，儒学遭受一连串沉重的打击，然而并没有灭绝，就好像冬季风雪中的野草，枝叶枯委了，根系还活着。这是对儒学生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也给了人们对儒学进行全面反思的机会。儒学失去了政权的支持，同时也在丧失家族社会的基础，它还能够甚至有必要继续存在吗?儒学是否就等于封建主义文化？它有否超越封建时代而转向现在和未来的内容？正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一样，中国的激进派不止一次地断言，儒学已经过时，正在被历史淘汰，它的生命即将结束。然而有许多中国人并不这样看，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不忍心割舍这份感情，但愿意进行反思，重新审视儒学，给予它一个合乎时代精神的解释，而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的存亡。
（一）民国时期儒家学者对儒学的重新阐释和再建
1、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对儒学普遍价值的阐述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的创始人，是对文化的民族性进行阐述的最有力者。当时中西文化之争的流行看法，是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因而中西文化的差别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按照这种思路，中国文化要现代化必须走西方文化的道路。梁漱溟则认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的差别本质上不是历史先后的不同，而是由于民族性的差异而形成的“根本精神”和“文化路向”上的不同，因而各有优劣。西方文化着重解决人对物的问题，人生态度是向前的，故科学与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文化着重解决人对人的问题，人生态度是调和持中的，故道德与玄学发达；印度文化着重解决人自身的情志问题，人生态度是反身向后的，故宗教发达。梁氏这一分析未必尽当，但他在文化的时代性之外肯定了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是肯定了民族文化传统延续的合理性，和多种文化同时并存与互补的必要性。就中国而言，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主导的儒学，也因其民族性而有其超时代的意义。他指出:“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的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个“民族的根本精神”便在文化中，便是儒家的伦理理性，他认为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不会遽亡于一时之武力，而终制胜于文化。梁氏也批评了儒学的缺点，即没有民主、科学与人权自由，需要从西方引进。可知梁氏并非抱残守缺的复古派，他只是主张在保存自己固有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来学习西方。同时他还认为儒学并非仅仅属于中国，由于它的早熟性，儒学将显示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世界未来文化做出贡献。
张君劢在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针对西方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流行，指出单纯的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迷信科学，认为科学万能是错误的。他认为人类文化正处在由崇尚科学演而崇尚“新玄学”即哲学的转变时期，而新玄学时代的基本精神，“与我先圣尽性以赞化育之义相吻合”，故“宋明理学有昌明之必要”(《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下篇)。中国近代极度缺乏科学和理性，所以才愚昧落后。当西方理性主义思潮与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的时候，凡先进的人们莫不举双手欢迎，认为科学可以救国，理性可以救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作为理性主义的形态而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而“科学”一度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因而也造成一些弊害，就是用科学去否定不属于相同层次的哲学、宗教和人文文化，这成为人们认同自己文化传统的一大思想障碍。张君劢的贡献在于他看出科学主义的偏失，指明了哲学与科学不能互相代替，从而为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儒释道哲学)的继续合理存在保留了一个必要的空间，也为中国人文主义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张君劢提倡以心性哲学为特征的“新宋学”，但他并没有创造出新宋学的理论。
熊十力是民国年间最具有创造力和追求生命真实的哲人，他的学问会通儒佛，上承陆王，归宗于儒家《周易》的尊生健动哲学，以“体用不二”立宗，高扬道德理性，强调精神生命的自发自开与活泼洒脱。在熊十力看来，儒家哲学的精华在于它的生命哲学，“尊生而不可溺寂，彰有而不可耽空，健动而不可颓废，率性而无事绝欲”(《读经示要》)，“无宗教之迷，无离群、遗世、绝物等等过失，亦不至沦溺于物欲而丧其灵性生活”(《体用论》)。儒家重视生命的主体性、生动性和创造性，不造成遁世主义，亦不赞成功利主义，主张在现实中超越，这种哲学精神确实是儒学特有的，也是它具有生命力和普遍价值的地方。熊十力的贡献在于第一次站在现代的高度、使用现代的语言，深刻揭示了儒家哲学的真精神和独特性，展示了儒学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价值所在这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振奋民族精神有莫大的启迪作用。熊氏的理论具有宏大的气势、深邃的理念、感人的魅力，所以身后子弟弥众，遂形成一个新儒家学派。
2、贺麟对儒学的反思
贺麟是位颇有见识、善于反思的学者，他既具有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又相当熟悉西方古典哲学的传统，因而能够站在中西融合的高度，深刻总结儒学发展的曲折历史，评析其利害得失，指出其未来的前途，表现出很高的睿智远见。
首先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前途，只能是正统的中国哲学即儒家主流哲学和正统的西洋哲学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对于民族文化和儒学命运真正关心的人，必须主动接受西方哲学的洗礼，用以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不能接受西洋的正统哲学，也就不能发挥中国的正统哲学”(《当代中国哲学》)，“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既不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鄙弃自己的民族文化，又不像国粹派那样敌视西方文化，他是中西文化结合论者而不是中西文化对立论者。
其次，他主张儒学在批判中再生，因此他对于五四运动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并不如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五四运动批儒是对儒学的严重打击，也许表面和一时看来是如此，但实际上却是促使儒学重建的大好机会。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躯壳形式部分及其束缚个性的腐化传统部分，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作了洗刷和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显露出来(见《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这种见解既超出了守旧派的故步自封，也超出了激进派的简单武断，有大气度，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内是颇不多见的。
第二，他设计了“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促使儒学复兴的具体途径，这就是“从哲学、宗教、艺术各方面以发挥儒学思想”。哲学上“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吸收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古典哲学，“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系统更为谨严，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作道德可能之理论基础，且可奠科学可能之理论基础”。宗教上“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即吸收“精诚信仰，坚贞不贰之精神”；“博爱慈悲，服务人类之精神”；“襟怀旷大，超脱现世之精神”，目的是给人注以热情，鼓以勇气。艺术上“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掘儒家之诗教”(以上见《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儒学应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贺麟自己倾向于新陆王哲学，他没有创立自己完整的哲学理论，但是他站在民族文化复兴的立场上对儒学所作的反省和创思，却有着重要的启迪心智的意义。
3，冯友兰对理学的再建
冯友兰是哲学史家兼哲学家。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使中国传统哲学走向西方社会。他的“贞元之际所著书”共六本，建立了自己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就思想倾向而言冯友兰远承孔孟近接程朱将理学发展成新理学无疑是位儒家学者。但他将儒家更新了，其一是他吸收道家和佛家，使他的哲学具有儒道互补和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特色，因而他把中国哲学精神归纳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即超越精神)主要由道家和佛家推动，“道中庸”(即现实态度)主要由儒家提倡，而他的新理学则是“极高明”和“道中庸”的高度统一；其二是他吸收西方新实在论的理性主义哲学，用以改铸程朱理学，使中国原本贯通天人、兼具宇宙和价值本体的“理”更具有西方哲学“共相”的属性，是纯逻辑的概念，这使理学变成了新理学，同时也使儒学部分地丧失了自家面貌。新理学所使用的逻辑分析方法，使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走向明晰化和精确化，更易于与西方哲学接轨，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这种理性主义的思路和方法，又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验方法与直觉主义发生矛盾，这个矛盾在新理学体系中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不论怎样说，新理学是近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过程中所建立的第一个有严整体系的新哲学，是一次伟大的试验，是对传统哲学一次全新的诠释，它开辟了中国哲学走向未来的道路。
冯友兰的“境界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创造性的发展，最具中国特色。他认为哲学不能增加人的积极知识，这是科学的任务；哲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是真正的中国哲学精神。中国传统儒佛道哲学，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提高精神的层次的学问，都把哲学的关注放在精神生命的炼养和升华上面，而反对把哲学变成与人生了不相关的纯知识系统。冯先生正是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在《新原人》一书中提出人生“四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由低到高，一步一步提升，人的精神也由此一步一步得到解放。这一过程就是超越的过程，却不要求人们脱离现实社会，恰恰就要在人伦日用中实现超越。所以冯友兰的哲学不是宗教出世的，也不是功利实用的，而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力图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起来。“四境界”中的天地境界是超道德的，其心态是天人一体的，具有道家回归自然的精神，因而也就具有了某种生态哲学的意义。
(二)港台新儒家在边缘地带的学术创造活动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儒家被放逐。一部分儒家学者流落到香港和台湾，在欧风美雨笼罩下的边缘地带，继续从事儒学研究和传统文化弘扬事业，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他们都是熊十力的学生。他们对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但他们不是政治活动家，他们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文化讨论和学术研究，独立于政治权势之外，保持着儒家系统的自主和批判精神，办教育，创刊物，撰论著，发宣言，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创造，终于形成一个新儒家学派，有一批弟子和追随者，并逐渐将其影响扩展到国际上。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文化传承的担当力，以文化改良派的姿态，从正而深入阐扬儒家的精义和真精神，在西学大潮席卷中国大地、文化激进主义占居上风的情况下，在边缘地带保存了儒学的命脉和生机，使之不绝如缕，成为尔后儒家文化复兴的重要依凭。他们当时而对的主要是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势，而他们怀着对民族文化深切的理解和强烈的自信，进行着文化寻根和培植的艰苦工作，维护着民族文化的尊严，这种文化爱国主义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再生，激进派和改良派都各有其独特的作用。没有激进派的有时偏颇的批判冲击，旧文化的陈腐部分很难彻底扫除；没有改良派对优秀文化的正面维护，文化改革便会破坏大于建设，有可能丧失自己的文化根基。所以港台新儒家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大陆猛烈文化改革的一种弥补和制衡，它早晚是会发生有效作用的。
第二，他们在会合中西思想的基础上开创儒家的新学术，做出可观的理论成果，是民国以来文史哲领域一次极为可观的收获。文化的传承与开新，如果只有批判与呐喊，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势必表面热闹而不能实际推进。有破坏而无建树，则旧文化依然不可能被新文化所取代。所以新文化运动必须以有效的学术成就为根基。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三先生，著作丰厚，思想博深，是海内外公认的一流思想家、学问家。牟宗三一生创作理论作品三十多部，其《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特质》、《圆善论》等论著，运用西方哲学方法，完成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重建，强调道德主体的挺立对于完善人格的意义，并通过良知的坎陷而转出知性主体，由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又分疏道统、学统、政统，揭示儒家文化的多层次性，所有这些都是对传统儒家的创造性开发，由此使他成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巨人。唐君毅一生二十余部专著，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一方面写出《中国哲学原论》这样的长篇巨著，为中国哲学研究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写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著作，分析生命存在之三向，心灵展现之九境，丰富了内圣之学。徐复观的史学著作如《两汉思想史》、美学著作如《中国艺术精神》皆是学术精品，对于民族文化精神有切实的把握，而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在三先生之后的新儒家学者中，杜维明、刘述先二人的学术成就突出，他们学贯中西，能够从世界文化最新发展的高度来诠释儒家思想，吸引青年学者从事于转化传统的切实工作。广义的新儒家，还包括钱穆、方东美等大学者，他们一生著述丰富精彩，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
第三，新儒家的强烈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不仅触及到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危机，还更广泛地触及到世界性的文化危机，即由工商文明带来的人际紧张、精神失落与生态失调，从而与当代西方最新的人文主义思潮合拍，成为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转型的一项重要思想资源。他们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用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另一方面也对西方文化作出深刻批评，指出人类应该学习中国和东方文化重视人生境界的提升、道德情怀的扩展、天人之间的和谐，从而克服科学主义带来的弊端，改善人类的生存模式。新儒家已经和正在参予的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讨论，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局限，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它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也使世界面向中国哲学。
当然，港台新儒家也有它的局限性。从理论上说他们主张返本开新，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革新有所推动。但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学者和教授，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缺乏经验和实践，也缺少影响社会实际生活的有力途径和手段，同时对于民间社会与文化的实际与演变，也缺乏热情与接触。这样，新儒家仍然是一种学院式的思潮，其影响局限于学人和知识界，不能对社会现实发生直接的巨大的作用。新儒家学派里，缺少商儒、政儒、科儒等各行各业的人才，与民众团体、宗教组织、社区活动一也缺乏广泛的沟通，距离真正的大规模的社会事业还有很大一段路程。
(三)儒学在道德和民俗的层面，仍然保持着深刻而普遍的影响
1、在中国大陆，儒家道德作为“日用而不知”的民间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
1949年以后，儒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派别，在学术的层面上，在教育的层面上，都不存在了。但是儒家的为人之道，它的忧国忧民意识，它的道德观念，还继续以传统的习惯力量影响着知识界和民众，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例如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在知识分子中就普遍存在，讲信义讲操守讲涵养也是知识分子所推重的。甚至有些激烈反对儒学的学人，在他们身上却有着儒家自强自尊、以民为本的精神，不过日用而不知罢了。儒家提倡的敬老爱幼、和睦邻里、礼貌待人、尊师重道、敬业乐群、将心比心等道德观念，在民众之中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一代一代传下来，成为社会道德的基础。当然儒家传统中愚忠愚孝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尊卑等级的观念，重男轻女的观念，在社会生活中依然有它们的影子，以变化了的形态发生消极影响，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中有一些人，主张吸收儒家文化的精华来充实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最典型的莫过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此书赞扬儒家的修德之学，肯定了儒家的忠恕之道、道德气节和社会关怀，认为儒家的反省、律己、慎独等修身方法仍然可以用于共产党人的锻炼与修养。这本书在50年代与60年代前期在广大进步青年中发生巨大的积极的作用。
冯友兰在50年代中期提出对待文化遗产的所谓“抽象继承法”，企图分析中国传统思想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他认为具体意义带有很强的时代性阶级性，现在很难继承，而抽象意义便具有普遍价值，现在可以继承的思想就比较多。他举《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例，其具体意义是叫人学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对于现在没有多大用处；其抽象意义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的经常的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去了解，这句话现在仍然有用，可以继承的。思想文化遗产的继承，当然并不如此简单，但冯友兰企图从传统思想中寻找具有一般规律性和普遍价值的内容，从而在对文化遗产否定太多的“左”的气氛中，为传统思想文化争得一个合理的空间，以便切实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精髓，这种苦心是值得赞赏的。虽然“抽象继承法”受到许多批判，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自觉或不自觉使用这种方法来继承和转化文化传统。例如“忠”的概念，历史上其具体意义是忠君，其抽象意义是尽己，去其忠君，存其尽己，并且与当今社会要求相结合，便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其他依此类推，便有许多东西可以继承。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对传统儒家道德的分析和吸收，正与抽象继承法暗合。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儒家仁学、中庸之道和修养之方大肆口诛笔伐，这本身就证明儒家思想在民众中仍然有很深的影响，人们不愿意接受斗争哲学，不愿意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四人帮才化大气力反孔批儒，为推行他们的反动路线扫除思想障碍。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布，已经渗透到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民间习俗中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组成部分，这不是社会运动和政治批判所能完全消除的。
2、在韩国，儒学以儒教的形态继续存在。
韩国在历史上接受宋明理学以后，其社会精神生活便以理学为主导。尽管本世纪以来世界和东亚形势发生了巨变，儒学的故乡中国从尊儒变为反儒，韩国国内也处在不断的社会变更之中，但韩国依然如故地尊孔祭孔，重视礼义文化的传承和教育，把儒学放在社会道德教化的正宗地位，奉之如宗教，使儒学长期保持着主流文化的态势，这在世界上是个特例。可以说，作为生活日用的儒学，韩国是保存最多的国家。
5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大规模传入，韩国儒教的力量和影响也在减退之中，但它没有发生激烈的反儒批儒运动，儒家伦理观念在韩国社会实际道德生活里仍然居支配地位。只是由于国家较小，未能对东亚儒家文化圈发挥有力的辐射作用。
3、在日本，儒学趋于衰落，由礼仪习俗得以保存。
20世纪前半期的日本，以“脱亚入欧”为其发展的目标，并越来越富于扩张性侵略性，走上侵略朝鲜、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帝国主义道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全国上下弥漫着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精神，儒学片面强调“忠”的服从观念，丧失了它的仁爱精神，只剩下一个躯壳。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大量接受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儒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作为一种文化，儒家的礼仪仍然是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和人际交往的习俗，促进了社会生活的有序化。工商界把儒学用于工商业经营管理，即所谓《论语》加算盘，它给传统儒学开拓了新的领域，极富于现代精神。
三、儒学在新时代社会转型期的复苏与重建
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许多方面都带有根本的性质，影响到人类的命运，这些变化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和东亚的崛起与快速发展，苏联的崩溃和东欧原体制的瓦解，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西方文明引起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人际冲突、社会犯罪等日益加剧，引起人们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对文明转型的渴望。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文化危机的加深，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和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以便从中寻找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出路，儒学的现代与未来意义由此逐渐显露。
（一）中国摆脱了“文革”的灾难，实行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给儒学的研究与开发，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1、对“文革”的反省，打破了“批孔必进步”的神话，从而结束了批孔的时代。
“文革”把反传统推到极端，也把国家推进灾难。人们总结它的惨痛教训，醒悟到反传统反儒学未必就是革命的进步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其结果是断裂优秀传统，而使糟粕大肆泛滥。固定的观念一旦打破，人们便会恢复正常的心态，重新审视被四人帮一概骂倒的传统文化和儒学是否还有值得继承的内容，从而客观的冷静的去研究儒学，既超越传统，也超越反传统，为文化的传承开出一个新的天地。江青等人实际上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在批判了四人帮的政治与文化专制主义之后，重新提倡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方针。改革开放的实行，不仅开放了社会与经济，也开放了文化与学术。中国一反过去在思想上自我封闭的状态，转而以宽容的姿态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结束了批孔批儒的时代，开始了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时代。
2、斗争哲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失效，意味着通和哲学与务实路线开始发挥作用，文化上必然要走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道路。
“文革”及其以前，人们只注意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完全忽略多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在“批资”的名义下拒斥西方文化，在“批封”的名义下拒斥传统文化，在“批修”的名义下拒斥苏联东欧文化，满眼都是敌人。“文革”以后，从以破为主转而以立为主，从拒斥一切转而广泛吸收。随着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和老干部都认识到，文化是民族之本，丧失自己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国文化要健康发展，必须要以自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吸收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这样文化的发展才丰富多彩的又具有民族的特色。中国目前存在着三大文化体系，即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欧美文化，它们之间有差异有冲突，但总的方向应该在良性互动中走向融合，彼此互补，相得而益彰，而不是水火不相容。中国恰处在三大文化体系都显示强势的汇合地区，只要处理得当，三种文化的冲突与会合，会增强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和生气，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璀璨的新文化。
3、港台新儒家思想的回流，刺激了中国大陆的民族文化情结，引起人们对儒学的重新关注和评价，推动了文化热的升温。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海峡两岸关系松动，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发生并发展。大陆与香港及欧美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发展迅猛。港台新儒家著作回流大陆，新儒家学者到大陆作学术访问、参加学术会议和文化讨论，带来许多新鲜的文化信息。大陆学者也开始走出去，到港台及欧美作学术交流，进一步接触到新儒家及各种文化思潮；同时也开始认真研究介绍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学说。新儒家的民族文化意识及其思想，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大陆学界和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得到一种借鉴和启发，重新思考儒学及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及现代、未来意义。由于港台与大陆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这种文化交流便具有为中华民族重新统一寻找思想基础的重大作用。两岸三地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乃是中国走向统一的思想基础。因此研究作为传统文化核心成份的儒学，其意义就不限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而且是为推动中国统一作思想准备工作，其任务是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具有民族特色又富有现代精神的思想资源开发出来，正确诠释，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
4、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儒学研究的繁荣。
历史的规律一般是：民族强盛，它的文化才被人看重。中国近一百年的积贫积弱，使它的传统文化的声誉大跌，不仅西方人看不起它，连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它。1949年中国独立了，但经济发展时起时落，没有找到最符合国情的道路，与国际社会处于隔绝状态。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在有效的进行中，国力成倍地增强，各项事业在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是一个受人尊重的泱泱大国。中国人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因而更加重视弘扬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同时全世界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也刮目相看，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和它的文化，想知道中国社会的活力如何得到它深厚文化的滋润。这样无形中提高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的国际地位。美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撰文《文明的冲突》，把中国儒学看成是西方文明未来的敌人，这当然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但它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中国文明即将重新崛起，所以才引起美国人的严重关切。当然，中国文明是和平的，它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造福于人类。
中国社会发展要走自己的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必须大力开发自己民族文化的资源，使文化与经济相结合，使精神文明建设密切配合物质文明建设。人们都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其实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比物质资源还要丰富，这是一笔价值无可比拟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这其中，研究、发掘和运用儒家的哲学、道德、教育等方而的思想资源，丰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因此社会上下，政府、民众、学者都致力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一定的热潮。从民族的历史发展看，这股潮流的根基是十分深厚的，这种热潮将会长期保持下去，它将与中华民族的振兴相始终。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从民族文化中吸取自强不息、稳健和谐、厚德载物、敬业乐群的精神和理念，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思想动力，也是我们沟通西方、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的思想基础。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提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给这种弘扬工作提供了比以前更多的财力和物力。中国孔子基金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提高了儒家文化的国际地位
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从70年代起，实现了连续二十多年的经济腾飞，被称为四小龙，再加上中国和日本，使东亚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并且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表现出东方文化的特色，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的亚洲观，引起了全世界的敬佩和重视。东亚地区处在儒家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之中，人们不能不联想到东亚的经济发展是否与东亚文化的潜在活力有关，于是有更多的人去研究东亚文化特别是儒学在经济现代化中的正面价值，去总结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西方社会学家韦伯曾断言儒学不能成为经济现代化的精神动力，然而东亚创造的奇迹把这个风行一世的论断给打破了，事实向人们第一次显示了儒学的现代性，从而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当然，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首先得力于引进西方已经成熟了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现代管理及科技手段。但不可否认，儒学关于和谐协调的思想，关于以人为重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觉心的思想，关于开发、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思想，关于以义导利、信用为重的思想，都不仅在亚洲四小龙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性，为经济发展创造出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环境，而且也能弥补西方经济管理中见物不见人、利润就是一切和劳资尖锐对立等弊病，使社会发展得比较平稳。
虽然目前亚洲的金融危机暴露了从东南亚到东北亚许多国家经济的内在病态和一系列严重问题，但是这些国家毕竟打下了发展的深厚基础，经过一段调整，是会继续起飞的。何况中国大陆巍然不为所动，台湾亦较少受损，香港依然充满信心。亚洲的模式须要改善，但没有过时。东亚国家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影响到中国，中国大力开发儒学资源又带动了周边国家，彼此互相推动、互相交流，极大地提高了东亚人的文化自信心。在金融危机的威胁面前，东亚人会用地区性文化为纽带，加强团结，增进合作，更勇敢地走向21世纪。
(三)西方文明日益严重的危机，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东方文化和儒学
1、西方有识之士反省西方文明，认为工业文明向更高层次的转型需要儒学。
西方文明主要是指近一二百年中由欧美国家创造的工业文明，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空前的提高。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现代化产品和生活条件，几乎都是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但是工业文明已过了它的巅峰期，并显露出一系列的弊端，有些弊端发展下去将给人类造成根本性的威胁，主要是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人的生活高度物质化外向化，内心世界无所归依；科学和金钱左右一切，道德风气普遍下滑；社会犯罪和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秩序不能正常维持；环境和资源被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基础发生动摇。当代的西方文明使人类异化成了商品的附属物，从而使人丧失了自己。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指出必须大力发展人文主义，以便与科学主义相制衡；必须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便与物质主义相抗衡；必须大力改善环境，以避免自然界的毁灭性报复。他们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重视人文价值，重视人的德性培养，提倡仁道、礼义、和谐，阐扬天下一家、天人一体，这些精神和传统代表着世界文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可以为人类文明的转型提供方向性的理念与思路，人类必须到孔子老子那里寻找智慧。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奇，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科学史家李约瑟，都在他们的著作里对中国传统文化寄予厚望。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在《儒学的复兴》一书中指出，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正在复兴，并预言“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带领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这是一种真诚的期望，说明西方学者有很强的自我反省能力，并且有着虚心学习东方的博大胸怀。事实上东西方文化应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如理性、民主、人权、法制等，东方是缺乏的，应予吸收。而西方文化忽略人情、太重金钱、个人至上、崇尚斗争，又是它的缺点，东方应有批判的态度。东方文化有某种早熟性，其道德、礼义、和谐等内涵固然应当发扬，但它忽略个人、不尚竞争、不重法制、漠视逻辑等弱点，也需要加以克服。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性很强，最理想的状态是兼而有之。不过西方文化仍是世界主流文化，其学者对东方儒学表示了很大的敬意，无疑会提高儒学的国际声望
2、西方华裔学者在比较研究中阐扬儒家思想精华，促进了儒学的世界化。
一批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并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华裔学者，如美国的陈荣捷、余英时、杜维明、林毓生，澳大利亚的柳存仁，加拿大的冉云华、秦家懿等，他们用现代的眼光作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使中国人更好的了解西方文化，也使西方人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推动了两种文化的互释与互补。其中陈荣捷、杜维明、林毓生等学者，在西方讲授中国传统思想和儒家学说，用西方人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诠释和阐扬儒家思想精华，大大扩展了儒学的影响，促进了儒学的世界化。杜维明近些年根据儒家主和的理念，提出“文明对话论”，用以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主张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对话，互相沟通，互摄互补，共同发展。这一主张不仅有利于打破东西方的文化隔膜，推动世界和平事业和文化合作，也显示了儒学精神在解决当代文化冲突中的宽大胸襟和重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赞同。
3、国际性的文化研讨频繁进行，促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和儒学。
随着“地球村”的形成和文化问题在国际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国际性的文化对话与讨论活动也在快速发展。其中中国的开放和参予，给国际间的文化讨论注入一股强大的活力。近二十年来有东西方学者共同参加并具一定规模的有关东方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差不多年年都有。这些会议的主题大都是东方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或者是中国文化与21世纪的关系问题，而儒学的诠释与再造始终是大多数会议的热点。这说明儒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颇为流行的一门学问。
正是在世界需要和关注儒学，中国走向世界并重视儒学的新形势下，国际儒学联合会于1994年应运而生，它的总部永久设在北京，它的宗旨是:研究儒学思想，继承儒学菁华，发扬儒学精神，以促进人类之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繁荣。国际儒联的工作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积极参予，三年来有了一定的开展和成绩，在联络和推动世界性儒学研究方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其影响正在逐步扩大。儒学这面文化旗帜，比以往更加鲜艳了。
四、儒学发展的新特点及末来展望
（一）特点
1、儒学重新回归中国，并成为东亚各国团结的重要文化纽带。
儒学的故乡中国，在放逐儒学半个多世纪以后，终」几重新接纳了儒学，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开始了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儒学的思想资源也得到较好的开发运用。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儒学开始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意义是深远的，它标志着整个民族文化的复苏与复兴。
同时，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亚洲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华人社区)、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区)等国，这些年加强了地区性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平等与西方文化对话同时拒绝“西方文化占领”中，东亚传统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儒学成为一种通行的共同语言，它增强了彼此的文化亲近感。由于儒学有“和而不同”的精神，它也有利于东亚各国的社会开放和广泛吸收世界一切进步文明成果。
2、儒学正在走出学者的书斋与课堂，而为社会各界所关注。
在中国，政府和教育界十分重视整理和发掘儒家道德教育的遗产，让它的精华部分在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和改善社会风气服务。各地各族都在努力开发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资源，使中华民族文化振兴事业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新加坡，儒学受到特殊的尊重，儒家伦理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一定成绩。李光耀由于新加坡模式的成功和关心儒学，被推举为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
儒学得到工商界的关心和支持是本世纪后期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从东南亚到中国，儒商和儒商文化开始运作，它把经济与文化结合起来，正在给儒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境界。儒商是指有文化素养、见利思义、取之有道、并关心社会事业的工商实业家，它与奸商是对立的。儒商的出现，改变了儒学重义轻利、重农轻商、重道轻器的主流传统，使儒学而向现代市场经济，这将使儒学获得一个新的生存和发展形态。
3、儒学不再是古老中国和东方一门比较保守的传统学术，而成为当代世界性的显学，是诸多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是处在学术前沿的融过去、现代与未来为一体的一门重要新学科。
以往的儒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史学；当前的儒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学。现代新儒学是经过了自我批判改造和社会批判冲刷之后再生的儒学，是吸收了其他文明成果并用新的时代精神重新改铸过的儒学，是根据当代社会发展需要而筛选过的并运用现代思维与语言重新诠释了的儒学，它又与西方哲学和思想相沟通，具有开放和兼容的特色。中国大陆、港台、东亚国家以及欧美各国的儒学和儒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各不相同，但彼此交错，其义理之学的主流都是针对当前社会弊病和危机而作出的文化上的回应，可以说都是古为今用的。因此笼统地把提倡儒学说成“复古主义”是错误的。由于现代性的大量参与，当代各种新儒学完全可以与其他现代学术、学说与思潮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由于儒学同西方文化有强烈的互补性，儒学甚至与未来学相联系，成为国际社会制定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所以“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是国际文化讨论的热门话题一也就不足奇怪了。当前的儒学研究，是在世界规模上进行的，一刻也离不开国际交流和合作，所以及时沟通国际地区之间的学术信息，加强研究者的相互来往，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当然也有抱残守缺者，企图简单地恢复儒学，把儒学看作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
(二)展望
儒学是人类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为数不多的有藏量有特色的文化系统，由于它的内涵深邃，普遍价值和现代性潜能丰富，它必将通过转换形态在二十一世纪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可以预期的。如果说历史上的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贵族政权的力量推行，那么如今的儒学只能凭借自身的活力而存在和发展，而且它确实做到了。帝制的垮台没有断灭它，社会的革命没有摧毁它，说明它的生命力十分顽强，以后再也不会有子什么力量足以打垮它。各种批判运动所能做的是清除它的陈腐内容，为显露它的精华创造条件。儒学之所以能够衰而复兴，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包含着许多人生和社会常道，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为人性的改善和社会的改良所必需，也就是古语所说“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能提供西方文化所缺乏的东方智慧，这些智慧恰恰是全人类克服种种社会危机、健康地迈向下一个世纪所十分需要的。从本世纪前期传统与现代的分离，到本世纪后期及未来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是人类曲线的进步。下一个世纪前半期，儒学很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相当重要的文化潮流，将改变西方文化独尊的局面而与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其他多种文化共存共荣、互补共进。它的表现形态并不必然是某种学派，更不是回到独尊，而是儒学的广泛研究和应用，是一种“大儒学”。这种大儒学可以归结为“仁爱通和之学”，以“仁”为核心理念，以爱为基础情主张天下一家、天人一体，和而不同，通畅无碍，看重和爱护生命，提倡修己成向往世界大同。
具体地说，儒学将在四个方向上为下个世纪的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1、儒学将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中国又会影响整个世界。
儒学将丰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使它带上民族特色。在中国未来的哲学、道德、经济、政治、文艺、民俗等建设中，人们都会吸取儒学的营养，借鉴儒学的智慧，当然也要广纳道家和其他诸子百家，并向外国学习。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改革的发展，它的文化必将进一步丰富多彩，百花齐放。如果说历史曾限制了儒学，那么儒学的优点和潜力，由于传统宗法等级社会的倾覆和封闭保守状态的改变，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社会主义学说与西方文化的激发，而得到充分的发挥和释放，它的弱点也将得到更好的克服。在中国，儒学的精华与社会主义绝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通的。可以说儒学在本质上具有社会主义(主要是指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倾向，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儒家的大同理想。中国将试图在这方面作出榜样。
2、儒家伦理将在世界普遍伦理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人类由于无限度地追逐物质利益而使行为严重失范、道德滑坡从而导致社会无序加剧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这不仅会使人类的精神堕落，也会严重损去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当前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政治道德的腐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此外，家庭的解体，职业道德的伪善，都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儒学是伦理型的思想体系，它的道德思想最为丰富。它的以“廉”为中心的政治道德，以“忠”和“信义”为中心的职业道德，以“恕”为中心的人际道德，以“孝”为中心的家庭道德，在清除了等级性的陈迹以后，都可以为世界普遍伦理的建设，提供价值基础。它将和各种健康的宗教和非宗教道德一起，为推动世界道德的进步，发挥巨大作用。
3、儒家文化将与市场进一步结合，促进儒商队伍的壮大和世界性市场的健康发展。
世界经济的发展，到下个世纪进一步地区化和国际化，这固然带来了互通有无、共同繁荣的前景，同时也包含着“一损俱损”、连锁危机的莫大危险。如果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没有起码的道德标准，世界听任少数投机家兴风作浪，那么世界的经济将极不稳定，类似亚洲金融危机还会发生。如果儒商的队伍成为世界工商界的主流，或者掌握着重要的经济命脉，那么世界必将繁荣稳定，遇到经济危机也容易克服。所以儒商队伍的培养，儒商文化的扩大，就成为一种当务之急。可以先从中国和亚洲做起，再向世界推广。这件事情做得有成绩，将使儒家文化在下个世纪大放光彩。这里的儒商是个大概念，“儒”泛指信义文化，“商”则是指一切实业，它要求把东方的人文道德和西方的实业智慧高度结合起来。目前文化人关心实业，实业家关心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趋势会继续加强，这是值得庆幸的。儒学在丧失了它的历史基础——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之后，将再度获得一个新的现实基础，那便是现代市场经济，一旦有了这样的基础，儒学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4、儒家仁爱通和之学将在解决国际冲突和族群争端中发挥积极作用。
到日前为止，整个世界指导处理国家、民族和地区性冲突的主流思想还是强权与斗争哲学，它的根据是：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优胜劣汰、损人利己是铁的规律。但是在地球村已经形成、经济向着国际化发展的今天，各国各族的利益仍然会靠损去和牺牲别人来得到吗？情况已经不同了。对立和斗争仍然是有的，但主导方面已经变成“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势，各国各族间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局部利益和当前利益，问题在于要使更多的人早日知道这一点，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全世界，没有一国从中得利便是证明。“金钱冷漠”、“族群仇恨”、“霸权主义”已经和正在严重损害着全人类，包括那些主动倡导者。人类不在和谐中生存，就会在互斗中灭亡。但国际社会缺乏一种共同承认的和解哲学，所以仍然忍受着冲突、仇杀和战争折磨的痛苦。我以为儒家仁爱通和之学，可以用泛爱化解仇恨，用和解处理争端，用沟通打破隔膜，使人类醒悟到利益彼此相关心，树立“共赢”的理念，学会理解和尊重别人，学会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仇必和而解”(张载语)是人类的唯一出路，仇必仇到底是绝对没有出路的。香港的和平回归就是和解哲学的胜利。在这方面中国和亚洲还应该继续率先做出榜样，并向世界宣传仁爱通和的道理，大力推行对话、沟通、谈判、合作的处事方式，消除冷战思维和斗争哲学的影响，使世界在和平安宁中发展。
儒学的未来前途不仅取决于儒学的资源与时代的机遇，更取决于人们对儒学再造的水平和效果。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学的命运掌握在我们和下一代的手里，所以我们要好自为之。
（《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