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与祖国统一
新闻作者：牟钟鉴 新闻时间：2014-04-14 21:10:33 阅读：次
牟钟鉴
从历史上看，孔子思想规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方向，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这样一个大国，它的文明能够延绵不绝、常存常新，它的社会能够长期稳定、没有分崩离析，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在世界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也有过政治分裂、军事对峙、民族纷争的时候，但最终它都能够克服这此对立冲突，走向统一。它之所以能够在民族和地区的多元中保持一体，经受得住内部政治对抗和民族冲突的激荡和考验，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便是它有着以儒家为轴心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积累了极为强大的能量和磁性，远远超出政治的族群的离心倾向，把中华民族凝结成为一个十分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传统是国家政治统一的基础，也是国家由暂时分裂走向重新统一的基础。而这个文化传统的思想代表，便是孔子。
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尔后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传统的奠其者。他所创立的儒学和儒学所倡导、推动的礼乐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主导着中国的政治、道德、教育和民俗。以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而言，孔子是排在第一位的人物，他对中国政治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为什么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基础？除了它最能适应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的国情这一历史性的原因以外，还有更深刻更普遍的原因。我想主要有四点：第一，它揭示了一系列人生常道，因而具有恒久价值，为人们不能脱离。例如“忠恕之道”便是人际伦理学的黄金规则，是不可违背的，违背了它的人际关系就要出现混乱。又如“五常”:仁、义、礼、智、信，就其普遍意义而言，也具有超时代超地域性，为健康社会所必需，文明社会和文明人群必定有五常加以维系，没有五常的社会一定要向野蛮倒退。再如健全人格的三要素:仁、智、勇，是人格教育和修养的指导原则，无其一即造成重大人格缺陷。第二，它具有博爱精神、宽大胸怀，所以能成为大国众民共同的思想基础。孔孟皆倡导仁者爱人，认为四海之内皆是兄弟，因此不仅政治管理要以德为主，就是对于周边之民，对于没有接受礼乐文化的民族，都要采取怀柔的政策，以文德来远人，而不赞成武力征服。这样一种文化自然有感召力，它能使人们心悦诚服。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主张仁人应把爱的情感从家庭扩大到社会，进而扩大到自然界，实现天下一家的理想。当我们诵读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时候，都会为儒家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博大的胸襟所感动。第三，它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能够对不同民族、地区的不同文化包纳宽容，形成既千差万别、丰富多彩，又和谐共处、相互吸收的社会文化格局。民族差异和宗教矛盾最容易激起人们情绪上的对立，造成社会冲突和战争。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虽有民族冲突和战争而其主流则是走向融合或共处，没有使国家分裂；虽有宗教摩擦却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的宗教战争（边缘地区个别时刻除外），外来宗教不断进入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形成多宗教和平共存的局面。究其缘由，儒家“和合”文化对政治家和民众的长期熏陶，起了重要作用，它使中国人比较容易兼收并蓄，而使排斥异端的狭隘民族文化心理不能占据上风。如果只讲“同而不和”，或是“不同则斗”，虽可能使社会稳定于一时，终将会以分离告终，中国却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儒家的民族观虽然有重夏轻夷和尊王攘夷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不重血缘而重文化，主张无论什么民族，包括华夏族和四夷各族，都必须学习和推行先进的礼乐文化，以形成文明的传统，这才值得尊重，否则便要受到批评。儒家既然认为民族的文明高于血统，它的民族政策自然主张以文明的方式处理民族关系，而反对以野蛮的方式解决民族冲突。这是中国多民族能够大致长期共存于一国的重要原因。由于“和而不同”和“殊途同归”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宗教信仰上，多种宗教不仅同时并存，而且互相吸收，关系越来越密切，许多人可以两教并修或三教并信，形成风气，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第四，儒家在总结古礼基础上建立和提倡的礼乐文化，代表着一种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其内容丰富多彩，其形式千姿百态，它优化着人性和人的关系，使社会生活高雅、有序，文化气息浓厚，中国因此而成为礼义之邦。司马迁说“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史记·礼书》）可知礼乐文化本于自然，基于血缘，成于人文，通于情意，是一种有源有流，能生能化，尚德重教，情理兼具的文化，所以有维系人心的力量。礼乐文化把政治、宗教、伦理和风俗有机结合在一起，既有理性的价值追求，又有实用的价值落实，使内容和形式达到高度统一。几千年来，中国就是靠这种礼乐文化维持了文明的连续性，并在连续中不断创造和发展。它不仅对中国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它还超出了国界，向四周辐射，传布到东亚许多国家。由此可知，儒家思想以其较强的普世性、丰富性、理想性和实用性而在许多文化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联络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纽带，这是具有必然性的。
从政治史上看，汉、唐、宋、明等统一王朝的汉族统治者皆以孔子为圣人，以儒学为国学；而南北朝、五代十国和辽、金、西夏诸割据政权（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政权）同样尊孔读经，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因此保持了政治分裂时期文化上的统一性，这就使得分裂不能持久，终归要走向统一。北魏太祖拓跋珪初定中原，虽日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魏书·儒林传》）。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二年宣布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见《周书·武帝纪》）。金熙宗于皇统元年二月至文宣庙祭孔，对儒臣说“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金史·礼八》）我们可以说这此剖据政权的君统和宗统是各不相同的，但它们的道统和治统却是一致的。历史上少数民族贵族统一整个中国并建立中央政权以后，皆尊孔重礼，以儒家思想为治国方略。元世祖忽必烈行汉法，采用古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元仁宗延祐年间，特复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读本，从此理学正式成为官方哲学。清朝康熙大帝亲至曲阜祭孔，手书“万世师表”，并赞颂孔子“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御制文集·幸鲁盛典》），又说“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御制文集·四书解义序》）有此学者只从政治上看到历代当权者利用儒学巩固其政治统治的儒学工具性这一面，看不到这种几乎一致的文化选择背后，是文化力量高于政治力量的表现。文化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家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国情和文化环境，必须选择儒学作为立国之本，否则政权不会持久稳定。历代君王至尊至贵，视天下为己有，威权不可一世，但他们只敢擅治权，不敢擅教权，公开宣示治国之道来自孔子，必须尊而敬之，循而行之，不如此则不能经世安邦，这正是孔子伟大之处。司马迁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看到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奠基者，所以学者和政治家共同尊孔子为宗师，其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从社会史上看，孔子和儒家思想已经广泛渗透到民间和社会文化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成为国民性格和心理的重要因素，这种民俗化和习惯化了的儒家文化，具有极为稳定的性质，从本上不受政治变化的影响。例如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成为民间道德的指导原则，长期主导着民俗风尚，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道德只能辅助和补充儒家道德而不能代替它。早期有“五常”、“四维”，后期有新老“八德”，大致不出“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的范围，包括了个人私德、家庭道德、社会公德、政治道德等方面，规约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其中爱人之仁，正当之义，文明之礼，不惑之智，践诺之信，尽己之忠，推己之恕，敬老之孝，不伪之诚，不贪之廉，有愧之耻，不惧之勇，不曲之直，不变之节，不奢之俭，不怠之勤，和而不流之中庸等德目，已经成为中国世代相传的美德，它们包含着做人的起码标准，也包含着最高的人格理想，为政治界、知识界和一般民众所共同认可，成为社会道德舆论评价的标准，各种宗教也无不吸纳儒家道德作为其道德戒律的基础内容。又如中国人的文化习性多受儒家影响，尊宗敬祖、重视家庭、尊师重教、以善为高、以和为贵等风尚和意识，皆来自儒学的教化。至于知识分子的人格成长，主要是在儒学为主的教育环境中完成的，因此形成关心社会、注重操守、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交互渗透，儒家、道家和佛家交互影响，逐渐造就了东方的中华精神。我把中华精神概括为“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由于中华精神的伟大力量，中华民族才能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止，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国家。不可否认，儒家文化在涵养中华精神、锤炼民族性格、培育仁人志士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儒家文化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充分的评价。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贫困落后，加上西方列强的侵略，割地赔款，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于是由统一走向不统一，主权不统一，领土不统一。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却没有解决统一问题。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大片领土曾一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由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长期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到50代初，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除台湾、香港、澳门外，祖国大陆实现了主权和领上的统一。到90代后期，香港、澳门摆脱英葡的殖民统治，和平回归祖国。但是大陆与台湾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对峙状态仍然没有结束，数百年来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祖国完全统一大业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加以完成。
要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除了政治上的努力以外，我以为文化上的沟通和交流也是极为重要的。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文化虽然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丧失了它的主位性，却依然是维系全体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杜维明教授和傅伟勋教授称之为“文化中国”。政治上经济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但文化中国还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传统文化没有分裂，它仍然为全体中国人所认同，它是政治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而在这个思想基础中，孔子和儒学显然占据着首要的地位。香港和澳门虽然在主权上回归了祖国，但是百余年来英国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尚有待清理，因此仍然有个巩固政治回归和实现文化回归的任务。两岸四地的中国人为什么观念上容易沟通、感情上容易亲近?当然是由于同种同文，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这种民族文化的亲近感是超越于政治信仰和党派之争的，是稳定牢固和长期起作用的。只要热爱中华民族和它的文化，中国人都可以在这个大前提下实行对话沟通，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纷争和他们之问的任何问题，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在短期内，政治军事的力量可以压倒文化的力量，但从长远看，文化的力量实在要超出政治军事的力量，它是潜移默化的，却是根基深厚的，在政治一时发挥不了作用的地方和时候，往往文化能够显示它的威力。
在大陆，几十年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和激进的思想批判运动，对儒学的冲击是猛烈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批儒运动，其规模和激烈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表面看来，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似乎销声匿迹了。但是正是这场把革命变成荒谬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暴露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弊害，使人们从狂热中清醒过来，找回了理性和良知，从而为儒学的再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其实就是在政治生活十分严峻的时期，儒学在民间道德和习俗文化层面上仍然保持着深刻而普遍的影响。如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以及讲信义讲操守讲涵养的传统；在一般民众中，仁义中和、敬老爱幼、和睦邻里、敬业乐群、正直无私等儒家道德观念随时可见于日常生活。只要中国人追求健康的社会人生，他就离不开儒家文化。等到“文革”一结束，文化禁令一撤除，民族文化意识一高涨，孔子和儒学又必然性地受到重新评价，得到重新尊重。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建设，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和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的历史地位得到重新肯定，以儒学为轴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社会上下普遍的重视。多数人认识到，中国今后的新文化建设，包括哲学、道德、礼仪、教育等领域的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良传统，吸收儒家的智慧，以此为根基，再去充实外国的和现代的内容，才有可能成功。现在全国各个系统各个地区对儒学研究和儒家思想资源的现代转化都相当重视，表明儒学在人民群众中有着良好的记忆和声誉，它正在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韧性和气势，不断创生和成长。
在台湾，虽然青少年中西化的风气很盛，但自抗日胜利以后，中华文化的复兴和教育一直是社会上下都十分重视的工作，从没有发生过中断；民间信仰的主体是儒、佛、道三教，而佛、道二教的道德信条仍以儒家道德居多。所以社会保持着重道德、重礼貌、重家庭的风习，保持着祭天祭祖祭孔的传统。四书五经仍然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儿童读经活动极为普及，受到家长广泛的欢迎。大多数台湾人认祖归宗，以炎黄为人文初祖，以孔子为万世师表，把大陆看作是血肉相连的文化母体，对中华文化有很高的认同度。
在香港和澳门，虽然殖民地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在民俗的层面上，中国人还是保持了传统的礼仪道德，民间普遍祭中国人的神灵，祭家族的祖先，家族以孝悌慈爱为理念，人际以仁义诚信为准则，普通民众过着中国式的精神生活。孔教作为香港六大宗教之一，能在香港流行并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说明孔子仍然活在民间。
由此可知，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文化上的血脉始终是连通的，他们的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属于同一个历史系统，其全民族的代表便是孔子。孔子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为维系中国的统一和连续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在今天和未来，也将为新时期的中国克服分离倾向，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作出新的贡献。
首先应当确认，两岸和平统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在其中占据第一的位置。人们发现，台湾岛内政治上统独之争，并不是党派之争，也不是省籍之争，在深处乃是文化认同之争。拥护统一的人们都是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较强、对民族文化热爱难舍的人；主张独立的人们都是地方文化意识极端膨胀、否认文化母体在大陆的人。李登辉与林洋港同属所谓“本省人”，而政治态度绝然不同，考其缘由，李登辉是日本文化加美国文化培育出来的人物，他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没有真正的感情，所以主张台独，他也不是真的热爱台湾，他的真实意图是把台湾变成日本的附属地；林洋港则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情有独钟，国学素养相当深厚，所以主张统一，实际上也是为台湾人民造福。因此两岸之间加强文化交流，携手研究、开发、运用传统文化资源，唤醒国人民族文化意识，是抵制台独倾向、提高民族向心力的重要途径。在大陆，人们应当从“文革”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文化激进主义的误区，大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研究和现代转化工作，使民众的民族文化意识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文化上树立民族的自信、自尊、自强精神，这是爱国主义的深厚基础。假如大陆的中国人也排斥孔子，否定儒学，摈弃传统文化，在客观上无异于帮台独的忙，又如何让海外的中国人从文化上认同中华民族呢？在香港和澳门，由于曾受殖民主义的统治，青少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崇拜西方、轻视国人的心理在短期内难以彻底克服，所以中国历史、地理、语文和传统文化的教育必须逐步加强，提高学生的中国意识和民族文化素养，使香港和澳门重新从文化情感上融于中国社会。当然还要以开放的心态认真学习吸收一切人类先进文化，不走封闭的老路。还有，海外广大的华人世界，他们关心祖国，热爱家乡，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是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联络祖国与海外华人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渠道，而文化的渠道是最稳定持久和深厚有力的。海外华人身在异乡，处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之中，能够不失掉中国人的气质，只有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习俗，包括祭礼祭祖和祭其他的中国神灵，以及传统的家庭和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其中儒家文化为海外华人所特别看重，使他们有一个精神家园，并且能够用以教育下一代，避免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文化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它早晚要孕育出一个统一的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其次，孔子和儒家思想还可以为两岸和平统一提供大智慧和行动原则。我想至少可以提出三条。第一，《春秋》大一统思想理念，主张国家要实现政治的统一。这个理念经过董仲舒的阐发，为汉代统一国家的巩固起了推动作用。从今天的眼光看，古人的大一统，当然是统一于中央帝王的权威，这是其消极面。但是大一统的思想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和发展是有贡献的。历史上只有文化统一而没有政治统一的时期，总是战争频仍、动乱不已，由于内耗太大，国家不易发展，人民不得安宁，往往受到外部的侵害而无力抵御。国家大一统的实现，至少使国力得以恢复发展，民众可以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文化也容易昌盛。况且现代中国的政治统一可以与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使中国变得既强大又民主。中国长期分裂，难免不引发冲突，且极易被外人利用，绝非人民之福，所以统一的目标必须坚持。第二，孔子忠恕之道可以成为两岸沟通对话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平等的原则、互相尊重的态度。儒家的恕道就是要人学会尊重人、体谅人。两岸的中国人要实行恕道，必须互相真正了解，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体谅对方到恰当之处。在此基础上还要实行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合作的原则、互相帮助的态度。两岸应互通有无，有难相助，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方针，多给对方做好事做实事，使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消除对立和误解，建立起同胞情谊。第三，孔子“和而不同”的原则可以指导两岸人民寻找处理两岸未来关系的最佳模式，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照顾对方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生活方式，求最低限度之同，存长期形成之异，使两岸各得其所，自由充分地按自己的愿望发展，形成两元一体的联合格局。邓小平创造了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两岸中国人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创造更富有想象力的台湾模式，这个模式所要达到的目的便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下的两岸双赢共进。“和”与“不同”是互相制约的:两岸的和平统一必须尊重两岸人民各自对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两岸的不同也必须以一个中国为原则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两岸的中国人如果真正具有孔子的智慧，便一定能够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两岸的对峙和隔阂，而不诉诸战争，战争必然带来一场灾难，这是所有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
孔子的思想是人类道德理性的高度体现，是东方文化的珍宝，是当代社会必需的重要精神资源，它正在经受着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磨练、选择和考验。两岸的和平统一能否顺利实现，一方面正在考验着中国人是否具有高度的理性、智慧和能力，能否把握瞬息万变的时机，有效地推进统一大业；另一面也在考验着孔子精神和儒家思想，看这种高度的东方智慧能否在处理极为复杂的两岸关系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为和平统一作出伟大的贡献。这个考验既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也关系到儒学的命运。但是我们要记住孔子的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是需要人去弘扬和实行的，孔子的思想能否发挥作用和发挥多大作用，归根结底要看我们两岸的当代中国人是否愿意和是否善于运用它了。文明悠久而又奋进不息的中国人啊，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