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崛起和柏拉图的衰落/李瑞智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4-15 18:03:05 阅读：次
Reg Little(李瑞智)
内容提要：21世纪西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政府管理等出现诸多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一证明了柏拉图思想已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亚洲东南亚国家经济正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兴领导力量。这一全球新局势否定了历来由西方思想引领政治和经济的权威性，同时在全球秩序发生转变的紧要关头日益彰显了儒家思想传统和儒家管理的智慧和优势，也给新儒学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然，新儒学运动同时也面临着西方根深蒂固的柏拉图思想的严峻挑战。如何让人们意识到当今世界局势发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并让更多非汉语国家和没有经典学习传统、不懂儒学文化价值和经验的地区的人们开始认识、了解儒家思想的价值并借其智慧解决自身已出现的问题促进东西方共同发展已成为当今全球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普世价值、新儒学、崛起、衰落、挑战
作者简介：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原澳大利亚外交官，国际儒联副会长。
总述
儒家思想和行为让东南亚地区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兴领导力量。虽然有点姗姗来迟，但已开始让人刮目相看了。这种形势实际还否定了历来由西方思想引领政治和经济的权威性。也正是这种西方柏拉图思想传统，建立了以往数百年来英美全球秩序。从根本上说，东方的儒家文化，是务实、视情况而定、整体和经验性的，而柏拉图思想却是抽象、普世、简单化和单线理性的。
儒家传统被受过高等教育且接受过专业的行政和商业训练的精英阶层所践行。相比之下，柏拉图思想更多的是教士阶层的一种工具，他们首先制定罗马教会的教义和信条，欧洲启蒙运动之后，他们经常装扮成“专业的经济学家”，替西方善于谋算的金融和公司的强权服务。这种西方传统举着“文明”的旗号，在公司组织和科学侵略上通过开拓、创新来占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却输给了更机智、更有战略素养的亚洲儒家精英。有趣的是，在西方占据几个世纪的主导地位之后，儒家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潜意识与传统经验的结合，而非外在显性的。
理解和处理这两种矛盾的思想和行为，将在全球秩序发生转变的关头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要从对西方柏拉图思想传统的“普世价值”的依赖到适应东方儒家式的金融与经济权威。尽管西方对这点表现出急切、蓄意、虚伪的否认，可儒家思想还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证明了自己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上的优势。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现实经验的战略，这种战略素养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之中。观察西方宣称的其优越性的所有形式和方方面面。同时，采取缜密的行动，从西方思想信仰系统的明显漏洞中获利。西方信仰植根于简单化的抽象与理性之中，错误地宣称其超绝性、普世性的强权形式，致使变成其真正的缺陷。
然而，21世纪的新儒学运动是对更为传统的儒家教育形式进行再评价、再建构、再调整的开始。这一趋势会随着欧美金融、经济和政治的衰退而日益明显。此外，人们对西方大利益集团谋取暴利和理论科学给环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的日益觉醒，会导致像《论语》、《道德经》、《易经》所倡导的更全面的商业、技术文化的强大的复兴。
新儒学运动将面临两方面的机遇和挑战。第一、在中国和亚洲其些地方儿童经典诵读的学习方式已悄然复兴。第二、让那些非汉语国家和没有经典学习传统、不懂儒学文化价值和经验的地区的人们也享有类似的机会。对于一个准备工作做得并不充分的全球社会来说迫切需要提前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亚洲的崛起和西方思想的危机
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大主要的对立力量已经在全球发生变化。学术研究并不能很好地确认这一点。一般来讲，主流学术工作必须在严格规定的抽象框架内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被数百年来英美全球秩序和权威所控制。在这半个世纪里出现的很多最重要的问题都被故意避免了。主流学术工作的限制现在已经开始从根本上削弱西方领导人在21世纪管理他们未来的能力。
这种来自一个由丰富的中国经典和优良的教育传统形成的中国文明的主要的能量改变了世界 。在关键方式上，这是由东亚和东南亚的行政和商业精英共享的。这里的人口超过20亿。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能力，高科技制造业技能和财政储备。
第二能量来源于危机中的西方文明，不良的思想发展的习惯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和政治行动的形式 ，却越来越适得其反。西方教育标准和理论习惯一直缺乏智力训练、知识基础、丰富的文化和微妙的共同战略，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总能在中华文明里找到其影响力。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品质在亚洲国家政府已经普及，但在西方学术界和国家政府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我们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西方思想缺乏解决21世纪根本挑战的特质。这些挑战包括以不破坏人类环境和健康为前提的在全球市场和经济生产力的竞争。中国思想已经在第一个挑战上证明了自己，并且将在第二个挑战上让人们看到更大的希望。
现在的西方是以危机中的柏拉图思想传统为特征的。这一传统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西方传统开创性的哲学家---柏拉图。Tarnas在他所著的《西方思想的激情：理解塑造了我们世界观的思想》里承认柏拉图式的形式表示我们常规方法现实的深刻变化。后来，他证明了基督教的普世性和成功、有效的传播及其哲学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这个希腊思想传统。中世纪罗马教会的教义和教条利用根深蒂固的直觉思维，在先验和“普世”的真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直观的基督教的合理化论证的精细结构与信仰习惯。
他同时也表明在现实世界中这些论证导致了宗教、哲学甚至科学都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尽管古代断言柏拉图形式仅仅是人类头脑创造的不完美的抽象概念。他们总是随机地随着个人利益的无限可能性发展着。
在西方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流行的政治话语已经开始对西方传统思想关键方面的重大缺陷开始妥协。因此，欧洲启蒙运动的“普世价值”仍为更多的政治修辞提供基础。此外，他们进一步鼓励和合法化倾向于抽象的理性思维或直线思维。这是特别的经济理论的案例，同时给有着更灵活策略的亚洲领导人创造了很多机会。持续遵守衰退中的英美世界秩序中被标榜为“普世价值”的规则。进一步削弱西方，禁止任何有关思想的系统问题的流行的。抽象、普世、简单化和单线理性的西方柏拉图思想传统的持续影响正在迅速导致某种形式的衰落。
此外，在东方（除印度次大陆（指今印度共和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缅甸）以外）灵活且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传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思想的起源早于孔子诞生数千年，留下了很多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经典著作，和儒学著作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经典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思想也在不断变得更丰富。所有这一切在全球范围内被没有竞争的、严密的教育理念所保护。自20世纪中叶以来，这种思想就和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密切结合，往往这些国家也成为了最稳定的政体。
从根本上来讲，东方的儒家思想是务实、视情况而定、整体和经验性的。在不同的方面，《论语》、《道德经》、《易经》这些经典更突显了具有先验性的、普世权威的柏拉图式观念的不足。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里，它们从思想和心灵上给生命的基本面和不可预见性提供永恒的滋养和引导。他们不反对承认人类经验和思想的模式，但同时也提防对在西方受青睐的、恒久不变的理性结构的简单依赖。
简单地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伟大的从西到东，或者说从占主导地位的柏拉图思想到普遍的儒家思想的全球大变革时代。现在，全世界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他们生活的很多方面被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和所影响的范围所改变。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认识到正是儒家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带来了这些显著的变化。
管理者vs知识分子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的行政和商业精英阶层通过其精明的混合政治和经济策略，使儒家世界具有新的活力，这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西方是没有出现过的。在西方，一些常设的官僚机构模仿中国行政传统的一些特点，但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包括在教育准备上缺乏足够的严谨、文化自信的缺失、管理政治的连贯性打击、在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过程中对固有危险的历史意识的不足、由于对理性的刻板印象的过度依赖的整体战略的天真、附属于一个多变的、狡诈的没有终极权威的政治阶层。当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也可以找到例外，但他们会应用合理的准确性来对待对比行为的质询。例如：英国和美国站在一方，日本和中日站在对比的另一方。
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周期和方式随意决定任何战略方向的终断与否以及对已经明确的长期目标的任意破坏。相反，无论是日本的资本主义民主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都没有偏离国家战略的强烈意识和被一群具有凝聚力的管理精英制定的目标。
有些人可能会用日本20年的“经济衰退”来反驳这种说法。但忽略了一个事实：日本利用这次“经济衰退”建立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大大提高了生活质量。对许多战略性高科技材料和零部件生产进行了垄断控制，对其经济进行了微妙的重新定位和重组。
西方的民主政府处在无情的柏拉图传统的抽象理性的政治颤振中心。东方儒家管理，即使是在民主形式的日本，也观察一些容易辨认的正统观念，同时注重实现小的主要目标和慎重的策略。
在90年代早期，日本非根本性地改变了这种行为的外在形式。试图缓解美国担心的“日本第一”的言论。在过去十年，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同一主题的变化形式----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最少的政治角逐。
至关重要的是，日本和中国利用政府控制和战略管理中央银行，近年来建立了庞大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同时给他们带来了重大的金融影响力，这也促进甚至引发西方的超支和即将破产。
西方的无情且故作姿态的“普世价值”，例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律和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伪善的且运用它们来为自己谋利。西方柏拉图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似乎对东方儒家的实用性精英人才没有需求，也不愿意培养他们。这个谜语的答案可能可以从基督教的精神世界到金融和企业精英的世俗的世界的西方“普世价值”的转变中找到。
结果，不仅“普世价值”对超验权威做出虚假的柏拉图宣言，而且这些宣言都是被从操纵大众思想所获得的金融回报来控制的。当然，这只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未来主义的”小说《1984》中对世界的一种讽刺。不幸的是，在西方，它们的金融和企业权力经纪人没有研究或了解儒家的世界和它的精英素质。结果，他们允许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傀儡一次又一次地犯战略错误。
西方肤浅的唯智论的矛盾点让柏拉图“普世价值”有着广泛的吸引力，而关注儒家战略成功的东方精英实例的并不多。从一个重要的程度上来讲，这种欣赏上的差异已经成为儒家世界的战略优势。因为“普世价值”失去了它们的信誉，他们需要另一种可选择的、易懂的、流行的风气，来支持儒家权威公开的精英人物。
西方柏拉图思想的危机管理
因此，了解和协调东西方文化的思想和行为的争辩，将为适应全球秩序从西方柏拉图的“普世价值”到普遍的东方儒家的金融和经济权威提供关键来源。西方的绝望和故意欺诈，只会更突显儒家思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经济、技术、教育、文化活动所取得的成绩的基本事实。
在东亚受过高等教育的社区精英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个谨慎的理解，已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去提高民众的认识水平。亚洲成功的原因在中国政治思想里能找到答案。这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周朝的建立（早于柏拉图诞生500多年）。在姜太公所著的《六韬》里的12民事攻势，对于周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对方的性格弱点，以智取胜、以弱胜强。
英美权利的性格弱点，首先是从各种形式的帝国特权不劳而获地获取财富，导致对国外借款和无价值的纸币的日益依赖，没有经济生产能力维持现有的社会。一些政治上的期望甚至让西方经济体正面临破产的威胁。西方的优越感和对简单抽象及理性知识的信念错误地断言某种形式的超越性和普世权威增加了它的脆弱性。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柏拉图式的“普世价值”连同过去两个世纪的很多全球思潮都将名誉扫地。它们缺少能与中国经典古籍相比较的东西。随着对历史教训的深刻理解，会发现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将加剧对神话或者“普世价值”的心理依赖，像发展、创新和科学一样，所有这一切都被粗暴地用来构建英美全球秩序。
此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一直用“知识种族隔离”的形式来强化它的优势和突显其他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劣势。西方政权是建立在商业侵略、科学开发和军事部署上的，它也有效地培养了自己作为启蒙文化力的形象。这让很多人很难支持“西方或柏拉图思想是被东方儒家思想在混乱中遗留下的”这一概念。应对这种怀疑，重要的是要认清是什么让西方挑战了曾经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中国。中国的领导优势用错了地方，如周朝的衰落。但更重要的是西方两个相对简单的创新吸引了中国和很多其他毫无准备的国家。
首先是企业制度创新。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动员大量以前的雇员，在世界各地进行抢劫和掠夺。这样的做法有个特别的优势：对于国家和政治领导几乎没有成本或风险，它由私人企业和资本来承担。欧洲以外的人对这种新形式的企业和征服完全没有准备。当传教士精神动员将这种前所未有的商业企业作为一种高尚的文化使命时，对非欧洲人就更加不利了。这将使如果不是基督教义就是启蒙运动的柏拉图式的思想让人变得落后或不文明，从而进一步加强对“知识种族隔离”的信念。
第二个创新是积极开发利用煤和石油的化石燃料。这些丰富、浓缩的新能量转化为新的军事力量形式。这种优势一直被极度保护着，直到最近，英美公司垄断了全球的石油供应。而且这种垄断的环境和其他费用都很难明确。
重要的是要明白公司已成为主导西方经济学说、教条、行为的形成和制定西方民主政府政策的重要影响力。这一事实也能作为最近几年来亚洲儒家经济崛起的明显证据。亚洲已经建立了一个模式来挑战和否定企业在不发达的地区进行财富掠夺的行为。首先驱使企业对殖民地财富掠夺进行不懈努力的是一些腐败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而，后来这些战略受到挑战，公司被迫向内转，通过多种战略利用国内群体寻求利润最大化。如:通过有害的加工食品、合成药物、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创新的金融欺诈形式来谋取暴利。
在儒家的国家管理这些破坏性能量的一种重要工具就是 “选择性执法”，Eamonn Fingleton在他所著的《龙颚之下：即将到来的中国时代下的美国命运》（In The Jaws of the Dragon: America’s Fate in the Coming Era of Chinese Dominance）一书中提到过。这给了儒家管理者用纪律和战略管理公司的能力，使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在美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公司会通过公开购买来获取任何他们需要的政治和法律的影响力。在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对于这一儒家或法家的有效战略的运用，可能已经成为控制西方思想出现的当代危机的主要因素。它强调了在当今世界公司的压倒性的力量和柏拉图思想里的一个重要的漏洞：对一种轻率形式和对战略无能的心里服从的依赖。除了对短期目标的和狭隘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以外，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已经允许这些思想和行为小范围的出现。在这些国际的领导人开始接受追求卓越的、操作性强的、具备动态思维的儒家传统教育以前，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在某些方面可以确定的是西方遇到的这些两难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当根深蒂固的特权产生了缺乏战略领导才能的、不称职的领导从而导致朝代终结时也遇到过。有三个关键点来回顾这种相似情况。第一，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英美帝国秩序也取得过前所未有的显著的成就。第二，提醒中国记住各种“帝国终结”的教训；第三，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给全世界带来的改变有利有弊，但却没有被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因为执政权力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已经弱化了。这第三点最有可能成为定义新儒学的最大的优势。
21世纪的新儒学
随着中国将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力量，上面说的最后一点将定义新儒学的内涵。与很多期望相左的是，最重要的挑战将不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采纳、吸收和适应，而是重新评估这些“价值观”和遗留问题。它们对环境、有机生态、人类健康，甚至现代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危害越来越明显。当代美国在政治、军事、金融、经济、医疗和食品方面所犯的愚蠢的错误成为了在网上被评论得最多的话题。很清楚，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人类的生活已经严重受到了影响，即使他们产生了大量的企业利润。
21世纪的新儒学将要解决当代广泛存在的并不是传统的儒家理论、儒家管理者关注的问题。幸运的是，“儒家传统”或者说“儒家思想”已反映在中国古代经典里，最大范围地涵盖了可能存在的问题。像《论语》、《道德经》、《易经》等中国经典也许是世界上最成熟和先进的教育和管理文化。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儒学传统”在当今的影响力。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被其影响塑造，其后果之一就是很容易被儒家传统的当代性所混淆。特别是与那些柏拉图的观念相互影响时。例如，在今天的亚洲，很多被标榜为“知识分子”的人，几乎都受到柏拉图抽象知识而不是受具备历史经验、智慧的、实践性强的儒家传统的影响。
弄清“儒学”“儒家传统”、“儒家思想”、“中国古代经典”这四个概念很重要，但是也有点困难。因为评论家有时会在对其赞美、理解和解释的部分和那些嘲弄、批评和否定的部分产生分歧。
这些分歧和混乱可能会得到解决。然而，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些地区的行政和金融精英将越来越多地受儒家教育、思想和教育的影响。这一过程将会成为全球强国里的重大变化。对这些精英将会有更多战略技能方面的要求。在过去半个世纪经验的基础上有很多证据证明那些艰难的挑战都能被有效的管理方式所解决。
问题将会来自于在西方极少有人能接受这种儒家强大的过程。甚至更少的人会理解这种文化的智慧。西方将有部分公司会从西方正统的领域向新的方向转型。像一直都在被走向衰落的西方滥用的像民主、法治、人权、平等等政治原则，一定会被重新评估和重新定义。更重要的是，西方医药、食品加工、化学农业和科学模式都将成为重新审视、重新评估和重新发明的对像。
西方的基本问题是企业利润的动机核心、以何种方式采取民主法治进程的命令及越来越忽视健康和其产品的环境后果。这些问题已经被定义了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和技术的柏拉图的抽象和理性混合了。为了追求特定的目标不顾一切后果。
部分问题源于这样的事实那些侵略性的企业和科学创新已成为英美全球秩序的建立和兴起的根本。因此，这两种形式的创新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活力和经济进步神话的基本素质。这遮掩了亚洲儒学的成功模式对西方文化提出的在这些方面产生的严重问题。亚洲儒家成功的这些公司一直受到儒家的科学管理，并且有自己的纪律和战略方向，比起突破和创新，他们更专注于制造改良品。事实上，靠创新走出经济衰退已成为一种绝望，像煤和页岩气的创新破坏耕地和供水系统、杀虫剂杀死那些给重要粮食作物授粉的蜜蜂种群等。
替代和更全面的文化商业和技术的复兴，可像《论语》、《道德经》、《易经》支持的那样可采取很多形式，一些会成为西方中部正统和信仰的主要挑战，尽管他们宣称柏拉图思想的超验性和普世权威。管理这种冲击将会给西方社会打击，这种将会成为新儒学的新挑战和新机遇。这将是复杂的事实，儒学传统是基于对古代文献和直觉思维习惯的背诵，相比较于西方柏拉图传统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它更是一个行政实践活动。
新儒学的基础
对上述观点的关注，会不可避免地对儒学传统和儒学思想的不同形式产生浓厚的兴趣。如果你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的话，必须审视中国儿童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受的教育。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三岁或更小的儿童采用传统的形式来背诵经典这一教育方法进行审视和评估。
从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讲，这种教育的当代利益将帮助东亚的儒家管理者和商业战略家利用简单的西方柏拉图式的观念为自己谋利。看来要证明这种学习优于西方聚焦于抽象理性的学习方式将成为可能。幼儿掌握中国经典原本正是这种无与伦比的传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整个西方对这种文化力量的无知和否认。人们不难看出，在西方处在盛世的时期已经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要尽一切可能破坏这一可能对从欧洲启蒙运动中产生的“普世价值”存在威胁的文化。
经典背诵有很多好处。其他国家没有小孩在如此小的年龄就开始学习两千多年前的经典的。
其好处列举如下：
1、 知识
中国经典诵读首先让人收获的是在人生开始阶段就可学习到丰富、广博的基本知识。事实上，追溯到数千年之前，它确保打下深厚历史感和人生事理的知识基础。汲取了《论语》、《道德经》和《易经》等经典中反映的通变思维方式，人的一生都会获得保护，都将免受将西方人俘虏的那种过于简单化、局限性思想的影响。这能够让非常年幼的孩子乐在其中。
2、判断
与之相随的另一个收获是：这种深刻的、塑造性格的知识基础是存储在一个人年幼时期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的。这个在孩童进行严肃思考和做出决定的年龄之前就已经储存好。早起成熟的自信力与相关经验的感性意识，早已为人走向生活准备唾手可得的资源。
3、 精神
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它常常被人忽视，那就是这种学习方法能给予孩子们的愉悦与心灵能量。在如此年幼之时便培养了中华文明标志性载体人物所应具备品质的潜在因素，似乎是已经赋予他们在世界寻找自己位置的轻松感。
4、学习
年幼时期养成背诵和学习经典的习惯，自然地引导儿童迈向值得一生学习的品格，让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复杂形势中居于优势，培养他们对进一步学习满怀渴望，这一过程让他们将被旁人作为负担对待的工作变为是对精神营养的追求。
5、灵活性
与西方培养僵化刻板性格不同，早期对《论语》、《道德经》和《易经》等不同经典的学习确保人得以用不同、对照的方法审视现实生活问题。在西方经济学及其他理论中的不适当抽象与单线理性的局限，在具有这种灵活能力的人面前，是可以被轻松地辨识、掌握和利用的。多样性的意识可以培养杰出的灵活思维能力，甚至它在目的是保持和谐社会关系和实行审慎个人思考礼仪行为背后也是具备的。
6、智慧
终身积累经典之中的智慧可使人们在需要它的时候立即呼之欲出，它提供了一个对付任何新挑战所需进行应对可能方法的储藏仓库，不用因为要对付出乎预料的状况而去做花费任何气力和已经来不及的寻索。经典是那么斑斓多彩、丰富无比，以致对它们所含意义的充分理解与运用只是更待数十年之后成年时期。
7、社会
儿童对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有一种轻松、坦然之感；为未来成人所负责任打下的早期基础，这是这个传统学习方法的另一个核心特征。它使得一个中国人可以轻松地融入几乎所有的群体或社会，接纳并不熟悉的价值，同时又不至于失去自我。
8、历史
对经典的诵读培养解决当代现实问题的天分。当代现实问题是处于无法想象的、最繁杂多样和丰富的人类行为记载的环境之中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问题的根本总是回归到人性上。尤其是当对进步、科学、人权及其他“普世价值”的狂热崇拜而致使很多人失去对基本人性的理解之时，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深厚而永恒的知识储备是对人可能实行的最好的保护，它可以使当下的人们避免成为难于辨认、艰于看透的贪婪力量玩偶的危险。
9、 纪律
幼年时期接受的诵读学习的规矩有利于培养人行为的社会方式，它有利于形成与他人之间的能动关系，也有利于遵守礼仪形式，而且在遵守礼仪形式同时不失去人格与思想个性特点。尤其是在对很体现西方政治意见与辩论特点的有关个人人权、自由的大肆误导宣传的现实条件下，它非常有效。它还可以培养无可比拟地持重的工作伦理，能够让人投身到为了一种目标，能够让人带着目的工作，以务实的方法实现目的。
10、语言
早期的大量背诵有利于掌握对语言使用（古籍经典和成语的使用）的精炼有素与有效方法。它为培养进行高层次和深入表达沟通能力奠定基础。这也赋予人们接受其他语言训练的能力；因此，这种背诵式的学习模式是价值无比的。
即使背诵的不是中国经典，单纯背诵式的学习方法也是有好处的。
1、愉快 背诵可以鼓励学习者通过吟诵或者与班上其他同学一起大声朗读来获得学习的愉悦感。即使他们以后走向了社会，这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来学习。
2、直觉 可以培养他们从对最初并不熟悉的文本的学习和掌握中得到的回报---直觉的理解力，这样可以让他们产生学习的欲望。能够让一个人在未来成长的过程中内心孕育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凭借成熟的直觉做出正确的人生判断的能力。
3、自信 在一个积极的、有教养的环境里，养成对学习的自信心会成为一种根本的收获。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人很自然的部分。对别人来讲看起来是艰巨挑战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就像漫步在越来越熟悉的存储着智慧的秘密花园里。
4、信任 可以让孩子尽早树立向古代先贤学习的信心，鼓励他们成为成熟的人且承担更多成人的责任。
5、专注 这种教育方式的日常习惯和轻松的专业培养往往会激发一个人一生的学习兴趣，这是一种训练有素的专注的行为。
6、习惯 这种自律学习的形式有助于社会和个人其他纪律形式的养成，使年轻人在年幼的时候养成好的行为习惯，这能让他们懂得如何和别人相处。
上面列举的素质是深刻的，是对性格和生命的定义。虽然这还不是今日亚洲或中国儿童教育的通用标准，但在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地方存在着致力于培养具备以上素质的孩子的学校。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的学校会越来越普及、数量会越来越多。另外，虽然在体制内的学校里没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有些家庭还是会在家里保留这样的背诵习惯。
对这种教育方式的广泛理解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否则，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只有少部分人才能接近这种长期以来形成中国文明且正在改变全球文明的深刻教育类型。这种挑战在被传统实践和智慧影响的亚洲可能能被很好的理解和管理，但在大多数非亚洲国家无法做到。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传统同时被训练得瞧不起背诵的学习方式并且贬低对历史认真研究的价值。他们不仅在教育阶层的竞争技能、知识、智慧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也没法对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许多西方的创新出现后，理解亚洲振兴的原因。
像《论语》、《道德经》、《易经》等中国经典培养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鼓励医学和科学的发展，远没有西方习俗那么教条和武断。西方习俗以各种方式，提出关于企业专利和公司实践的质疑，鼓励一个贪婪的垄断市场的商业文化。在农业、食品、医药、能源等重要产业谋取高额利润。而儒家管理已经显示出了掌控和制定战略的能力，并且尊重公司，这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是绝不可能的。而且从医学、科学和技术获益的灵感来源于中国经典这一事实已经越来越明显。少数一些西方经济体可能有一些必要的制度、价值和教育结构来竞争。
现在对不同国家将如何应对和管理这种挑战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受过儒家良好教育的行政和商业精英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好处。此外，1945年以后的日本是除中国以外的能借鉴儒家传统和思想的国家，并且推进了中国的领导地位。在儒家传统和思想定义了卓越的标准和行为的具有竞争前景的世界里，给了那些最初感到沮丧不已的国家一个重要的教训。
当然，显而易见的，非亚洲地区的人们将面临比日本更大的挑战。他们没有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基础，他们对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没有感知。他们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对儒家思想和价值敌对的文化传统。然而，这些都不能改变前方将面临的挑战的特征。如果你不能使用一种基于字符的语言，不能用中国经典博大精深的内涵来影响你的思想和行为，那么在正快速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金融资本的中心做生意会很困难。
今天全世界的教育普遍存在英语语言维度，很多功能学科在柏拉图思想文化里形成。中国金融、贸易、科技、文化成功的影响无处不在。在过去没有被儒家思想影响的人至少需要背诵一些长期以来形成了东亚文明的中国经典。当代西方教育的正统观念似乎会觉得这些想法很离谱，但这些仅仅是对那些已经明确的、不可逆转的趋势的后果的反思。
或许有人会软化这种投射到未来的注意力。在西方已经有多种不同的声音主张拒绝西方主流的柏拉图式的观念。这些“正确的”柏拉图式的观念，用他们假装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加工食品、合成药物、化学农业、环境破坏、无知媒体、因循守旧的学术环境、自我毁灭性的战争中干了很多坏事、很多人都带着绝望在一个似乎无望的企业迷宫里寻找出路。
用创新的电子媒体来展现中国传统思想作为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困境的办法，将为所有文化下的人们的利益服务。这一战略需要多种语言来支持。然而，最重要且最困难的是，这将需要在前面通过实践和公众的中国的创意，采用必要且务实的办法来解决在中国发生的问题，这是近几十年来西方柏拉图式的正统做得不理想的方面。没有必要再去注意那些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会有很大贡献价值的方式。然而，任何此类改革活动都将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利益承诺，这个经常被称作“美国模式”。
结论
如果一个看上去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深受作为世界领先的全球权力的中国崛起的广泛影响，在一个亚洲以外的没有几个人在幼年时期背诵过中国经典的世界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3岁儿童身上开展实施这样的计划是一项至少要等30年才能得到回报的投资。为了便于观察整个过渡的情况，中国可能会隐性地支持摇摇欲坠的英美全球秩序，确保这30年里21世纪的美国政策不产生反作用。但事实上，他们有效地破坏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似乎正在快速的接近一个时代：我们将会看到在西方，美元不再是世界储备货币，出现破产和生产能力不足的现象。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知之甚少的中国权威的兴起，将给全球造成威胁。1945年后的国际组织、北约的军事影响力、伦敦和纽约的金融中心可能会突然变得功能失调，仅仅成为历史注脚。他们的生存将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管理过渡的欲望、取决于美国教育和中国的影响、取决于中国在寻求避免受到美国模式下的食物、医药、科学甚至更多方面更大伤害的办法时的判断力。换句话说，一些表面上的英美全球秩序似乎不可能再延续。结果，那些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将面临采取紧急措施、对未来准备权益之计，这些都似乎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个含义是目前许多西方教育规范是由失败的柏拉图传统思想形成的。这样的结果破坏了政治、社会、经济，必须成为认真讨论和评论的对象。然而，回避这种做法，只会导致长期的更严重的困难。残酷的事实是，在西方，几乎没有人为这种可预见的未来做准备。矛盾的是，中国和亚洲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中国人和亚洲人在不自觉地、直观地实践儒家思想和价值观。
第三个含义是正在复兴的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将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对最近发生的好事和坏事做重新评估。西方的食品、医药、农业和科学 将在《论语》、《道德经》、《易经》等经典的驱动下得到大幅评估。这将让大家越来越认识到需要通过对西方的文化侵略、短期、狭隘的重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重新评估来扭转其对环境、对人类健康所带来的危害。换句话说，美国模式可能会成为越来越负面的重新评估的对象。
第四个含义是即将到来的全球文化影响力的重大变化将导致人们背诵中国的经典的需求日益增加。即使反应会因国、因地区而异，但相信全世界都会越来越关注这种教育形式的成效。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寻找合格的教师。这种挑战首先会出现在中国，然后会扩大到全世界。先行者会更获益。
其实，在这个话题上还有很多可以分享。这里提出的问题将会触及最偏远地区和世界上被庇护的人们的生活。这不是因为儒家的野心或布道，而是因为英美全球秩序的动态已经让人们变得不快乐、不甘心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日本、韩国的主要儒家社区没有寻求这种参与，但被西方公司伪装成文明使命的野心强迫参与其中了。也许真正的文明使命才刚刚开始，但它是儒家的智慧而不是柏拉图式的。
怎么会这样？这是对柏拉图思想优缺点的一种思考。就像中世纪罗马教会展示的，新柏拉图理想的理性抽象可以用来定义教条形式控制人的思想。在欧洲，他们创造了一种宗教和文化形式的统一。欧洲启蒙运动使用类似的策略，围绕“普世价值”来发展他们的教条和学说，例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进一步控制人的思想。这段时期，这些价值观让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实现了统一。后来他们也试图把这种统一扩展到别的国家和地区。
一些评论指出，这些“普世价值”已经被谨慎地隐藏在西方金融和企业实体里的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所消遣，通常是那些很强大的代际家庭。从这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些“普世价值”和相关的经济教条形式定义了政治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价值观、教义和信条与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 1984》里描写的关于一个暴君、极权主义的未来对洗脑的讽刺有很多相似之处，即所有的思想都出自一个强大的“老大”。
西方柏拉图思想在教育上注重对抽象概念、合理结构、科学理论和机理认识的培养，这些可能都是对培养直线思维方式的一种讽刺，以确保人们的思想必须始终沿着预定的铁路旅行，不能转弯。柏拉图传统思想与我从像《论语》、《道德经》、《易经》等中国经典中所学到的微妙、整体思维、直觉洞察力、变化性是敌对的。
西方有一段支离破碎的历史，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扮演主导的角色来发展独具特色的思想特征。这样就混淆了一个事实，古典希腊思想的广泛影响与罗马和耶路撒冷的投入，一直保持着某种形式统一、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此相反，中国文明和思想有其完整的政治品质。在几千年的历史里，有很多争端和政治斗争，但它们总是能把重点放在与实际一致的连贯和管理上。
在西方，权利和影响力是在教会和国家之间波动的。在中国，在柏拉图时代之前，其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就通过正确的仪式和行为得到了发展，这是由深受儒家传统教育且对公共管理重视的权威机构来强制执行的。 这就出现了如Eamonn Fingleton在他所著的《龙颚之下：即将到来的中国时代下的美国命运》（“In the Jaws of the Dragon: America’s Fate in the Coming Era of Chinese Dominance”）一书中所批判的“选择性执法”。这种做法被认为缺乏正当程序，同时也标榜公正-----西方法治的美德。
这种评价有两个缺点。第一，他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西方法律是为金融和企业权力服务的，它实际上破坏了社会公正、经济竞争力和生产力。第二，它否认东方的“选择性执法”实际上是受儒家管理权威严格控制的，它能确保让更多人受益。
西方柏拉图思想已经不能打破它的抽象和理性确定性，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成为了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未能识别出让儒家经济成功的品质。在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所著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一书中已指出 “知识种族隔离”作为一种障碍是普遍存在的。被边缘化的“普世价值”已经不受欢迎。但很难严肃地探讨替代这些传统的素质。当亚洲的一些知识分子继续信奉这些“普世价值”时，亚洲国家领导人和管理者正利用其盲点实践自己的伟大战略。
这最终导致了西方的危机，或者说是柏拉图思想是这些失败的根源。“知识种族隔离”的普遍存在让很多处在亚洲以外的人很难意识到这一点。这也导致了对西方教育价值的普遍误解。对于一个具备中国传统思想教育基础的人而言，接受西方教育能让他对全球经济市场有更深、更具战略性的理解力。反之，西方教育只会让你深受柏拉图思想毒害，最终成为一个思维单线、简单的、全球经济市场上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