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未来
新闻作者：牟钟鉴 新闻时间：2014-04-14 21:15:24 阅读：次
牟钟鉴
一
20世纪的人类，一方面享受着西方工业文明积累的巨大财富和造就的发达科技，以及民主体制带来的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饱受着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严重恶化之苦和道德危机、社会危机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就化。变化之一，是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野心有所膨胀，好战倾向有所增强。变化之二，是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高涨，民族宗教冲突加剧，民族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变化之三，是欧洲共同体实力不断壮大，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迅猛，世界走向多极化态势。变化之四，是经济全球化借着发达的信息技术而加快了速度，地球变得更小了。本来人们在两大阵营对抗之后内心燃起了更多的和平期望，可是不久这一期望便被一连串的战争所浇灭。新世纪来临之后，霸权主义横行，恐怖主义肆虐。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接着便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者尚未结束。强权主义受到的挫折和批评固然很多，但他们仍不愿放手。中亚地区又出现在外力挑动下的社会动荡，冷战思维的惯性还在发生作用。
人类社会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多国别、多文明的世界，不同群体之间自然会有许多矛盾和摩擦。但是回顾20世纪的历史，面对着“地球村”的现实，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共处，是需要重新思考的。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一切，难道都是必然的吗？“弱肉强食”的生物学规则和贵斗哲学是否依然适用于全球化的时代？
在西方世界，人们有不同的思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其中一种。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1997年）中，承认世界“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并表示“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他在中国读者面前不能不这样说，事实上他并没有就文明的对话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论证，相反他带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大讲文明的冲突，把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威胁。按照他的逻辑，文明的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书中甚至描绘了中美开战的可怕前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其说是为了推动文明的对话，不如说是在强化人们的冲突意识，提醒西方世界为文明的更大冲突作好准备。“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发生之后，有些人为“文明冲突论”唱赞歌，认为形势证实了亨廷顿的构想，这当然是错误的。最近在上海有人问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伊拉克战争是不是文明冲突的表现，他回答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军方和工业巨头的共同联盟发动的。”[1]这大概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文明的冲突是有的，如果背后没有利益的冲突，它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反之，利益的冲突，斗争不仅可以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文明内部，而且可以形成激烈的对抗。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首先发生在基督教国家之间，然后波及到全世界；上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流血八年，双方都是伊斯兰教国家。再进一步说，利益的冲突一定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吗？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和则双赢，战则两害。战争的发动者往往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人类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增加智慧，改变思维方式。
打破惯性思维、开出创新思维的西方有识之士大有人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就正式提出了“宗教对话”的理念。进入80年代以后，天主教在自由派思想家孔汉思努力推动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对话，包括宗教与儒学的对话，探讨世界普遍伦理的建设，形成文明对话的风气。他指出：“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也就没有世界和平。”从罗马俱乐部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后现代主义，从斯宾格勒、荣格、汤因比，到佩西、里夫金、弗洛姆、哈贝马斯、福柯，西方思想界对于工业文明的弊端和危机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其中许多人对于东方文明深怀敬意，有着殷切的期盼。在各国进步人士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把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把尊重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的体系、传统和信仰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看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这表示人类对现代文明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水平，而有了新的高度。
二
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消除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危害，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之一便是研究和总结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阐发儒学的精义，使当代人类获得一种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智慧，它也许能帮助人们找到一条通往和平相处的道路。
“文明的对话”是现在流行的文化语言，就其内涵和精神而言，它早就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深厚传统了。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多样文化多种文明不断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摩擦、冲突、压制也发生过，但主流是文明的对话与互动。先秦时期有儒、道、墨、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并汇合于齐国稷下学宫。两汉虽有“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实是儒道两家的互替与互补，并开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和平交往的通路，接着便是印度佛教的和平进入与道教的诞生成长。魏晋南北朝至鸦片战争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三家的并立与合作，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成为中国共同尊奉的圣人，三教融合与共信成为中国民众的信仰特色。此外，还有各民族的传统宗教以及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合法流行。天主教与基督新教最初也是和平传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它们才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相联系，变成政治问题。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大国，这“三多”并没有使它困扰于对抗和分裂；相反，民族在矛盾中走向和谐，信仰在交流中走向丰富，宗教在互动中走向理性。既没有出现浩大的宗教狂热，也没有出现强大的反宗教思潮。各种宗教包括外来宗教，都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到它和平生存的空间。各教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友好的关系，中原地区从未发生由信仰冲突而引发的流血的宗教战争，也未出现过欧洲中世纪迫害异端的宗教裁判所。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与和谐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长期在社会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的“清明安和”（梁漱溟语）的人文理性是它的“贵和”思想影响了中国宗教的和平性格及历朝的兼容并奖的宗教文化政策。儒学具有国教的地位，但不垄断文化，只给国人提供社会人生公共准则，而能容纳其他信仰，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受儒学的长期熏陶，中华民族的性格便形成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者相辅相成的结构，勇敢坚强，也善于学习，对外主张睦邻友好、和平交流。在中外交往史上出现过几件大事。一是开通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中国与中亚、南亚、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渠道，它是和平的友谊的道路，没有发生战争与暴力。二是中国僧人络绎不绝前往西域或印度取经学佛，其中以唐代玄奘法师西天取经最为脍炙人口，可以说印度佛教是中国人主动请进来的。佛教在中国流传也遇到过阻力和指责，但起来为佛教辩护并大力弘扬佛法者，还是中国僧人，他们被主流社会认同。三是佛教律宗大师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佛法与中国文化，成为和平使者，至今受到日中两国人民的崇敬。佛教一向是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的黄金纽带。四是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郑和带领当时世界一流的庞大舰队，出使南海各国，至印度、波斯，直抵非洲东岸，前后凡七次，经过三十余国，毫无占领、殖民的意图，秋毫无犯，只是宣示中华文明，以加强中国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关系为宗旨，这在世界大国的海洋活动中是独一无二的。有人举出反证，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攻打西亚的欧洲，造成大量流血惨剧。这是新崛起的游牧民族尚未融入中华文明时所表现出来的野蛮性，中原人民亦深受其害。全真龙门派祖师丘处机，作为当时中华儒、佛、道三教文化的杰出代表，不远万里，奔赴雪山（在今阿富汗境内），劝诫大汗敬天爱民、重生止杀，使大汗第一次正式接受中华主流文明的启示，从而收敛了杀戮行为。这是儒学仁厚爱民思想的伟大胜利。以上可以看出，和平、友善、宽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不会改变。今天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最深刻的根据就在这里。
儒学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促进文明对话与交流，是由于它有如下特质：
第一，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文主义，它为社会提供了普世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即所谓人生常道，又把它根植于自然之道和共同人性之中，没有归结为某种至上神的启示，因而也没有一般宗教的狭隘性与排他性。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人皆有之。“仁”的表现为忠恕之道。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恕道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尊重人、体谅人。没有忠道，不能体现他为善的道德精神；没有恕道，也会使忠道变成偏执的爱，从而破坏人际的和谐。因此，忠道和恕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忠恕之道包含着人道主义和平等宽容精神，它是人类社会公德的基本原则，不分种族和信仰，遵守它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
第二，儒学具有贵和的传统，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成为沟通各种文明的桥梁。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逐渐成为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和多样性文化的普遍性原理。在它的指导下，《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事共存的宇宙观；《易传》发展出“各正性命”、“同归殊途”的多样性文化观；宋明儒学发展出“理一分殊”的“一”、“多”互涵的哲学观；近现代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开放沟通的社会观；民国一批思想家提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现代多元文化观；当代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观。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和而不同”包含四大原则：一是差异原则，二是平等原则，三是和谐原则，四是互补原则。“和而不同”是一种文明、开放和理性的文化观。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多元兼容的主流文化观引导下形成多姿多彩的面貌。
第三，儒学的中庸之道，具有持中、协调、理性的特色，适用于稳定社会和调解冲突。孔子说“过犹不及”，反对偏激行为。《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主张照顾矛盾双方的利益。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认为做事要合情合理。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之下，中国文化形成刚柔相济、统筹兼顾、情理均衡的价值追求，对于调适宗教与社会的矛盾、协和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摆正维护固有文化与容纳外来文化的关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化偏激主义是经常发生的，但都没有成为长期的主流的思潮，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三武一宗灭佛，不仅是短命的，而且受到批判，名声很差。反之，文化改良主义和社会调和论总是受到欢迎。
第四，儒学具有天下一家、天下一体的情怀，容易克服国家、民族和信仰的障碍，把仁爱中和之道推广到人类全体和天地万物。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易传》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礼运》讲：“天下为公。”宋儒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儒家认为，社会应当是一个大家庭，人类也应是一个大家庭，宇宙是一个更大的家庭；仁心本于孝悌，而要推广到世界和平和宇宙。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都是共生互爱的关系。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又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所以人类内部仇则俱损，爱则共荣。这种人道主义具有博大的胸怀，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凝聚众多民族并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与儒家的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第五，儒学对于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好的说明，表现出一种实用理性的智慧。儒学看到了国家、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承认大国的主导作用；但它认为大国不能仅凭军事实力，还要树立道德形象，才能真正具有威望并有利于天下太平。孔子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此乃仁德之力；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仁者无敌”的理念，认为大国应实行“王道”、“以德行仁者王”，如此必然“得道多助”；若实行“霸道”，想以力服人，则会“失道寡助”，而“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的思想当时虽被目为“迂阔”，但后来秦朝武力强大而国运短促的历史教训证明，孟子是有道理的。大国之强，不仅在军事，更在有道德感召力。故历代强大王朝，对内注重“为政以德”，对外注重“讲信修睦”、“协和万邦”，而以穷兵黩武为失道。“化干戈为玉帛”、“礼尚往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的国际秩序。
三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历史上因“礼义之邦”而有文化自豪；清末民国时期因落后挨打而陷入文化自卑；20世纪之末由于独立发展而有了文化自信；新世纪以来，在东方与西方文明交会中正在走向文化自觉。
儒学在思考，儒学在作现代的思考；儒学在反思自身，儒学也在考察世界。
儒学产生于宗法等级社会和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上，虽然有丰厚的内涵，也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不及工业文明的地方。所以当西方文明挟其现代优势席卷全球并成为东亚社会主流文化之后，儒学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遭到猛烈批判，并退到边缘，但没有灭亡。它经历了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反思，清除了自身陈腐和僵化的部分，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的精华，在20世纪后期，终于获得新生，受到国人和世界的重新关注与评价。儒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正在回归中国，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资源正在走向世界。可以说，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它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应对世界性危机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儒学的现代思考，便没有儒学的新生。广义的当代新儒家，便是这种思考的主体。
梁漱溟是儒学现代文化学的奠基人，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西方文化长于科学和民主，但“理智活动太强太盛”，对于自然对于别人都取利用征服的态度，造成西方社会焦惶、慌怖、苦恼；中国文明早熟，“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追求精神的自得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西方文化将有一天要回到中国文化的路上。熊十力高扬儒家的道德理性，回归《周易》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以“体用不二”立宗，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可以避免沦入宗教的迷狂，亦可以避免浅近的功利主义，这两点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贺麟超越了全盘西化论的国粹主义的对立，主张用西方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使之更严谨严清楚；主张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以加强超脱现世之精神；以及领略西方之艺术，以发掘儒家之诗教，形成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等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中国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是好的，但缺乏民主与科学，故应在高扬自身道统的同时，借鉴西方文化，开出学统，建设政统。西方文化中之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皆有其普遍永恒之价值，应为一切民族所接受。但西方文化存在着价值独断论或西方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缺乏敬意与同情，一味扩张其文化势力，遂与其他文化或人群发生冲突，造成战争、对抗、核威胁等危机。因此，《宣言》认为西方人应学习东方文化中诸如人生境界的提升、圆而神的智慧、仁者的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情怀等长处。人类应发展出一大情感，一起思索共同的问题，建立“立人极”的学问，以推动世界和平。《宣言》发表之初，自由派胡适曾指斥它是“骗人的”；但从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它，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包含着远见卓识和人文睿智，我们也不能不为《宣言》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所感动。
港台新儒家第二代代表性学者杜维明、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文明的对话，为此而奔走于世界各地。他把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办成了多元文化交流对话的平台，使世界各地大批学者不断地走到一起，体现了当代儒者的有容乃大的心怀。他在2001年新加坡一次会议上指出，儒学在与诸子百家互动中形成的，又是在与佛、道两家对话中成长的，今后有可能在与西方文明对话中走向世界。他说：“儒家所体现的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可以提供全球社群的丰富资源”，“在多元宗教的现实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以及‘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才是文明对话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刘述先以儒家身份参加过多次世界性宗教对话会议，学术上致力于阐释宋儒“理一分殊”哲理的内涵，用来推动多样性文化之间的沟通。他认为儒家的仁道文化包含着人类普遍的“常道”，同时又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可以在文明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对世界文明危机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多年来到处奔走呼号，将孔子和儒学的“仁者爱人”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向社会弘传，为世界和平做了大量工作。他于2003年10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座谈会上说：“‘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中国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孔教的基本教义，也是治理世界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维持人类和谐安宁的灵丹妙药。”他指出：“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化的，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损。”
冯友兰是融会中西的前辈哲学家，他的理论活动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直到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他晚年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批评“贵斗”哲学的错误，阐发孔子的“贵和”哲学，指出“仇必仇到底”如普遍推广会发生极大的破坏，而宋儒张载提出的“仇必和而解”应当成为社会辩证运动的主流；并说“人是最聪明的、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无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当代新儒家不仅在思考，而且在行动。他们经过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反复表达儒家对当代国际问题的理解和意见，都能表现出宽容、平等、和解的精神，从而受到各界人士欢迎，同时也扩大了孔子和儒学的影响。
四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社会发展落伍了，文明也走向衰减。为了振兴中华，中国人一方面高扬发奋图强、勇于拼搏的民族精神，反抗列强的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一方面不断检讨自己的缺失，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认真学习和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以便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强民族的生命。民国时期以学习欧美为主，新中国建立以后则经历了“以俄为师”和全面开放的阶段。中间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痛定思痛、由乱而治，中华民族的发展由此而出现柳暗花明的一大转折，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正是由于中华民族肯于吸收、善于学习，能够把西方文明合理内核大胆引进，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在实行改革开放的仅二十多年里，便取得社会事业和经济科技如此快速的进步与极为辉煌的成就，世人有目共睹。在这一巨大的飞跃过程中，儒家文化的精粹和智慧焕发出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在中国大陆，以儒学为基本信仰者尚不多见，但赞赏儒学和用儒学思考的人却是很多的。儒学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思想，要复兴中华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就不能不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要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不能不运用儒学的资源；要和平崛起，开展国际交往，参与文明对话，亦不能不发扬儒学的优长。研究儒学在当今的中国已蔚然成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是儒学回归中国的重要标志；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是儒学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体现。开发儒学资源，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推动社会道德建设，提高素质教育，创建儒商文化，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在海峡西岸民间互动中开展的儿童中华经典诵读活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2005年5月，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举行会谈，取得重大共识，开启了两岸关系走向和解的新格局，显示了儒家仁和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在治国方略上，中国领导人强调“以人为本”、族群和谐、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强调“和平共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邦、富邻，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努力调停跨国的冲突，承担起更多的劝和促谈的责任。这些难道不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良传统的再现吗？中国之所以能够致力于世界和平，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称霸，其最深刻的缘由盖在于此，文明特质和民族性格所使然也。很显然，儒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成为东亚各国加强联络和团结的文化纽带；由于儒学联系着世界广大华人群体和倾心于东方文化的学者与民众，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文明对话的重要参与方面，它极有可能在今后世界几大文明和解中扮演沟通使者的重要角色。儒学如能在世界多样性文化互动中从边缘回到中心，成为显学，必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的福音。我们可以说，儒家仁和文化的阳光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孔子和儒学已经成为一面和平的旗帜，文明的旗帜，我们要把这面旗帜更高地兴起来。
中国当代的儒学，已经通过引进西方文明而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西方文明是否也需要吸收儒学和其他文明而更新自己呢？这个问题既需要西方世界的人士进一步思考，也需要东方世界的人士积极回应，原因很简单，西方文明的优点和缺点正在影响着东方和全世界。例如，西方文明积累起来的民主、科学、人权、法治、自由、平等以及公平竞争等价值理念，已经成为普世的现代文明通则，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中国目前正在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把人权正式写入宪法，强调依法行政，维护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关心和扶植社会弱势群体，贯彻科教兴国战略，鼓励学术自由和争鸣等，都是在向现代文明迈进，虽然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方向已经明确，原则已经确立。儒学也在帮助中国人认清和克服西方文明的负面成分，主要是拜金主义、暴力色情和强权政治，这些坏东西不符合东方的文化传统，也有违现代文明的通则。
西方文明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便是其核心国家在文明的实践中推行双重标准，国内是一种，国际又是一种，并且常常是对立的。以美国人津津乐道的民主、法治、人权而言，一般人都承认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人权受到较好的保护，政治上也有比较成熟的民主监督机制和选 举制度（问题也不少）。但所有这些都不适用于美国的国际事务。美国常常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约，经常侵犯他国的主权，干涉他国的内政；它非法发动侵略战争、残害他国公民、虐待他国囚犯、破坏他国家园，造成一系列人道主义灾难，却得不到监督和惩罚；它的警察在国内为了保护被劫持的人质而不敢轻易开枪，它的军队在他国以清除恐怖分子为名却可以用炸弹滥杀妇女与儿童；死伤数百名美国士兵它便痛心疾首，而杀成千上万的他国百姓它却无动于衷，如此等等。美国在国际上的行为，看不出有丝毫的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于是形成西方文明自身的一个悖论：用最野蛮的手段来推广现代文明的价值，结果使文明变成野蛮，这就叫做南辕北辙，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人民如果支持了穷兵黩武的总统，恐怕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也要在良心上有所不安。事实上许多美国开明人士和民众已经在反思，并起来批评和抵制单边主义和国家暴力主义，看到霸权主义如不收敛，恐怖主义便不会止息，单靠军事打击和严密防范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人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认为作为大国的美国，不能只迷信“硬实力”即拥有物质力量，还要拥有道义的力量，否则便会受到孤立。例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结果就比较顺利；而伊拉克战争，由于师出无名，残暴非义，便陷于困境，既使伊拉克人民遭受苦难，也使美国付出沉重代价。这难道不是在印证孟子所说的“得道多助”和“失道寡助”的道理吗？西方政治家的智慧不能停留在“耀武扬威”和修建隔离墙的水平上，他们若能学一点孔子的大智慧，便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对于国家和世界都是大有益处的。
看来在现代文明通则之中，除了民主、自由、科学、人权、法制、公平等价值理念之外，还须加上东方儒学所申明的天人一体、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忠恕、诚信、礼义等价值理念，共同构成现代人类普世性文明规则，使这些理念也像民主、科学、人权一样，深入人心。这是东西方文明真正的优势互补，如大国能带头推行，则文明对话便可大行其道，世界将会走出对抗和残杀，走向祥和与繁荣。人类进入“全球村”的时代以后，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已经超出了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邻为壑”的时代过去了，“风雨同舟”的时代来临了。任何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和灾难，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从中得到真正的好处。人类不在团结中共荣，就会在厮杀中俱灭，所以人类要赶快觉悟。
宋代大儒张载有“横渠四句”流传于世，我们把它作现代的解释，便可以表达当时儒学的人文理想。“为天地立心”——人类要成为自然界的头脑，做好保护地球生态的工作，使万物的生命得到健康的发育；“为生民立命”——反对战争，消除贫困和压迫，使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得到切实保证，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为往圣继绝学”——继承和发扬古圣贤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使他们的救世情怀，仁德品性，人文睿智能重放光彩，照耀人类前进的道路；“为万世开太平”——化解各种文明危机，开展文明对话，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确立新的合理的国际秩序，共同建设一个繁荣、公正、安和的新世界。这是人类努力的方向。
（庞朴主编《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