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新闻作者：颜炳罡 新闻时间：2014-04-13 23:38:28 阅读：次
颜炳罡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
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
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竣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多于出主观臆造，往往是曲解古经以顺己意，激起了许多思想家的不满。五四运动，矛头直指儒家和孔子，儒家思想遭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打击，康氏的儒教运动亦付诸流水，儒学面临覆灭的厄运。在举国仇孔的滔天巨浪中，梁漱溟独标走孔家路的旗帜，他以“意欲”为尺度，重估中、西、印文化的优劣得失，得出了世界最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结论。与之相应熊十力动心忍性，试图重光儒家的形上智慧。冯友兰上承程朱，全面高扬和再造儒家的理论系统。本世纪三、四十年，儒学呈现出再度复兴的气象。然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胜利，尤其是大陆的解放，把儒学的一线生机无情地挤出了大陆。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等都是在大陆思想已经成熟，处于某种原因于解放前夕离开大陆的学者。《宣言》正是他们在这种“四顾苍茫，一无凭籍的心境情调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的结果。(见《宣言》以下凡引此文，不另注)他们亲身经历了这场自古未有的文化变局，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危机，亲眼目睹了海内外研究者们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误会、曲解、甚至愤激，深感忧虑和不安。故而，他们向全世界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士发出呼吁:要以“同情”和“敬意”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化。
《宣言》认为: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世界人士，“因其出发之动机不同，而限于片面的观点”阻碍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作更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认识。三百年前传教士们研究中国是出于传教的动机，因而不可能发现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海外汉学家们研究中国文化，是“出于发现中国文物之好奇心”，把中国文化当作已死的文明去考证。从而根本歪曲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至于那些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研究者们，虽然注意到了活的中华民族的诸问题，但采取了“由今溯古，由流溯源，由果推因”的研究方法，同样陷入了“个人一时一地之偏见”。《宣言》对研究中国文化的世界人士的评论确有中肯之处。但用发现文物之好奇心来解释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兴趣，也是片面的。而全盘否定海外人士研究中国文化的动机和方法是不科学的。如李约瑟等人对中国科技史卓有成效的研究，其研究的动机和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应给予适当的肯定。
《宣言》认为:海外汉学家和国内“整理国故”派们的根本错误，是把中国文化当作已死的东西，当作化石，进行考证，当作尸体，进行分析和解剖。而忘记了它“自始即是人类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忘记它是无数代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页一页写成的。”忘记了“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不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因而在研究时，没有同情与敬意。《宣言》怀着极大的义愤，严厉批评这一倾向。认为这是“对人类历史文化的最客观的态度”，是“研究者最大的自私”，是其“道德上的罪孽。”《宣言》强调中国文化是活的，而不是死物。我们也不否认。不过不能从历史文化的研究者是活的就证明历史文化是有生命的，更不能以历史文化为历代有生命的人的心血所贯注就以为它是活的。就象不能以研究矿物者是活的从而证明矿物是有生命的、一切人造产品都贯注着人类心血就全是活物一样。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是一不断更新的有机系统，而民族则是这一文化的载体，只要这个民族没有消失，其历史文化就会代代相传，不断创造和走向新生。不过《宣言》意在强调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反对以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文化，也有合理之处。因它纠正了科学派把社会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的偏颇，审明了人文科学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但过分强调其特殊性，以至于试图把它划出科学界外的做法同样是不可取的。
《宣言》主张要以“同情”和“敬意”的态度和方法去了解、研究中国文化。它认为:“对一切人间的事物，若是根本没有同情与敬意，即根本无真实的了解。”而“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敬意之伸展在什么地方停止，则智慧的运用，亦即呆滞不前。”“此敬意是一道引我们之智慧的光辉，去照察了解其生命心灵内部之一引线。”有同情和敬意，就能正确地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目，否则，就会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事实说明，任何历史文化的研究，注定要受到研究主体的情感、认知结构等因素的纠缠，不过，任何偏颇的情感都不利于对历史文化本来面目的考察。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在研究历史文化中并不是缺乏感情，而往往是感情冲动。西化派也好，本位派也好，都不能以理智克制感情，而是以感情扭曲理性，使情感与理性严重脱节。在对历史文化的愤激与怀恋中，双方陷入了义气之争，无法超越对立的两极。怀着愤激的情绪看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胡适《信心与反省》，见《独立评论》第103号)而在“同情”、“敬意”的笼罩下看这一问题，“中国有着五千年传统不断的历史与文化，这真是举世莫匹，中国人堪以自傲的。”(钱穆《五十年来中国之时代病》)在前一心态下看孔子，“坐著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鲁国到处奔忙，“颇有滑稽之感。”(鲁讯《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相反带着敬意眼光看，释迎、穆罕默德、耶稣等都是“偏至的圣贤型”。唯孔子是“圆满的圣贤型。”(唐君毅《孔子与人格世界》)孔子“通体是文化生命，满腔是文化理想，转而为通体是德慧。”(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第229页)只有超越情感冲突的两极，才能客观地评价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
二、对中国文化的估价与展望
《宣言》认为: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一本性”，哲学是它的骨干，道德宗教是它的精神生命，心性之学是道德宗教的根据和核心。
《宣言》指出:中国文化“根本上只是一个文化系统一脉相承。”也就是“道统之相续。”而西方，远古时代就没有统一的希腊，中古又受到罗马、希伯来、日耳曼、国教的影响，形成了希腊的科学哲学、罗马法律、希伯来宗教三源合流的西方多元文化。如果从中国传统哲学、政治、伦理、法律等诸多学科分际不明，浑然一体的角度来看，讲中国文化的“一本性”是有道理的。但从来源和内容讲中国文化的“一本性”。我们就不敢苟同了。先秦时代，我国学术思想，多源喷涌，众支竞流，是人所共知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在道术已为天下裂的前提下的一种新的综合，名为一本，实为多本。至少在东汉，源发于印度的佛学之水，竟注华夏。中国文化再度开合，宗明儒者在揉合佛、道的基础上，创立了理学。理学显然不是一本，而是多本。
在《宣言》看来，中国虽无西方那样的宗教组织、宗教战争。但中国同样具有“宗教性的超越感性”，中国先民同样不乏宗教精神。在它看来，中国诗书中原重上帝或天之信仰，而古代又有祭天地祖宗的礼俗，都是有宗教的证明。天人合德的人生境界，伦理实践，明显“涵有宗教性之超越感情。”而那些自觉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气节之士，都有宗教信仰。中国古代确有宗教，如自生的道教，外传的佛教、回教等，但儒学是不是宗教，儒家的道德伦理是否是与宗教合一的道德宗教，值得怀疑。中国古书中所载的上帝或天，以及祭祀祖宗之现象，是原始迷信的遗存和变种，而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宗教。那种天人合德的人格追求，既不是对彼岸世界的企慕，也不是向人格神的气求，而是对自然本性的效法。而把自觉地舍生殉道者看作宗教徒，是十足的泛宗教主义观点。
《宣言》非常重视陆王之心性之学，认为为孔孟所开辟，为陆王所光扬的心性之学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据。它说:“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并强调此心性之学不同于西方的灵魂论，认识论，心理论，它“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它与道德实发践存在着同生并长的关系。心性是道德实践所觉悟到的心性，实践是“依觉悟而生实践。妙觉悟是心性之觉悟，是知，道德实践是行，“知行合一，相依而进。”实践是外在的，觉悟是内在的，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人的觉悟亦由是升华。人之实践及于家庭、国家、天下、宇宙，人之觉悟亦涵摄了家、国、天下、宇宙。实践是行道成物的外王，而觉悟是成德成己的内圣，内圣与外王有机统一。“人生之一切行道而成物之事，皆为成德成己之事。”由于觉悟和实践的无限性，从而使吾人与天地一体。“人之道德实践之意志，其所关涉者无限量，而此自己之心性亦无限量。……当人从事于道德实践时，无限量之事物自然展现于前，而为吾人所关切，以印证吾人与天地万物实为一体。”“人性即天性，人德即天德。”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神髓所在，是中国文化重大之“内在之精神生活、及宗教性之形上性的超越感情”的根据所在。上述诠释的确抓住了陆王心学的神髓。但对这套学问的现代价值我们深表怀疑。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真、善、美人格的逐步实现，是标志历史进步的尺度。而那番尽心知性，操存涵养的功夫，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极不协调的。设想整个民族都去体悟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这个民族的腾飞是难以料想的。
《宣言》在高扬中国文化的一本性、道德宗教、心性之学的同时，也张显了中国文化缺乏近代民主和科学的不足。《宣言》认为:十八世纪以前，中国人在农业技术、制造器物方面远比西方高明。近世为什么落后了呢?他们认为是我们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即西方人“为求知而求知的态度。”《宣言》指出由道德宗教、经科学精神，进入实用技术领域是学术的正常途径。但中国由于过分强墉道德，“即由‘正德’，直接过渡‘利用厚生’。中间少了理论科学知识这一媒介，闭塞了道德主体向外通的门径，外通不成功，只好向内收缩，从而影响了利用厚生。《宣言》还指出了克服这一缺憾的方法。即在“中国文化中必当建立一纯理论的科学知识世界，或独立之科学的文化领域。”也就是说在道统之外，建立一学统。并认为学统的建立是中国重利用厚生的一贯精神，是道统升进和完善的内在要求。《宣言》对中国近代未出现科学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但也有两点应当指出:其一，把未出现近代科学的原因归结为缺乏科学精神，给人的信息量等于零，问题并未解决。其二，只在精神领域考察这种原因，而不注意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其结论至多是一偏之见。
《宣言》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以致于“中国之政治历史，逐长显为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中国文化缺乏民主，这是为许多学者所昭示了的事实。但《宣言》马上又讲，中国文化自古已有民主的种子，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它说:“从儒家之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一贯相信在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为贤圣，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来看，此中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所在。”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天下为公”的口号，但它只是一种对原始社会的理想追忆和愤懑现实的精神寄托。而几千年盛行的是“天下为私”、“家天下”的原则。所谓“人格平等”，最多不过是道德理想上的平等，而现实中则严明“君子”“小人”之分，“贤”与“不肖”之别。我们知道，民主是一种政体，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理想。它主要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仅仅是道德要求。
由于《宣言》对中国文化怀着同情，尤其是敬意，自然会对其不足作出辩解。认为这种不足“是理想伸展为更高大之理想时，才反照出来的。”这种缺点，是“其本身应向什么方向伸展，才能更高大，以反照出以前文化之缺点。”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不足是由使用的参照坐标不同而形成的。与其未来本应展开的理想相比，它有不足，与过去相比，她非常伟大，在现实中，当然她亦国满自足。《宣言》对中国文化的缺点，表层承认，深层否认。
总之，一脉相承的道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生命，是中国文化的定常的骨干，应当永远承续不绝。但与中国文化本应展开的理想相较，也有政统不建，学统不出的缺憾。高扬道统、开出学统、建设政统，是中国文化的新方向、新出路。从人的方面讲，由“道德主体”转出“政治主体”、“认识主休”是历史的必然，如从“道德主体”转不出“认识主体”，则亦不能免成其为道德主体，因为“人之最大之仁，乃兼涵仁与智者。”同样，只有“肯定人人有平等之政治权利，肯定人人皆平等的为一政治主体，”“乃能使人真正树立学道德主体。”所以，政统不建，道统自身也难以升进和完成。未来的中国文化，就是“三统”即道统、学统、与政统的光扬。
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如何同西学相衔接?这就百年来困惑国人的历史课题。先后有中体西用、中西汇通、全盘西化、文化本位、中西拆衷等模式。他们或者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或体用两裂，会后再拼凑和嫁接，都存在着严重不足。《宣言》认为中国文化是活着的生命形态，它的发展是其内部机制自我更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加减拼凑。这无疑有其深刻高明之处。但就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仍未超越中体西用模式，或称之为精致的中体西用论。
三、对西方文化的估价和对人类前途的展望
《宣言》认为:近一、二百年来，西方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世界一切古老之文化，皆望尘莫及。但这种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如宗教战争、民族冲突、劳资对立、世界大战，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已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这些危机都是由西方文化的缺点造成的。即西方文化“在其膨胀扩张文化势力于世界的途程中，他只是运用一往之理性，而把理想中之观念，直下普遍化于世界，而忽略其他民族文化特殊性，因而对之不免缺乏敬意，与同情的了解。”而“其力量扩张至某一程度，即与另一群抱不同理想之人，互相冲突。”很显然，这是东方文化派的老调重弹。
《宣言》承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思想之余绪，大谈东方文化救世论。认为西方文化要使“自身之精神，再进一步”，以保其“永远存在于人间世界，”必须向东方文化学习如下五点:(一)“‘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袍。”(二):“一种圆而神的智慧。”(三):“一种温润而恻但或悲悯之情。”(四):“如何文化悠久的智慧。”(五):“天下一家之情怀。”而这五点的核心是儒家的心性之学。在《宣言》看来，西方人如汲取了东方文化的优点和长处，非但能克服其文化缺点，消除其由这种缺点造成的种种危机和冲突，而且还能使其胸怀日益广大，智慧日益清明，以进达圆而神之境地。而感情也可日益深厚，以至于“满腔是恻怛之仁与悲悯之心。”归根到底，是要把儒家立人极之学一道统，输出到西方去，以清除东西方不平等的文化交易
在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易的基础上，他们为人类文化设计了美妙的蓝图。简言之，就是中国文化的道统加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宣言》一再审明，由于西方文化的发展，把整个人类联结在一起，因而应把人类前途之问题，共同当作一整个问题来处理，使人类不同民族互相敬重和同情，不同的文化互相并存和欣赏，使人能“逐渐超凡入圣”，“与天合其德”，“到人类天下一家时，他即成为天下的公民”，即天民。断言这就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目标，就是人类的前途。这一目标的实现，“即希腊文化中之重理智、理性之精神，由希腊之自由观念，罗马法中之平等观念，发展出近代西方文化中民主政治的精神，希伯来之宗教精神，与东方文化中之天人合德之宗教道德智慧，成圣成贤心性之学义理之学，与圆而神之智慧悠久无疆之历史意识，天下一家之情怀之真正的会通”。它认为:历史发展到现在，正是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真正以眼光、平等互视对方的时候了。”时代要求“人类同应一通古今之变，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来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苦难、缺点、同过失，”“开出人类的新路。”《宣言》对未来世界文化的设计、人类前途的瞻望，明显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偏爱。目的是要用儒家的心性之学统帅、支配整个人类的精神生命。即在未来的人类文化中，儒家文化是道，西方文化是器，儒家文化是体、西方文化是用。所谓会通，也就是道器、本末、体用的结合，实际上，试图把精心构造的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世界化。
《宣言》表发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也相续作古。但西方学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根本看法。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其《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断言了如下的儒家命运，“仍然挺立著的正统者，已经逐渐被淡忘了。始时，他们的思想是一股势力，是活生生的社会的产物和思想的支往。结果，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象古玩般地被珍爱著。”海外学者杜维明认为列文森看法是“许许多多治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遵循的思路。”近世以来，儒学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产生并需要它的社会解体之后，它试图脱胎换骨，重新活跃于现代思潮之林，然而每一次这种努力，都遭到了历史的无情嘲弄和奚落。《宣言》正是对儒学近世命运的深刻反省和认识。否极泰来，经过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钱穆等人的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儒学思潮在海外渐为显学。《宣言》在儒学思潮发展中起了统一认识，规划前进的作用，成为当代儒学发展中的里程碑。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股思潮通过学术交流的媒介，波及了大陆思想界。但它遭到了相当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情绪上的顽强抵抗，当然应和者也不乏其人。无论是情感上的抵抗或应和，都不等于问颗的解决。科学地分析其理论的来脆去脉，正确地诊断其前途和命运，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
（《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