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二十一世纪
新闻作者：牟钟鉴 新闻时间：2014-04-14 21:11:07 阅读：次
牟钟鉴
最近十余年，中国大陆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便是重新研究和评价孔子及其儒学。世人关心孔子，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改善当今社会病态的深切忧虑，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未来关怀。可以说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历史人物及学派有如孔子和儒学那样引起如此普遍的兴趣和如此认真的研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孔儒何以再现光彩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孔子的命运是很悲惨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社会，同时也结束了儒学的官学正宗地位。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先进青年群起响应，儒学威望一落千丈，许多人断言，孔子的文化生命已经结束。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许多人再次确认，孔子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它的作用应该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而成为历史陈迹，孔子的思想既不适用于资本主义，更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有些西化派学者再次宣布，以儒家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已经陨落，必将为蓝色文明即工业与商业文明所取代。可是，结果如何呢？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猛烈的批判冲击，孔子依然没有被打倒，他的思想还活着，他现在又重新以正面的姿态站在国人的面前。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和农业文明、家族社会条件下的儒学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又受到重视，这是不是一部分人在搞复古倒退？还是孔子本来就是打而不倒的、超越时空的人物？或是儒学确实含有生命力顽强的成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对于孔子“打而不倒，于今复苏”的文化现象，我做如下分析。总的看法是这并非复古倒退，而是历史辨证运动的表现。
孔子的思想虽然是古代家族社会和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的内涵极为丰富，有许多是社会人生的常道，具有普遍意义。孔学阐述了中华民族和平、人道的精神发展方向，给人一种崇高的文化价值理想，表现出具有高度预见性的东方智慧，所以有永久的魅力。时代的变迁只能冲刷掉它的若干暂时性的有局限的东西，但其“真理的内核”是不会被人们抛弃的。其常道的部分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许多人只是“日用而不知”罢了，即使是反孔的人物，只要他真心为国为民，无形中亦接受了孔子的经世精神。以儒学为主导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其生命根系一直是活着的，只是枝叶枯萎，花果飘零而已，遇有适宜的气候和环境，便会重新萌芽生长，这是不奇怪的。
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见利思义”，这些都是健康社会必须遵守的黄金法则，任何人都无法拒绝它们，除非你想使社会混乱，人生偏邪。当人们偏离正道，招致灾难的痛苦折磨时，人们才醒悟到大道不可须臾离，不得不回到孔子那里寻找启示。孔子是大宗师式的人物，能够历百代而不衰，跨异域而皆仰。还是子贡说得对:“仲尼不可毁也”。毁仲尼无伤其伟大，如不自量，复请试之。
孔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者，他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本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弊病暴露无遗，积贫积弱，处于屈辱落后的位置。在西方文明大潮的冲击下，激进的中国人分不清文化和政治的界限，在批判
东亚文化独立意识的增强，亦是孔子倍受尊敬的重要原因。东亚属于儒家文化圈，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但东亚长期依附于西方列强，文化上的主流也是“脱亚入欧”。最近几十年，东亚经济迅速崛起，出现了“四小龙”，中国大陆这条大龙也正在腾飞，东亚成为全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东亚现代化模式成为世人议论的热门话题，作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的儒家文化，也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东亚各国知识界大大增强了信心，正在摆脱西方价值体系的束缚，努力创立平行于西方的新价值坐标，重新确定“现代化”的内涵，重新确定人类“进步”的定义，争取与西方进行真正平等的对话。
坚持东方的价值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儒家精神的高扬与普及，作为东亚文化的宗师的孔子自然受到东亚各国的推崇，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西方工商文明主导世界潮流数百年，取得巨大成功，也开始盛极转衰，出现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弊病和危机。如:生态破坏、人际紧张、精神空虚、人性堕落、吸毒贩毒等。西方有识之士感觉到需要发扬人文精神，开展文化复兴运动，以纠正工具理性的迷失和科学主义的偏颇，所以崇尚古典，回归自然，逐渐看到东方文化传统中有极深邃的人文智慧，可以弥补西方文化外向化、物质化、分离化的不足，给整个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方向性的启示，促使工业文明向着更高层更健康的文明转型。澳大利亚两位做过外交官的学者李瑞智、黎华伦写了《儒学的复兴》，认为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正在复兴，“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带领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
我们不必因此而盲目乐观，但我们看到了东西方两大文明互相接近，彼此互补的最新态势。
港台新儒家的思想回流大陆，是引发大陆儒学热的重要催化剂，也给大陆的儒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性营养。以牟宗三、
孔儒在21世纪
首先，在世界性文化哲学上倡导一种物质与精神并重、个体与群体统一、人类与自然协调的文明发展模式，用以纠正科学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斗争哲学带来的诸多弊害，用儒家“见利思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一体”、“和而不同”的仁学精神，调整人类发展的方向，使之走上比较健康的道路。先在哲学家、思想家及学者群中谈论这种仁的文化哲学，然后影响政治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并逐步影响科学家、企业家和一般民众，努力向社会生活各层面渗透。务使孔子和儒学精华成为一面旗帜，一种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标准。果能如此，人类的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
其次，儒学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将受到极大重视，重新成为中国和东亚人的重要信仰，并向西方发展，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体系之外，另立一个没有“彼岸”的人生价值体系。儒家的人生哲学是一种积极入世而又有崇高追求的哲学，其终极目的是完美人生、世界大同，与各大教的目标原本相通。但儒学强调人性本善，主张尽性修道，赞化参天，对人类的自救抱有信心，不赞成依赖上帝佛仙鬼神，故是自力之世教，有别于他力之宗教，既具有信仰之神圣性，可以使人安身立命，又能避免一般宗教引发的狂热、迷误和争斗。这种入世又不混世，超俗又不出世的人生态度，颇符合东亚人的传统与心理，同时也符合国际上淡化宗教、重视今生的潮流。
第三，孔子和儒家的道德体系，虽然带有明显的宗法制度与农业文明的烙印，但包含着许多普遍性的人类社会公德，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意义。当现代工商文明严重摧毁传统社会的质朴、和谐 ,稳定，并使社会道德不断滑坡的时候，人们发现儒家道德规范历久而弥新，它的价值有重新评诂的必要。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德，仁者爱人，义者正道，礼者文明，智者理性，信者诚实，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人际关系所不可或缺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也不能没有这五德，否则就要造成混乱和紧张，人们会感到痛苦，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以商业活动而言，求利为己，无可非议，但应取之有道，合法致富，以诚待客，这不单是社会公德，也是长久生财之道，而欺诈暴利是不会持久的。所以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相伴随的并不必然是道德的堕落，恰恰是道德因素的增长。传统家庭不存在了，但家庭依然是社会生活的细胞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倡导敬老爱幼、兄友弟恭、夫妻忠贞、乡里和睦，这些传统美德有利于保持人际和谐，给人以幸福、安宁。朋友是当代和未来社会最普遍最发达的社会关系，孟子讲的“朋友有信”乃交友的基本道德原则，一万年也不会过时。儒家道德的精华是有生命力的，中国道德的重建和世界性道德的改良，大概都离不开对儒家道德的适当继承，因为其中许多是常道，不是特例。
第四，孔子与儒家的社会调控思想与领导艺术，可以为未来的社会与企业管理提供经验和借鉴。儒家重人轻物，注意调动人的自觉性，处理人际关系以和为贵，强调利益的合理分配和感情的亲洽和乐。领导者正己而后正人，纳谏举贤，关心民间疾苦，与民同忧同乐。现代社会工商、科技、信息发达，国际联系密切，企业、社区、部门、家庭成为社会四大基地，构成复杂的社会网络。所以社会与企业管理必须具有现代意识，采用科学手段，建立严密而有效的运作和调控系统。但是现代西方管理学，硬件优越而软件不足，很需要用东方人学的精粹加以补充。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多样性的和谐，个体内心的和谐，社会人际的和谐，社会与环境的和谐，这正是当代社会与企业管理面临的急切问题。21世纪的社会与企业既要发展速度与工作效率，又要协调和稳定，最好的办法是把西方管理学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已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如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吸收儒佛道三教的精神，建立企业文化，使企业得到蓬勃发展。
孔子与儒学在21世纪国内与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单单取决于儒学本身的现代价值，而且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运用，这是不能准确预测的，我们只能预知孔子和儒学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作为中国人应该有一种健康的民族心理，即对于自己民族的圣哲要爱护，对于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要关切，同时以开放心态去迎接一切外来的文明，并有选择地容纳吸收。我们不能再重复“国人之宝，国火鄙弃而外人宝之”的错误。中国必须有既现代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并用这种文化促进世界和平和进步，中国才能光荣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1世纪》杂志199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