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学的演变与重建
新闻作者：牟钟鉴 新闻时间：2014-04-14 21:15:52 阅读：次
牟钟鉴
一
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学，讲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以人为本位，这是儒学区别于一切宗教的地方；以伦理为中心，这又是儒学区别于西方人文主义和中国道家学说的地方。儒家人学有两大支柱：一曰仁学，二曰礼学。仁学是儒家人学的哲学，是它的内在精髓；礼学是儒家人学的管理学和行为学，是它的外在形态。仁学和礼学在历史上常常结合在一起，但两者起的作用不同，存留价值也不同，因而在近代就有了不同的命运。仁学在儒家所有学问中，代表着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方向，蕴含着较多的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成分，它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切实而又高远的人生信仰，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理想，培养了一大批道德君子、仁人志士，成为中国文化的精英。仁学由于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普遍性价值，所以在中国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受到先进思想家的珍重，成为儒学中最值得继承和发扬的部分。礼学成为一种社会管理学和行为学，也曾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内涵亦相当丰富，不可简单否定，但它与中世纪宗法等级制度、君主专制制度结合较为紧密，贵族性和时代性都比较强烈，所以在帝制社会坍塌的时候它必然要受到革命派的强烈批判与冲击。特别是礼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渐渐失去仁的内在精神，变成僵死的教条，甚至“吃人杀人”，就更为觉醒的人们所憎恶。五四时期先进的思想家攻击孔子和儒学，其锋芒所向，实际上不是全部儒学，主要是封建礼教和官学化了的理学，而这正是儒学应该抛弃的部分，没有这种否定，儒学便不能新生。正如
二
早期儒家仁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孔子最重仁德，把仁看作是理想人格首要的和基本的要素，其论仁之言数量既多，提法又各有不同，揭示了仁的含义的丰富性。在众多言论中最重要的是回答樊迟问仁，曰：爱人。这句话集中说明了仁的人道主义性质，“仁”就是人类的同类之爱，一种普遍的同情心。这种爱心被社会阶级、阶层集团间的对立与斗争淹没了，孔子重新发现了它，加以提倡，形成仁学。墨子的“兼爱说”也是一种人道主义，但他未能找到切实的施行途径，所以仅停留在理想的层次。孔子主张爱有差等，施由亲始，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合情合理的。爱心从家庭敬爱父母兄长做起，此即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以至于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大境地。爱人不是一句空话，从横向关系说，要表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即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是恕；从上对下的关系说，要“恭、宽、信、敏、惠”，也就是开明政治。爱人不是形式上的，它发自本心，真实朴素，故“刚、毅、木、讷近仁”；但要使爱心达到高度完美的程度，还必须刻苦地修德，并矢志不移，故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仁以为己任，直到死而后已，必要时“杀身以成仁”，成仁即成全了自己的人格。
孟子正是沿着孔子仁者爱人和能近取譬的思路向前推进仁学的。他把仁定义为“恻隐之心”，又称为“不忍人之心”，都是指人类的同情心，以爱破忍，视民如伤，使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精神更加突出。孟子对仁学的新贡献有五：一是建立性善说，为仁学提供人性论的理论基础；二是提出“仁，人也”（《梁惠王》下）的命题，指明仁是成人之道，不仁无以为人；三是由仁心发为仁政，建立起仁学的政治论；四是把仁爱从人推及于物，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形成泛爱的思想；五是仁义连用，居仁由义，说明仁爱是有原则的。
仁以爱为主要内容，不仅是孔孟的看法，也是战国至汉唐儒者的共识，如《礼记·乐记》说：“仁以爱之。”《周礼·大司徒》说：“仁者仁爱之及物也。”杨雄《太玄·玄摛》说：“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这一时期所有论仁之说，就其深刻性而言，均未超出仁者爱人的水平。唐中期儒者韩愈作《原道》，提出“博爱之为仁”，这一说法成为仁者爱人诸说的最高概括。虽然后来有人批评韩愈此说作为孔孟仁学的解说并不准确，但不可否认博爱说乃是孔孟泛爱说的发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到此为止，早期儒学建立起仁的伦理哲学，它以“爱”为中心观念，把仁爱作为人伦的原则和人道的基石，虽然它不免带有家族社会的强烈色彩，但“爱”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已经得到社会的公认。从个人成长而言，仁爱是君子的第一品性和人生的最高境界，仁爱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也把有德之人和德性未显之人区别开来。仁与爱如此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仁学称为爱的哲学。
三
中期儒家仁学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和王阳明。朱子上承大易之道，用生生之德充实仁学，把仁德推广到宇宙万化，建立起天人一体的仁学的宇宙观。朱子继承早期仁学的思想，对爱人内涵有更深入的阐发，如强调仁包四德，仁是爱之理，心之德，仁为体、为性，而爱为用、为情。但朱子仁学的成就不在这里，他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从“生”意上说仁，把“生”字引入仁学，使仁学成为一种生的哲学。他的思想爱启于《周易》，如说：“天地之心别无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朱子语类》六九）又说：“发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语类》五）朱子认为《易》说生生之德即是仁，所以仁不仅是人生界之德，亦是自然界之德，而且人之仁德正来源于天地之仁德。他这方面的话很多，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语类》五三）“仁者人也，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语类》六一）“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语类》六八）。一般人把自然界看作是无生命的，朱子则视自然界为一巨型的大生命体，充满着活力，不断育养出众多的生物，这是大自然爱心的体现。但是自然界既生物，亦死物，又作何种解释呢？朱子认为万物生长固然是生命的体现，万物枯槁亦是生命的收敛固藏，为的是更生和日新，所以仁之生物不是一次性的，乃是生生不息的。朱子每每好用树木为喻，说：“到冬来，疑若树无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敛在下，第实各具生理，便见生生不穷之意。”（《语类》六九）“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语类》九五）宋代学者喜欢用植物果实比喻仁，而且影响所及，植物果实的命名亦取仁字，如桃之种称桃仁，杏之种称杏仁，皆因其中包含着生命再造的能力。当时学者还喜欢用生命体气血流通比喻仁，如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痿痺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集》第十五页）他教导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既已同体，则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彼此之间痛痒相关，由此可知仁就是生命体的活力与通畅。朱子肯定程颢的说法：“明道言学者须先识仁一段说话极好。”（《语类》九七）总之，以“生”意论仁，一指宇宙生生之德；二指人类怜生之心；三指天人一体之爱。
理学家天地生物之仁的宇宙观与老子不同。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自然无为，对万物无所偏爱，顺任其自生自成而已。这种天地不仁之说固然消除了人类投射到自然界上的感情色彩，有助于天地不仁之说固然消除神秘主义和鬼神之说，但这种“冷处理”的态度也容易使人对自然界的感情麻木起来，导致“无情”的哲学，其后果往往是很可怕的。朱子坚持天地有心说，反对有以无为本的玄学贵无论，他说：“或举王辅嗣说，寂然至无，乃见天地之心。曰：他说无，是胡说。”又说：“无便死子，无复生成之意，如何见其心？”（《语类》七一）朱子对道家不够了解，无并非死寂，按老子的说法，虚无包含着生机，“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形之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只是不有意于生物，所以道家也是一种生命哲学。不过儒家是人伦型的生命哲学，以人道涵盖天道；道家是自然型的生命哲学，以天道涵盖人道，最后都要达到同天合道的目的。朱子称赞老子的柔弱胜刚强之说，因为柔弱是有生命力的表现，故说：“仁是个温和柔软底物事。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看石头上如何种物事出！”（《语类》六），又说：“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取老氏之说也”（《语类》一二五）。
中期儒家仁学可称为生的哲学，它用“生”深化了爱的内涵，突出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了对生命的热爱和保护。它还使人道之仁扩展为天道之仁，突破了道德范围，使仁具有了超道德的生态哲学的普遍意义，把早期儒学的仁的伦理哲学大大提升了。朱子用生的仁学把人道与天道打成一片，这是他的特色，
四
晚近儒家的仁学以谭嗣同为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辅论之；他们吸收西学，综合诸家，别开生面，形成近代仁学的新特点。谭嗣同是推动维新变法、冲决旧传统的一员猛将，但他不是横扫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在激烈地批判封建纲常礼教的同时，改造并创建儒家的新仁学，取仁学而弃礼学，态度十分鲜明。他著《仁学》一书，开宗明义：“仁以通为第一义。”这使传统仁学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出一个崭新的境界。从理论渊源上说，“通”的观念古已有之。谭氏引《周易》：“《易》首言元，即继言亨。元，仁也，亨，通也”，“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他又引《庄子》“道通为一”，认为以此语明通之义最为浑括。他亦引墨子的兼爱，佛家的无相与唯心，耶稣教的爱人如己，欲综合中外诸说而推出通的仁学。然而仅有上述诸说的思想资料，尚不足以建立新的体系；谭氏新仁学的创建，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传人和西学的影响，其中特别是西方民主制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谭氏眼界由此大开，观察问题的坐标发生根本变化，不再是忠孝之道、夷夏之防、以农为本等所谓传统常道，能够站在近代社会的高度去批判传统社会的专制主义、宗法制度、闭塞守旧等过时的事物，故突出仁学中“通”的根本义，纯粹属近代观念。分而言之，“通有四义”：一曰“中外通”，破“闭关绝市”、“重申海禁”，通学、通政、通教、通商；二曰“上下通”；三曰“男女通”，破“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死节之说”；四曰“人我通”，破“妄分彼此，妄见畛域，但求利己，不恤其他。”谭嗣同用“以太”、“电”、“脑气筋”等形容“仁”，都是为了揭示仁的贯通四达、自由自流的性质。博爱固然为仁，不通则不能博爱，故“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有爱心而陋塞，则欲爱之反害之，如“墨子尚俭非乐，自足与其兼爱相消”，道家绝对地“黜奢崇俭”，则“凡开物成务，利用前民，励材奖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为，经营区划，皆当废绝”，他认为“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始之以困人，终必困乎己”，“惟静故惰，惰则愚；惟俭故陋，陋又愚；兼此两愚，固将杀尽含生之类而无不足”。通商乃通人我之一端，“相仁之道也”，“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财均而己亦不困矣”。谭氏把仁学同发展近代工商业和国际经贸事业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富民并有利于人类，以实现博爱济生的理想。谭氏的仁学以“通”为特色，具有了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人格自由平等和社会开放、国际交流的新思想，使得仁学从一种伦理哲学和生命哲学跃进为一种概括了政治学、经济学和外交学的有直接现实意义的实学，同时又不丧失传统仁学爱人利生的真精神，更是这种真精神的发扬与落实。有鉴于上述特色，我把谭氏仁学称为仁的社会哲学，它是中西文化冲撞融合的产物。
康有为的哲学亦以仁学为核心，他解释孔子的思想时说：“‘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又说：“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中庸》注），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是“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世界（《大同书》），没有臣妾奴隶
五
当今世界，西方文明领导着潮流，但已弊病丛生。东方文明在度过它艰困岁月之后，正处在将兴未兴的时刻。随着科技的进步、交往的加深和信息的发达，世界正在越变越小；在世界性生态危机、核战争危险、人口爆炸和国际间犯罪的威胁面前，全人类从未有如此强烈的同命运、共呼吸的感受。但人类并未因此而通为一体、亲如一家。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单靠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人类还不能摆脱危机，走向和平和幸福。这个世界还缺少许多东西，也许最缺少的是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明智的信仰和人道主义哲学。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仁学。当此之时，儒家仁学的再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儒家仁学所倡导的爱、生、通三大人道主义原则，对于医治当代社会的痼疾可以作为一剂良方佳药。当今世界彼此依赖已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爱则共存，仇则两亡；通则两利，闭则两伤。凡是多少实行了爱的哲学、生的哲学和通的哲学的地方，那里就出现了生机、光明和希望；凡是实行斗争哲学、独断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地方，那里就有较多的悲苦、穷困和破坏。以闭塞反对通，结果造成大混乱、大悲剧、大灾难。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有了爱，有了生机，有了交流，社会面貌便焕然一新。
我以为仁学的重建可以将爱、生、通三大原则综合起来，再加上诚的原则，并在内容上加以增补，可以形成新仁学的体系。这个新仁学以爱为基调，以生为目标，以通为方法，以诚为保证。在“仁者爱人”的原则下，要增加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把爱人与惠人结合起来，以免爱人成为空论；爱人不能停留在同情、恻隐的层次，还要表现为对他人人格与权利的尊重。在“仁者生物之心”的原则下，要提倡两点，一是解决争端不诉诸武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二是保护生态与环境，树立做自然界朋友的观念，提倡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原则下，以“人我通”为总纲，实现人际间的广泛沟通。除了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还要特别强调民族通、心灵通、信仰通。民族不能和解，世界便无宁日，所以要提倡民族通。心灵的闭塞与孤寂是现代社会生活过度物质化和外向化的结果，金钱与权力冲淡了亲情、友情和爱情，彼此不能理解，所以要提倡心灵通。因宗教信仰不同而起纠纷，是常见的现象，解决它的唯一途径是彼此尊重，互容互谅，进而在不同信仰之间提倡平等对话，这样天下便会省却许多麻烦。新仁学还必须以诚作为保证，诚是仁学的生命。诚而后才有真仁真义，不诚只能是假仁假义；诚而后才能躬行实践，感人感物，不诚则遇难而退，有始无终。所以，诚存则仁存，诚亡则仁亡，新仁学应是诚仁之学，期待着众多的仁人志士信仰它，推行它。
（《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