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人生/张立文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4-15 17:54:44 阅读：次
张立文
内容提要：人生是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问题，所以任人关心。人生问题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生命、命运和生活。反思生命，体认生命的可贵，“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唯一的，是消费性的；生命是不可选择的，生在哪里，活多久，人没有自由。从生命的根柢上看，中华文化哲学主张“和实生物”，和合产生万物人类。从人的生命性质来看，“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卡西尔的“人是符号动物”，忽视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情感性、创造性、人性。人的生命与死亡相联系，生死是生命的一体两面，生必有死，死必有生。生死的目标，主张舍生取义，以求道为乐。生命应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目的。命运的命是自然的必然性，如人必死，不可逃。运分人运、国运、世运。就人运而言，是人的生命在创造和赖以存在的情景互动当中，所构成的一种生命状态和生命历程的智慧，这是一种机运、偶遇和机遇，具有偶遇的偶然性，人们凭借自己的智慧、能力、奋斗，唯变所适地掌握机遇、时运，以改造贫富贵贱、成败得失的生存状态。人的生活原则，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谐相处，“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言而有信，要讲诚信。要严于律己，诚意正心。怎样生活才能幸福快乐，要学孔颜之乐，要遵照孔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快乐。
关键词：生命 命运 生活 生死 人生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院研究院院长。
“儒学与人生”，这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也是牵涉到每个人切身的问题。人生究竟是什么？孔子有一天面对流水发出感慨“逝者如斯夫”，这可以理解为，人生就像流水一样逝去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就是说，人生就像流水一样，流过去了就不可能再流回来。所以当我们第二次踏入河流之时，这就不再是第一次的河流。通过这些，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呢？人生其实是一个谜。古希腊有个神话，一个人面狮身的怪兽，叫斯芬克斯，它站在一个路口，拦住每个过路的人都要他们猜一个谜。他说，有个东西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如果过路者猜不出谜底，就要被它吃掉。有一日一个智者通过路口并猜出了谜底，那就是“人”，然后斯芬克斯就羞愤的坠落谷底而死了。[1]为什么谜底是人呢？因为婴儿用四条腿爬行，青壮年是用两腿而行，老了以后用拐杖算是三条腿。“人”就是一个迷。我们对人自己的认识永远是一个未完的重大的课题。例如，为何人会得癌症，为什么得了癌症会死？等到克隆人的时代，到了人可以在工厂大批量生产的时代，人就像机器一样被生产了，那时候，人是什么呢？所以人是永远认识不完的一个谜。人生的“生”也是一个谜，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如何死，能长寿还是夭折，这也是一个谜，证明了人生的生也是个谜。虽然人每天都在生活着，但是我们对什么是人生，仍然不清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对人生有个清楚的认识，这很必要，这就是人对自己的自我觉醒。
什么是人生？我们是否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一是生命。一是命运。一是生活。人生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是生命。人生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是命运。人生的内容和先决的条件又是什么？是生活。
一、生命的反思
人的生命有各个方面的内涵，有肉体生命，价值生命，道德生命，事业 生命，政治生命， 经济生命， 文化生命，学术生命，生命是多样的。
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如何？第一，人的生命是可贵的，宝贵的。儒家讲“天地之性，人为贵。”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人，为什么是人呢？宋明理学家认为，人是天地间阴阳五行的精英妙凝而成的，即阴阳五行之秀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宋明理学家陆九渊讲：“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又岂可轻。”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不能轻视的，生命是宝贵的。第二，人的生命是唯一的。为何讲人的生命是唯一的？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孔子所讲“逝者如斯夫”，生命就像流水一样逝去，一个人不可能有第二次的生命。第三，人的生命是不可选择的。人是不能选择自己何时生，活多长的，人的可贵性就在此处。第四，人的生命是消费性的。过一天少一天，过一个小时就少一个小时，生命是不可以再返回的。人的可贵性就体现在唯一性、不可选择性、消费性。我们应该遵循儒家的教导，“天地之性，人为贵”。
其次，从人的生命的根柢上看，人是怎么来的，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中西文化有不同的回答。每个哲学家在探讨世界万物的来源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旧约全书》第一章《创世纪》里讲到上帝如何创造万物，空气、水、草木等等。上帝抓来一把土捏成像上帝一样的人，吹了一口气，这就是亚当，然后又抽出亚当的一根肋骨，捏成了一个女人，就是夏娃。亚当和夏娃没有听上帝的话，受到蛇的引诱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有了智慧，上帝认为这是违反了自己的命令，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上帝给人终生的惩罚，亚当要终生劳动，夏娃要经历生育的痛苦。从西方观念来看，人的始祖犯了原罪，所以后来的人都是有罪的。而中国儒家思想中，人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怎么样和实生物呢，“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百物”，就是五行等相互冲突的元素冲突，就产生了百物。《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易传》相传为孔子所做。《易传》中讲到，人如何而来？“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就是说天为父，地为母，天地、父母，即是阴阳，既互相冲突又互相融合，万物就产生。就好比，男女构精，万物产生。天地是乾坤，阴阳融合，产生新生儿，这就不是上帝产生万物。《红楼梦》三十一回就是讲的此事，原文大意是说世界上凡是事物都有阴阳之分，比如树叶，硬币，招牌都有阴阳不同的一面。譬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阴阳渗透到宇宙、社会、人生及日常生活之中。翠缕问史湘云：人也有阴阳，被史湘云斥为下流的东西，人的阴阳就是男女之事，当翠缕拾到一个金麒麟正好与史湘云脖子上的麒麟配成一对。如向上向下，向阳背阳，便有阴阳之分。中国思想中，思维是多元的事物的互相融合，甚至是相反相斥的事物相融合。中国的思想具有包容性，没有一个唯一的上帝来造万物，而是具有多元性的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儒家讲“同则不继”，相同的东西是不能互相作用产生新事物的。周易的“革”卦，讲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这是说两个女子在一起无法生子，产生后代，人类无法延续下去。
再次，人的生命应该如何来看，人怎么样活着？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儒家追求有道德性的活，应该是立德、立功、立言。《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3]人要为立德立功立言而活。荀子讲过，“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非相》）。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道德性的动物，不只是自然性的，所以人活着要讲道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外思想家对于人是什么有很多解释。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中国也讲，人是两足无毛的动物，也讲，人是能劳动的，是社会的动物。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哲学家卡西尔的一本书叫《人论》，讲人是符号的动物。如果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桌子也是符号，因为桌子也有长有方，有红有白，各种各样的桌子。桌子的概念就是符号，这样桌子和人也就没有区别。如果把人说成是符号的动物，这就把人的主动性、能动性，情感性、创造性、人性都去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符号的动物，不能揭示人的本质特征。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人是语言的动物，人是理性动物，有其当时的意义，但是现在这样讲就不妥了。比方说现在石油没有了，我们要找代替的东西，我们遇到很多冲突和问题，该如何面对？如何解决？所以我写《新人学导论》，讲到人是什么，“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人会自我创造，是其他动物不可能具备的特点。到现在，关于人是什么，我们应该有个清楚的认识。
人的生命是和死亡连在一起的。其一，生死是生命之流。生死问题是人生最大的两个问题。例如，说“红白喜事”，生是红的喜事，白是死的喜事。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生死是生命的一体两面，在人的生命之流中，无生命便无生死，无生死亦无生命。自古以来，就有注重生轻视死的问题。然而，人一生来，就要面对死。生死是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对于孔子的这句话也有不同的解释，反过来看，不知死焉知生呢？由死来反观生，生是重要的，由生来观死，那么死也很重要。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对待生和死呢？现代有了生死学，如何对待生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曾有一篇文章是《生死边缘的沉思》，其实人的生命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生命，自然而然的死去，一种人为的生命，是需要受很大痛苦，然后获得生命的延续。对此，中国儒释道都有不同的看法，佛教认为，人生就是苦海红尘，人一生下来，就要面对生、老、病、死的苦，人生就是痛苦的，如何解除呢？就是求来世。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是对生的否定，对未来的期盼。而道教不同，是对有限的生命加以延长，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不老，羽化登仙。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道德生命，靠道德的修养来延续的，建功立业，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人。从孔子来看，他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中庸》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4]扬雄说：“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自然之道也。”这是说事死与生一样，事存和亡是一样的，生死存亡是一种自然现象。虽然孔子实际上重视现实的生，但也不否定他为一种事业去死的看法。所以我们要对死有一种正确的看法。
其二，生死的目标目的。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是为了追求仁道，忠恕之道，这是人生的目的，不应该怜惜自己的生命而去损害忠恕之道，从这个意义上看，死是为了求道。孟子也讲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是我想要的，道德，也是我想要的，我宁愿为了义而牺牲生命，这是我生命的意义。为了理想，我愿意牺牲自己，这就是舍生取义。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义同。死不是白白而死，也是有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之分。为了没有意义的事去死，是不值得的。从儒家，孔子的教导来看，我们为了理想、道义、信仰而死，才是死得其所。所以，我们应该来认识如何死，什么是正确的死。子贡请教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讲足兵，足食，讲信。子贡问如果要去掉一项，该去掉什么？孔子答：“去兵。”如果再不得已去掉一个，去食。子贡问为何这样选择，孔子答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5]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民如果对政府没有信心的话，政府就无法继续下去，如果要有政，那么就要有信，所谓讲信即讲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儒家是重道德、重诚信的。
其三，建立什么样生死观。生命为何而活？是为了理想，事业，否则人生也将毫无意义。到底如何做人，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孟子讲到过人和禽兽的差别就只有一点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如何增值自己的道德情操，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深切思考的问题。所以对待生死问题，就应该有明确的认识，正确的生死观。《周易·乾·文言》中讲到要知进，知退，知存，知亡，这才是圣人。如果只是知“进、存、得”这单方面，而不知道“退、亡、丧”，则无法成圣。“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人要在生死、存亡两方面平衡。人要有忧患意识，知存思亡，知得思丧，知安思危。儒家是很强调忧患意识的，《周易·系辞》中讲，《易》是忧患之作，是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以上讲的是生命的问题，关系到生和死，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有清楚的认识。
二、命运的把握
对命运，现代很多人看的很重，四处算命算卦，看面相、手相等。《易经》在夏商周之时，祭祀、战争、筑城、封侯等大事都是通过占卜，此为占卜之书。所以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这本书没有被焚毁。到了汉武帝之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周易》成为六经之首，地位得到了提高。因为《周易》之中的“十翼”，相传为孔子所做，这便从卜筮之书提升到哲学的地位。而民间仍然利用此书占卜，看风水方位等等，为何此种现象几千年来并未间断？因为人们都是想在行为之前知道结果的吉凶。对行为的结果的预测这个方面，就由算卦算命来完成，所以算命这种现象就延续下来。
命，是必然性的问题，生和死，人生来就要死，这个大限是无法逃脱的。而运，是具有偶然性的，机遇、时机、时运，命和运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诗经·大明》上讲，“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在古代，天是发命令的，根据王的统治好坏而发指令。汉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对汉武帝提出问题的对策。他讲到，皇帝如果犯错，第一次犯错，上天对皇帝谴告，第二次就发生灾祸，第三次就是要皇帝下台。[6]“在古代，皇帝是万人之上，唯我独尊的，如何限制和控制，监督制约皇帝呢？这就需要天。天有最大的权力，天子乃天之子，要用天无限的权力和威力来限制皇帝的皇权。董仲舒所用的方法是非常好的。儒家思想当中，对人的命运，一方面认为是不可控制的，另一方面认为是可控制的。《论语》中讲到，有一次司马牛忧愁地讲到，自己没有兄弟姐妹，很孤独。子夏回答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子夏告诉他，只要他做得好，四海之内皆兄弟。[7]这里的“死生有命”的命是不可抗拒的，有其必然性。而“富贵在天”，是说我们可以靠自己努力改变的。《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并不去控制和言说，孔子既讲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讲知天命，即天命是可以认知的，“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换言之，知命就可以凭自己努力、争取命，如富贵是可以自己争取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孔子所讲的以下内容。有一次公伯寮对季氏讲子路的坏话，孔子的弟子子服景伯就告诉了孔子，问是否要将公伯寮杀掉，孔子答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8]孔子的意思是说，自己的主张能否被采用或者被废弃，这都是命，而公伯寮并不能决定，这都是命定的，孔子是承认有命的。
现在讲命运的运。运有人运、国运、世运之分，等等。现在我们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的孩子会问，我为什么出生在贫穷的家庭，出生在农村，为什么不出生在富人家，出生在大城市？父母是无法作答的。孩子出生的环境自己是无法决定和选择的，这是必然性的命；但是后天的环境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很多农村子弟，贫穷子弟，却事业成功，达到了富或贵的状态。这就是说，人的运，是可以通过努力奋斗来达到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单去追究命的必然性，而去追究“运”，反省自己做的好不好，做到位没有。现代年轻人遇到很多压力和问题，都要好好的反省。例如比尔·盖茨，李嘉诚，他们的成就和事业都是通过自己努力而得到的，人有贫贱、夭寿、吉凶、祸福的运，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我们可以说，命是可以知的。孔子讲过，君子对天命要敬畏，小人是不敬畏天命的。畏天命，是讲人要有一种精神寄托，要敬畏天命，人要给自己的灵魂以安顿之所。这种敬畏，儒家有很多种说法，例如“慎终追远”，“神道设教”，这就是一种宗教性的精神寄托，精神的家园。孔子所讲是说不仅是要敬畏，而且要知天命。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只有认识天，才能信仰它。那么如何知天命？《周易》有言：“穷理尽性而至于命。”我们应该顺性命之理，格物就是要认识此物。如何格物穷理呢？有个这样的例子，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年轻之时在他父亲北京家里“格竹子”的轶事。王阳明和其钱氏朋友格院中竹子之理，先是其朋友格竹子，在竹子前观察三天三夜，却病倒了。王阳明见状，也亲自去格竹子，试图认识竹子之理，有七天七夜，也以病倒告终。后世冯友兰在《新理学》中，问：是飞机在前，还是飞机之理在前？当时他认为原理在前，后来他学了实践论，认为理在事中，而不是理在事先了，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王阳明在格竹子失败之后读了很多书，儒释道各类书籍均有涉猎，最后得出来结论，原来理在心中。就像禅宗有言，佛在哪里？佛在心中。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当然这只是王阳明的看法，我们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不同见解。格物穷理，格物之后才能掌握事物的理，认识事物的性质，而至于命，才能掌握事物的规律性。所以，如何认识命，认识规律和必然性？必须通过自我的辛苦追求，掌握实际情况和事物的性质，才能把握事物的规律。这种必然的规律性，是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掌握的，但是很多事情往往违反规律。荀子讲：“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这就是说，能否掌握机遇，这是运，这就是时机。现在是我们国家很好的发展机遇期，那么如何掌握这个时机呢？那么就需要对这个机遇有个很好的认识，加以掌握。运都是偶然的，不加以掌握就会错过。
南北朝之时的梁朝，萧子良和范缜有一场因果问题的辩论。范缜说：一棵树上桃花同时开了，人生如树花同发，当一阵风吹过，花儿落在不同处，有的落在锦绣的床上，有的落在粪坑里。萧子良就像是被吹落在非常华丽的席子上的花，而自己则是后者。吹落在哪里并不决定未来，这是一种运气。但是运是会发生变化的。[9]就像今天的富二代官二代，并不见得他们的命运比穷二代幸福，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的儿子虽出身好，但并不见得多么幸福。我们要靠自己来奋斗，不能依赖父母。在国外很多子女都是到18岁就独立，自己打工赚学费，生活独立。我们中国的子女很长时间都是依靠父母的，上大学，结婚生子，都是依靠着父母，这是不能培养人才的方法。时运机遇都是靠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掌握的，就是要亲自格物穷理，掌握自己的命运。如何掌握自己的运，荀子讲“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这就是说如果增强农业生产，而且日用节俭，天就不会使你贫穷。如果好吃懒做，就不可能丰衣足食。这都是说运要靠自己掌握。从这个层面看，人的财富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事业的成功，也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命运的运，可以这样定义：运是人的生命是在创造和赖以存在的情境互动当中，所构成的一种生命状态和生命历程的智慧。这是一种机运、偶遇和机遇，具有偶遇的偶然性。人们凭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勤劳，唯变所适地掌握机遇、时运、机运，以改变贫富贵贱、吉凶祸福、成败得失的生存状态。
三、生活的享受
我们讲生活，人该如何生活，这是人生的内涵。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活尽管五彩缤纷，但充满了变数，生活不是自然而然的得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人一生下来第一声是什么？是哭声，而不是笑，这就意味着一生中有困难、悲哀、挫折，甚至是被人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这一生是在困难、痛苦、曲折中度过的。人的一生遇不到任何挫折、困难，不受打击，是不可能的。人一出生就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是在压力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人的生活，首先应该想到困难和挫折，做好心理准备。否则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得忧郁症、自杀等等情况。遇到问题，也会很难处理。有人讲一些人遇到这样的压力，如“考奴、票子奴、房奴、车奴、官奴”。我们应该从这些压力中走出来，不要让这些压力湮灭了创造性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我们讲应该如何生活，有以下几点：
第一，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加给别人，例如，我不要战争，也不要把战争加给别人，我不要痛苦也不要给别人痛苦。这对于国家和个人都是普遍价值。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无加诸人。”这里我得到一个启发，父母不要强加给孩子一些自己的想法。不要把自己的需求和压力加给孩子，要和孩子做朋友。孔子还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讲仁爱，就是自己想立起来，就让别人立起来；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孔子讲三十而立，自己成功立业了，也让别人成功立业。例如，在企业竞争对手之间，不能相互排挤，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不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而是将对方的存在当做自己创新和前进的推动力。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样适用于国家和个人，自己独立了，也要帮助他国、他人独立；自己发达了，也要帮助他国、他人发达。现在我们讲互利共赢，也是这个道理。而有些国家发达了，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这是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思想有种博大的胸怀，是多元的，宽容的，是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所在。以现实国家交往为例，我们中国人口众多，中国人有饭吃，经济发达了，本身就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一种稳定因素。中国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对世界的贡献，而且我们发达起来也帮助其他不发达国家发展。
第二，和谐相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论语·学而》中讲“礼之用，和为贵”。和是最可贵的。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应该不同而保持和谐。但是小人，同而不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儒家是强调和谐相处的，如今我们国家提出的国际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这是构建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则。从国家到世界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家庭“家和万事兴”；贸易交往活动“和气生财”；国家团体“和衷共济”；人与人之间“和气致祥”。个人、家庭、国家、世界都需要“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讲安定团结，只有安定团结、和谐的环境下才能发展经济，国家才能强大兴旺起来。
第三，言而有信，要讲诚信。孔子讲“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讲话要求诚信，行为必求结果。“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即使是到了蛮夷之地，也该这样做。现代社会有很多不诚信的现象，例如毒大米，毒牛奶等现象，这不仅仅存在于我们国家，在很多其他国家也存在。这都是不讲诚信，而诚信是最重要的。孔子谈到“自古人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任何人、团体、企业、机构不讲信，没有道德，那是无法立足于世的，无信不立。诚信非常重要，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0]这是天道、人道的问题。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就是说，财富和官爵，这是人人都愿意得到的，但是如果不以正道得到的话，则不能要。要靠正道来得到，升官要靠行政能力，百姓拥护，而非歪门邪道。贫与贱，这都是大家不希望得到的，如果要是去掉它们，用的不是正道，那么也是不行的，这是做人的重要原则。我们该如何获得我们所欲要得到的，要靠正道，即符合道德的正当的途径和方法。
第四，要严于律己。孔子讲“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就是要修身，修养自己，严肃认真，使人安乐，使百姓能安身立命。所以《中庸》讲不论天子还是庶人，都是要以修身为本。《大学》中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1]，这是其八条目。首先要格物致知，然后意识和思想要诚实，心要正，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是要从修身做起。有一次，诏朱熹为侍讲，朱熹从长沙回到杭州，朋友问朱熹，你给皇帝讲什么，他说讲“正心诚意”。朋友说皇帝肯定不爱听。皇帝只听了40天，就斥退了朱熹。正心诚意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孔子才强调修己，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安百姓、安国家。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领导一定要正。孔子曰：“政者，正也。”为政治国就是要端正，这是十分重要的。上正下才能正，上不正，下效而行，国将亡。
第五，怎样生活才能幸福快乐。如何获得幸福快乐呢？所谓孔颜之乐，乐什么？孔子讲，颜渊住在一个很破旧的巷子里，一盒饭，一瓢水，这都是别人无法忍受的，但是颜渊却很快乐。他为什么不改其乐？因为他乐在求道。后来宋代的程颐作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说颜渊为学以至圣人之道的快乐。孔子有言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学习求道，这就是很快乐的事情。孔子说，即使我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在当中。[1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一生为了求道，为了自己的理想，尽管当时的君主没有采用他的主张，但他仍孜孜不倦地宣扬自己的学说和思想，得以至今仍得到人们的尊崇，这是不朽的。孔子一生没有很大的功业，却得以立言流传，留给后世精神财富和巨大的启发。所以人们不应该总是追求肉体的生命，更应该追求价值生命，道德生命。肉体生命是要过去的，要消灭的，而价值生命和道德生命是会留存下来的。《论语·述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用力求道，忘了一切的忧愁。
快乐的生活，孔子讲到有三种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乐，乐晏乐，损矣。”（《论语·季氏》）第一乐，当时在国家动乱、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如果礼乐文化得到协调，这是一种快乐，人生活在和平的协调的环境中，是会很快乐的。第二种快乐，多言别人的好处，而不去讲别人的坏处。别人好的方面，我就加以学习，而不是嫉妒诽谤。是交有益的朋友，即交善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至于有害的快乐。第一，不要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洋洋得意，骄傲看不起人，这不是真正的快乐。骄傲放肆，丧失理智，危害他人的快乐；第二，不要总是逸乐，悠悠荡荡，优哉游哉，无所事事，这种快乐是虚度年华，并不是真正的快乐。游手懒惰，在危害自己的青春生命；第三，就是吃吃喝喝，荒淫无度，这种乐只是暂时的，并不是真正的快乐。灯红酒绿，易贪赃枉法。这样，孔子就对快乐加以了区别。人们应该保持正确的快乐观、幸福观，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不可求一时的快乐，而应该追求长远的快乐幸福。
注释：
[1]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长着狮子躯干、女人头面的有翼怪兽。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向过路人出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如果路人猜不出，就被害死。俄狄浦斯猜中了谜底是人，斯芬克斯羞惭跳崖而死。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庸》，中华书局1980年版。
[5]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6]“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7]“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8]“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9]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范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
[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庸》，中华书局1980年版。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