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推动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力量
新闻作者：牟钟鉴 新闻时间：2014-04-14 21:18:36 阅读：次
牟钟鉴
一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沦”提出之后，受到广泛关注，而批评者居多。他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在1997年写的中文版序言中，他承认“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并申明:“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但亨廷顿并没有提出解决文明的冲突、实现文明对话的理论和方法，相反，按照他书中的内在逻辑，文明的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他甚至描绘了中美开战的可怕情景。应当说，亨廷顿用文明冲突论解读当代世界政治的理论框架并没有改变，他的思维方式是西方式的“贵斗”哲学。`“9·11”恐怖袭击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发生以后，有些人称赞亨廷顿，认为事态证实了文明冲突论的深刻性和预见性。但我并不这样看。
应当说，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斗争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降了，文化的因素（包括宗教信仰、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等等）上升了。但是，第一，意识形态的敌视并未消失，这在美国对伊朗、朝鲜的政策中都有体现；第二，文化的因素对于已经和将会发生的国际性对抗乃至战争并不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经济的利益和集中表现经济利益的政治考量，仍然是流血冲突的主要动因。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统治阶层急于称霸中东、掌控石油资源而发动的，背后则是军火、能源等集团的特殊利益[2]，并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因此，美国国内有强大的反对声音，而与美国具有相同基督教文化的法、德等国也不赞成美国的单边行动。由此可见，要正确认识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对抗和协调，必须全面分析经济、政治和文化3种因素的交错和互动，而不能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更不宜夸大文化差异引发族群冲突的能量。文化的差异虽不必然引发族群冲突，但可以加重族群冲突并使之复杂化。尤其是不同文化中的极端主义活跃和占上风的时候，他们奉行唯我独尊和排除异己的哲学，就会使差异变成矛盾，使矛盾激化为对抗。而来同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稳健派主张宽容与合作，化解对抗、协调矛盾，力促族群和平相处。所以，尽管文化没有政治、经济所拥有的现实的巨大力量，但文化是政治、经济的灵魂，文化理念的得当与否，对于族群冲突的避免和解决，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
人类社会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别、多文明的异彩缤纷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不同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必然会发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人类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有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实践，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是斗争，二是和解；前者产生了“贵斗”的哲学，后者产生了“贵和”的哲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族群的冲突和流血的非正义战争，直到现在战争仍然是让国际社会焦虑而又无法免除的现实；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又表现为族群的不断融合与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这两个方面又经常交织在一起，形成和平与战争、冲突与合作交替出现的过程。我们可否这样说，“贵斗”的哲学和不义之战，从根源上说，反映了人性所内含的动物性，特别是动物的野蛮性，而侵略战争所吞噬的生命要超过任何凶猛动物的成千上万倍，因为人类有了杀人的智慧和高效能的杀人武器。当然，抵抗侵略战争的正义战争是以战反战，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实现有尊严的和平。只要战争存在一天，人类就不能说真正脱离了野蛮而进入了文明。而“贵和”的哲学则反映了人类特有的文化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因为它摆脱了“弱肉强食”的生物学规则，体现了人类道德的社会学原则，有了平等团结、互爱互尊的自觉。
就人类历史上相继出现的若干大的思想文化体系（包括宗教信仰）而言，如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道家、佛教等文化，其本质和主流都是主张博爱、和平，反对仇杀和战争，追求世界大同的。因此在不受其他因素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它们彼此之间互相学习、对话交流、取长补短，并不存在困难。至少彼此之间可以并行而不悖，并不是必然会引发对抗。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有着大量可以引证的事实。但是，当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介入其中，加以利用扭曲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利益的驱动，野心的膨胀，思想的偏激，会使神圣变为卑污，慈爱变为残忍。在欧洲中世纪宗教战争的背后，难道不是权势、土地、财富和资源的争夺吗?而所有发动战争的政治集团，他们心中真正奉信的决不是任何一种文明的宗教或哲学，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是互相争斗、优胜劣汰，而所谓的优胜便是种族优良，能够以实力和武力制服其他族群，其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人的动物性的恶性膨胀，同时也是人的文化性的泯火，使人性从文明倒退到野蛮。所以和平与战争的较量，并不是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种较量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严峻考验，也是对人性能否真正超越动物性的考验。文明之间会有隔膜，也会有差异，但并不必然发生矛盾和冲突；即使发生矛盾冲突，也会以文明的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因为它们在根本方向上是一致的，用《易传》上的话说，便是“同归而殊途”。所谓文明的和平的方式，便是文明的对话和交流。
推动文明的对话，在当前尤有其重要性与急迫性。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真正成为一个“地球村”，各国各族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互相依赖性大大增强，超出了彼此之间的不可两立性，初步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一个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整个人类面临着要么团结合作，共同保护和改善基本生存环境，使人类能正常生存和发展下去；要么分裂对抗，继续破坏资源和污染环境，使人类很快面临共同毁火的可怕前景，眼看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和核战争的威胁如同悬在人类头顶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会掉下来危及人类的生存。客观上全人类已经是“风内同舟”了，而主观上人类中的一部分仍然相互敌视、对抗，并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进行搏杀，这就叫做自取火亡。理性和怜悯是人性的重要标志，却又容易丧失。在矛盾被激化的情势下，在动物性泛滥的时候，人会疯狂，走上反理性和冷酷无情的道路，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便是人的疯狂性的突出表现。如果世界的文明不起来制止这种疯狂的力晕，放任这种疯狂性到处传染，世界的和平便没有希望，人类的前途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进行文明的对话，加强人类内部的相互解，提高人类的文明自觉和道德意识，将是制止暴力和野蛮、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方式。参予文明对话的力量越大、范围越广，文化品类越多，世界和平就越有希望。
二
儒学是人类文化性高度发达的产物，它特别注意消解人的动物性，培养人们特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礼仪文明习性，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便是彰显和谐、互尊、互助的社会群体精神。因此儒学的性格是和平的和宽容的，它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中发挥过沟通、融会的重要作用，它也会在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于儒学的这种本质特色和未来价值，亨廷顿等西方中心论者根本没有看到，一些中国人也缺乏足够的理解和估量，因此，儒学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声音还比较微弱。但事实将证明，世界多种文明的对话是离不开儒学及其精神的，儒学精华的发扬将给文明冲突的消解和世界和平事业带来真正的福音。
儒学之所以能够推动世界文明对话，首先在于儒学体现了人类的道德自觉，揭示了人生常道，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人类如果不想堕落，而要摆脱野蛮走向文明，就不能不接受儒学所倡明的仁爱忠恕之道，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人是一个个体的存在，又是一个群体的存在，；因此人性里既有自爱也有爱他。仁者爱人，孔子认为这是人应该具备的起码的感情，孟子称之为侧隐之心，即同情心，从爱亲人推广去爱社会爱天下。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3]，因此自爱与爱他是统一的没有爱心，心变成冷酷的心，视他人受苦受难无动于衷，甚至去危害他人的幸福和生命，中国人称之为“惨无人道”，已经丧失了人的本性，变得禽兽不如，因为禽兽还是有同类之情的。爱心表现为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即尊重人帮助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即体谅人宽容人。忠恕之道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或称之为普遍伦理。现在的问题是忠恕之道在国家民族内部推行业有困难，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最难的是将忠恕之道推广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它成为普遍伦理。我们在今天国际政治生活中看到的现实往往相反:在国家、民族的冲突中，同一群体把对另一群体的恨视作对本群体的爱，冤冤相报，族群仇恨达到不共戴天的地步，宁可同归于尽，也不愿实行族群和解。而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强势国家和民族的强权政治所引起的，它的霸道使矛盾激化，使人们在拼杀中丧失理性，而霸权者却总也达不到称霸的目的。一个决心拼命的民族是征服不了的，而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也是无法获得自由的。强势民族有飞机、导弹，弱势民族则有人体炸弹，各有各的招数。孟子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6]好战者当深思之。
按照儒家“天下为公”、“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人类在“地球村”的情势下，应当比以前更容易克服国家、民族和信仰之间的障碍，使人道主义得到更好的推广。尤其是那些强势族群的领导人，要多一点同情心和平等心，把他国他族的人也当成人，将心比心，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第二，儒学具有贵和的传统，一向尊重其他的文明，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所以能够成为沟通各种文明的桥梁。孔子提出“和而不同”[7]的理念，现在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和多样性文化的普遍性原理。《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苦，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多样性宇宙观。《易传》提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多样性文化观。在这种文化观指导下，中华文明便是在多样文化多种文明不断沟通、交流中发展的，从百家争鸣到儒道互补，再到儒、佛、道三教并立与合流，再到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的传入与流布，遂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国家。既有以人文理性为主导的儒家仁礼之学，又有以神道崇拜为主导的各种宗教，还有大量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传统宗教。各种宗教、学说之间基本上是平等、友好的关系，从未发生由于信仰的不同而引发流血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漱溟说的在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的“清明安和”[8]的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由此才有中国僧人不远万里去印度学佛取经；才使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成为和平友谊之路、经贸文化交往之路；才有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一流舰队和平出使南洋各国，实行“讲信修睦”而秋毫无犯；才有近现代中国人纷纷到西方去寻找真理，和知识界提倡的中西文化融合论。这些都是儒家“和而不同”精神的历史体现，它使中华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和具有生命活力。“和而不同”包含四条原理:一是承认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性；二是彼此平等、互相尊重；三是和谐互补，共同发展；四是协调持中，反对偏激行为。
今天的人类，经济全球化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文化不能趋同，必须走多元化与和谐互补的道路。否则人类的文化会由于失去内在的张力而衰落，或者强行推广某种强势文化而引发冲突，这都不是人类之福，只有实行“和而不同”的伟大原则，实行文明对话与交流，才能繁荣人类的文化，促进世界的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把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把尊重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看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这表明人类正在觉悟，正在走近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
我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将不仅发扬儒家文化仁爱宽厚的精神，使自己的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进行更深入更有效的对话和交流，使中国的新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汇聚交流和综合创新的典范；而且中华民族也将以儒学“中和之道”的态度和智慧促进正在发生冲突的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与和解，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之中，儒学的精华将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
[2] 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军方和工业巨头的共同联盟发动的”.文汇报，2004—7—25
[3] 《孟子·离娄下》。
[4] 《论语·雍也》。
[5] 《论语·颜渊》。
[6] 《孟子·尽心下》。
[7] 《论语·子路》。
[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10.学林出版社，1996
（《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