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学与普遍伦理
新闻作者：牟钟鉴 新闻时间：2014-04-14 21:16:41 阅读：次
牟钟鉴
一、普遍伦理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人类走进21世纪的时候，普遍伦理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空前的关注不是偶然的。这里主要二大因素推动的结果。
其一，人类道德文明危机促使人们猛醒。人类在20世纪取得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以空间技术、核能技术和信息网络为标志)的同时，有识之士发现，人类的道德品性不仅没有同步发展，反而在短期利益驱动下越来越退步并日趋混乱，它无法驾驭巨大的经济力量与科技能量，后者正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在给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许多人看到，道德文明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发展，不仅社会精神生活会走向叩落，而且经济发展也不会健康和持久。前些年亚洲的金融危机和最近美国许多大企业发生的信用危机，道德的败坏是其重原因。
其二，人类生活全球化提出建立普遍伦理的需要。由于经济发展的地区化和全球化，由于信息网络的普遍覆盖，由于交通的发达和交往的频繁，地球已经变小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国家、民族、地区、集团之间的相互依赖比过去成倍地增大了。现在人类所成临的危机，如生态危机、核威胁、地区性冲突等，都具有全球性，不可能由一国一族单独解决。各国之间，如果说过去尚可闭关自守，或者以邻为壑，那么现在必须风雨同舟、兴衰与共了。但是在人类共同利益越来越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的时候，人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却仍然是分裂的、狭隘的、互相抵触的，远不能适应国际社会的最新态势。所以好学深思之士与有远见的团体提出寻找人类普遍伦理的任务，正是适逢其时，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普遍伦理的建设是否成功，直接影响到20世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所以意义重大。
其三，文化的多元化推动了普遍伦理的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复兴，欧美几强领导世界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的状态正在改变。人们意识到，用西方价值观来统一人类的思想和用一种宗教来统一世界既无可能也不应该。现代文明意识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能够尊重别国别族的制度、信仰、习俗和文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中印两国总理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世纪前期和更早的年代，西方宗教的排它性比较强烈；20世纪后期，西方宗教提倡宽容精神，最为典型的是天主教在20世纪60年代初召开的梵蒂冈一次大公会议，正式倡导宗教对话，在各大宗教之间开始了认真而持续的沟通与交流过程。1993年，世界宗教界人士在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议会大会，通过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标志着人类宽容和平等精神的新胜利。在21世纪来临的时候，世界范围的南北、东西方的政治对话和文明对话逐渐成为潮流，在伦理领域的对话便是这个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迄今为止仍然四分五裂的人类，有否可能在普遍伦理上取得共识，并因此而发展人类的共同道德文明呢？困难和障碍无疑很多，但希望也很大，我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这样说，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据。
人的存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是社会动物，具有群体性，从人类诞生那天直到现在，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他人、家庭和社会，这就决定了人的本性之中必然具有互相关心、彼此协调的内在素质，可以称之为公心，或公德意识，这正是社会公德能够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每个人又是相对独立的生命个体，有他自己的特殊欲望、情感、个性、利益和自由意志，因此每个人又都有私心。社会群体和个人利益是统一的，又常常发生矛盾。所谓统一便是社会关心个人，个人服务社会；所谓矛盾便是社会压抑个人，个人损害社会。个人利益可以放大为家庭利益、集团利益，社会利益也可放大为全球利益(包括人类与生态)。道德便是在协调这两种利益中发生的。就普遍伦理而言，它其实早就存在，不过它是由小到大、由狭到宽不断地发展着。远古时代，有氏族范围内的普遍伦理。民族与国家形成以后，又有相应的比氏族更宽广的普遍伦理。如今国际社会已经初步形成，国际大家庭不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现实的感受。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当然首先取决于民族国家的兴衰，同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国际环境的变化，人们正在从国家公民走向世界公民。各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从以往以互相争夺利益为主，转变成以探讨共同利益为主的活动。联合国由过去少数强国把持逐步改变成由多国平等参与并致力于调解国际冲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均衡发展的国际组织。在这种情势下，探讨超出国界、族界，也超出宗教信仰的全球性的普遍伦理，便有其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当然还要看我们努力的程度。
二、儒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东方大国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性学说。从公元前5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儒学既是官方学说，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又是民间的道德习俗的精神支柱。它不断融合佛教、道家、道教，形成包括哲学、道德、政治、经济、教育、礼俗、文艺等全方位的文化体系。儒学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文化辐射力而走出中国，流传到东亚各国，形成东亚地区性的儒学文化圈。儒学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历史悠久、积蕴丰厚、影响巨大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它可以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教与佛教文化相并立。
20世纪东方家族社会和农业文明解体以来，儒学受到西方文明和不断高涨的社会革命运动的强烈冲击而失去它在中国和东亚文化中的主位性，进入低谷和萎缩时期。许多人断定儒学的生命行将结束，理由是儒学与家族社会相联系，不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但是半个多世纪的猛烈批判并没有使儒学归于消亡，而只是冲掉了它的腐朽过时的成分，显露出它深层的精华和价值，正是这些合理内核支撑着儒学的生命，使它打而不倒，批而不臭。外部的批判也推动着儒学内部的自我批判与超越，促使当代儒者用新的时代精神并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重释和转化儒学，探索儒学再生的道路，于是有当代新儒家和当代儒学研究兴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东亚的复兴，随着西方文明的反省与转型，东方和西方都更加关注儒学文化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儒学的价值被重新评估，儒学的现代与未来意义被更多的人发现。从历史的长河看，20世纪中期儒学的衰退，不过是全部儒学史上的一个暂时的曲折和低落，儒学在21世纪的复兴是可以期待的。
正确认识儒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批判继承儒学遗产的理论前提，也是探索儒学能否为普遍伦理提供思想资源的理论前提。儒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从时间上说，即是儒学的时代性与跨时代性问题；从空间上说，即是儒学的地区性和跨区性问题。儒学的宗法等级的时代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其集中体现便是所谓的“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也是它与社会现代化最有抵触的地方，所以它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革命的否定。然而儒学又阐述了许多人生常道，揭示出东方社会乃至人类社会走健康化道路的普遍法则，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这又是它的超时代性。例如孔子提出“仁、智、勇”三达德，就是人格结构的三要素；仁是德性，智是才识，勇是胆略，缺其一便会造成畸形人格。又如由孔子、孟子奠基而形成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其中便包含着任何时代都不能违背的普遍含义，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抛弃。一个有素养的现代人和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都不可缺少这五种品质，即人道主义、社会正义、文明礼貌、理性睿智、诚信不欺，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永远不会过时，否则人们就要倒退到野蛮与愚昧状态。
从空间跨度上说，儒学长期影响东亚社会，具有东方文化的特色。例如儒学看重家庭，提倡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敬养，视孝为百行之先，万善之首，既是做人之本，亦是治国之则，如此强调孝道，确与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反差。有的社会学家把西方家庭模式称为接力式的，把中国和东方家庭模式称为反馈式的；前者更重爱幼，后者特重敬老。在夫妻关系上儒学则强调忠贞不一和互敬互爱。当然儒学的家庭伦理有其等级性和男尊女卑的消极面。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中国人抛弃了封建家长制和男女不平等的陈旧内容，却仍然保持了对家庭的爱恋和敬老爱幼的传统，看重家庭的稳定与和睦。那么儒学这种重家庭重孝道忠贞的理念是否只适用于东方而对西方毫无借鉴意义呢?我想它对西方是有参考价值的。西方宗教本也重视婚姻家庭的和谐和持久。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流行性解放、同性恋和协议家庭等新潮流，同居、离婚现象增多了，单亲家庭增多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老人的孤独，儿童的失爱，成年人的迷惘，社会的失序。于是西方有识之士转而羡慕中国和东方的家庭传统，老少互补，相依为命，稳定而温馨。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宣言说:“尽管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形式，社会的婚姻制度的特征依然是爱情、忠诚与持久。它的目标在于为丈夫、妻子和儿女提供安全并保证其相互的支持。”它又说:“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这种婚姻家庭理念不仅可以与儒学相沟通，而且可以由于儒学的加入而得到强化。可见儒学的家庭伦理也可以面向西方。
概括地说，儒学由于它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而必须不断接受批判和不断更新；儒学又由于它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而会永葆其生命活力并走向世界。
三、儒家仁爱通和之学与普遍伦理
儒家仁学，也可称为仁爱通和之学，是儒学的精华，最具有普世性，它可以为人类普遍伦理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
孔子为“仁”规定的内涵是爱人，孟子称为恻隐之心，或叫良心，它是一种人类之爱，普遍的同情心。人是在爱之中诞生，在爱之中成长的，所以自然会有爱心，不过有广有狭，有强有弱罢了。如果失掉爱心，这样的人便丧失了人性。爱最初在家庭中培养，然后扩展到团体和社会，爱民族爱国家，最后扩充到天地万物，这就是儒学所说的仁者的天下一体之爱，彼此痛痒相关，休戚与共。仁爱之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石，培养爱心，扩充爱心，是建设道德文明的基础性工程。对于普遍伦理建设来说，最紧迫也是困难的任务是将爱心扩充到全人类。一般人爱家庭、爱民族、爱国家、爱同道不难做到，但要超出这些界限去爱别国别族异道的人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们觉得彼此在利益上理念上有冲突，或者相距遥远，了不相关。其实从短期和局部看，彼此会有冲突，但从长远和全局看，人类大家庭是兼相爱交相利的，而且彼此不能分割。儒家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视天下犹一家，人类只有具备了这种情感和意识，普遍伦理建设才会顺利进行。
孔子认为仁者爱人要体现为忠恕之道。用肯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认真为社会做事，这便是忠。用否定方式说，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要宽待人，体谅人，尊重人，不损害人，这便是恕。恕道比忠道更具基础性和普遍性，是人类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的起码准则，被称为黄金规则。假如你不能自觉帮助他人，至少你不要有意去损害他人，这个“他人”既指个人，也指群体，包括民族和国家。道德行为都是相互的，普遍伦理必须普遍适用，忠恕之道便是可以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这是普遍真理；假如你想得到别人的爱，你就必须去爱别人；假如你不想受到别人的损害，你就必须不损害别人。所谓损人利己的非道德观念只有在短期和局部情况下有可能实现，从根本和长远上说损人利己是不可能的，损人者到头来必以去己告终，因为损人者要受到同等的回报，这是迟早的事，更何况还有良心的谴责。如果说儒家的忠恕之道较多用于个人道德修养，那么在今天，我们可把它扩大为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道德准则，使它在世界上流行，特别在政治行为上推行忠恕之道，那么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便容易解决或避免，这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
唐中期儒者韩愈作《原道》，提出“博爱之谓仁”，成为仁者爱人诸说的最新和最高概括。虽然后来有人批评韩愈此说对孔孟仁学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它更接近墨家的兼爱说，但不可否认博爱说乃是孔孟泛爱说的直接发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兼爱与泛爱本有相通，儒墨俱道尧舜，异中有同，不是绝对对立的。何况韩愈的博爱说并不否认爱有差等，他在贵族与平民的分际上很严格。“博爱之谓仁”的提出，标志仁学发展第一阶段的终结。在这一阶段上，早期儒学建立起仁的伦理哲学，它以爱为中心观念，把仁爱作为人伦的原则和人道的基石。虽然仁学不免带有家族社会的狭隘性和等级性，但爱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和道德精神己经得到社会的公认，相当深入人心，化为一种稳固的道德标准而不可动摇了。
忠恕之道要与通和之学相配合，否则它易流于纯粹的理想主义的道德说教。通和之学有两个基本理念:一是“和”，一是“通”，“和”是仁爱精神在处理人群差异上的体现，“通”是实现“和”的途径。“和”的理念相对于两个理念而提出，一是与“斗”相对立，一是与“同”相区别。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制使人有差别，但不应使人疏远和对抗，而应在差别之中形成和谐关系。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是指人际关系中的依附、一统、服从，“和”是指在不同人群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推动。“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既承认差别，又主张和谐。人际之间的敌对关系和类同关系都是不良状态，只有多样性的和谐才是良性状态。仁爱之道并不是单方面把爱勉强加给别人，也不是要别人按照自己的模式生活，而是尊重别人的特殊性、独立性，彼此并行不悖，协调互助。所以儒家主和的理念是一种最合乎人性的道德理念，也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理念和政治理念；即在道德上主张宽容，在文化上主张多元化在政治上主张和平。中国文化由于有儒学主和的理念而形成了宽厚能容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出现百家争鸣、儒道互补、儒佛道三教融合，没有因信仰不同而发生流血战争的悲剧，一直保持着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共同体，这里确有儒家的贡献。
“通”的理念是相对应于“塞”的状态而提出来的。“通”就是沟通、联系、平等、开放、交流、理解。《周易》认为《易》的精神可以“感而遂通天下”。近代思想家谭嗣同著《仁学》，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指出“通之象为平等”，通有四义:一曰“中外通”二曰“上下通”，三曰“男女通”，四曰“人我通”。他反对中国当时政府实行闭关绝市的政策，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反对男女不平等，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先驱者。他认为仁者当然要爱人，然而不通则不能真爱。不通而塞的社会一定是落后的贫困的愚昧的，空有爱人的意愿而不能实现。而开通的社会必然是工商发达，政通人和，文教繁荣，自由平等，此乃“相仁之道”。故曰“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由此可知，“通”的理念包括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国际化、文化多元化和道德人格平等一系列内涵。从伦理学的角度看，“通”既是一种道德态度，也是一种道德实践方法，它比之其他道德要求更具有现代精神。“和”是目标，“通”是手段，为“和”而“通”，“通”而后“和”，两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没有沟通不会有真正的和谐。
谭嗣同认为“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始之以困人，终必困乎己”，“惟静故惰，惰则愚；惟俭故陋，陋又愚；兼此两愚，固将杀尽含生之类而无不足”。通商乃通人我之一端，“相仁之道也”，“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广彼仁我右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柴财均右己亦不困矣”。谭氏把仁学同发展近代工商业和国际经贸事业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开拓这方面的内涵，才能真正富国富民并有利于人类，使得仁学博爱济生的理想得以实现。由于开发了“通”的丰富性，谭氏的仁学由此具有了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人格自由平等、社会开放、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新思想内容，使得仁学从传统的伦理哲学和生命哲学跃进为囊括了政治学、经济学和外交学的实学，同时又不丧失传统仁学爱人利生的真精神，更恰当的说，是这种真精神的发扬和落实。
长期以来在国家与民族关系上，人们迷信斗争哲学，认为人际之间只能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所以道德是十分狭隘的，道德的善只能实行于一国一族之内，而人类的共同道德所剩无几。这种斗争哲为和狭隘的道德观既给人类带来数不清的灾难，也使奉行它的民族和国家遭受祸患。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就是斗争哲学造成的严重后果。人类从中得到了什么?法西斯垮掉了，冷战的热衷者被历史超越了，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则受到重大牺牲并历经磨难。所以20世纪后期人民再也不要世界大战，也不要什么冷战，只要和平与发展。但是霸权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在横行，人类的前途仍然捉摸不定。现在的世界比以往更脆弱，不仅经受不住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也经受不住再一次的全球性冷战。尤其在政治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的今天，再坚持斗争哲学必然导致两败俱伤。所以必须用通和之学取斗争哲学而代之，使它成为处理国际争端和全球道德的主导思想，舍此人类别无出路。
通和之学用之于国际政治，便是承认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主权尊严和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沟通，交流合作，实现良性互补；对于一切历史遗留纠纷和现实争端，都坚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诉诸武力。通和之学用之于文化，便是用文明对话取代文明冲突，扩大交流，相互学习，共同保持这个世界精神生活的多姿多彩。通和之学用之于道德，便要打破以邻为壑的狭隘性，把爱族爱国之心，推广到爱别人之族别人之国上去，实现真正的博爱，至少应该淡化族群仇恨心理，保持起码的人类同情心。
通和之学并不反对一切斗争。有差别就会有对立，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问题在于要把对立与斗争引导到公正而健康的轨道，即按照共同的规则进行和平竞赛，使人际族际国际之间形成你追我赶、生动活泼的局面。
在现代社会条件和科技手段下，国际间的人员往来、经贸流通和信息交换已经变得十分便捷，所以现代社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流通的社会。现代国际社会真正不通的地方是在不同族群之间的观念和情感方面即心灵不能沟通。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不能互相理解和体谅，存在着隔膜、成见、歧视，甚至敌对与仇恨。由于历史积怨颇深，有些仇恨世代相传，很难化解。普遍伦理的实行在这些地方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一方面要求本族本国的远见卓识之士，以其大智慧大魄力从事开导工作；另一方面彼此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对话和交流，在不断的接触中交流感情，交换观点，打破心理障碍，逐渐消除偏见和宿怨。
历史和现实证明，凡是通和的地方便有忠恕，便有道德；凡是不通不和的地方便有野蛮，便有欺诈。所以凡热心于普遍伦理的人，首先要倡导推动和平对话，包括宗教对话、文化对话、民族对话、地区对话、政府对话，要和平不要斗争，要对话不要对立，使和平对话成为风气，成为潮流。有了对话，便会有相互理解；有相互理解，自然会发现彼此更多的一致和贯通的地方。普遍伦理只能在不断地广泛地对话沟通中形成，不能靠少数人预定方案加以推广。我相信，儒家仁学，包括它的忠恕之道和通和之学，会为普遍伦理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念，这种理念的高明处不仅在于提出一些人类共同的道德范畴，更在于提出正确处理文化差别、道德差别的恰当方式，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原则。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建设的道德伦理彼此既可以相通，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特殊性和整体的多样性、丰富性，这样的普遍伦理才具有现实性和真正的普遍性。
（《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