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新闻作者：admin 新闻时间：2014-03-26 08:49:40 阅读：次
邵龙宝、李晓菲
文化是在与经济、政治交互作用中发挥其效应的，在特定的历史时空，特定的文化、社会伦理道德状况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构架起着决定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与表征的儒家伦理曾被看作是封建主义的同义语，而被推向现代社会的边缘，但它的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存在于民间。当下中国人究竟对儒学持什么态度？儒学对当下中国人的生命与命运正在发生什么影响？它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正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发生着什么样的影响作用？
带着一系列疑问与困惑，自2000年起我们曾对北京、上海、西安、大连、南京等5个城市的国家公务员、教师与科技人员(出版社、报刊社和其他文化事业单位的记者、编辑)、公司职员(独资、合资与国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大学生(部分研究生)、工人进行随机问卷的抽样调查。发放问卷共500份，回收444份，回收率为88.8％，其中学生209人，国家公务员70人，公司职员29人，教师、科技人员、文化工作者96人，工人40人。为了防止和避免单纯的定量化问卷调查分析结果的片面性，统计结果和分析报告一直未敢公开发表。在之后的两年左右我们又以专访、小型座谈会、查阅各类文献资料等方式将调查持续下去。由于这是一个难度极大，既不能用单纯定量化又不能用单纯定性化的调研方法完成的课题，又由于这是一个揭示中国人深层心理文化结构奥秘的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对这一问题的客观真理性的回答或许永远是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者在动态的研究中不断深入与精进的目标。
一、同情与敬意
1. 正在研究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占问卷访谈81％)把儒家的典籍文献当作自己学术事业和生命存在的一部分，尽管他们追求知识性的成就远胜于在实际生活中对儒家人格、儒家气象的力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儒家文化确有一种真挚的同情与敬意。他们中不乏有用近乎信仰的执著来对待这种研究的。在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和文化工作者中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其一，他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发掘儒学精华上，尽管他们并不否认儒家传统有某些封建性的糟粕，但他们热衷于赞美和讴歌儒家伦理文化的神圣与高洁，责怪历史上人们对它批判过头、肯定过少，同时有以批判崇洋媚外为名拒斥西方文化，而对儒家盲目自信的倾向，拔高它的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这种倾向容易进入脱离社会存在，游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变迁侈谈儒家文化复兴的误区。其二，致力于研究西方文化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港台的“新生代”学者和大陆学界的“主流话语”。他们习惯于运用西方文化的概念、逻辑、结构来解说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框架里的填充物。他们中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认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内容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在座谈中有些年轻学者十分坦率而又略带轻蔑地调侃道：儒家文化在今天难道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弘扬的吗？那是早已逝去的文化，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如果一种讲德性的文化还值得在今天大力加以继承和弘扬，那么哪一种民族文化、哪一种宗教不是讲德性的，哪一种民族文化和宗教不应继承和弘扬呢？儒家文化是小农自然经济与宗法社会的产物，岂能在迈向大工业和知识经济的现代发挥什么效用？生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西方现代文化与生成于封建时代的儒家文化，由时代的差异决定了文化的优劣。其三，海内外有一批既对中国文化又对西方文化有深厚学养，致力于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儒家义理的学者，他们既熟悉西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有深切了解，又对中华文化传统存有一种近似宗教的信仰与敬意，坚信儒家的生命哲学定能伴随科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的普世伦理的建构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其四，越来越多的学者赞成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说，主张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对古今中西的文化进行综合创新，以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文化。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因素，可以重新发掘，创造性转化，用来补正现代性的某些盲点。还有一些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致力于在必修课、选修课和普及读物中传播和弘扬传统美德。认为对儒家伦理的研究关键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应用，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要扭转精英文化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分裂状态，正视民众生活的要求及其演化，应对普通大众的生活发生实质性影响。他们深信中西文化精神对于人文价值、人的尊严的追求，是有某些相通之处，应该把中国特色与全球的普遍性价值结合起来。
2. 与学者、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出于对人文的忧思，强调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抱以同情与敬意，应致力于将“学术资源”转化为教化层面的“知识资源”的呼吁与倡议不同，一批企业文化研究者是从市场经济的直接体悟中产生出对儒家人文资源开掘利用的急切需要。他们(占调查访谈者75％)痛感企业家精神底蕴的缺失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认为弥补企业家精神缺失的良方，除了制度环境的创新、市场经济理念的更新，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对传统诚信道德的内化。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兴起，最先“弄潮”的恰恰是社会边缘群体，其中包括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两劳人员”等等。其中一些人“敢于冒险”、“钻政策空子”，迅速发财致富。由于他们素质低下，在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之后，往往肆意挥霍，生活方式格调低下。后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他们在商海中日益认识到商德的重要性，儒商在商界的崛起成为必然。1994年在海口市召开首届国际儒商大会，宣布成立国际儒商学会，随即《儒商文丛》、《儒商学》、《儒商列传》、《儒商大趋势》等系列丛书纷纷出版，《儒商报》、《儒商学报》、《儒商杂志》先后创办。国际儒商学会成立9年来，儒商学会会员遍及亚、欧、美三大洲，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分会。儒商以自身的经商实践履行儒家的人文精神，深信儒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在个人生活上崇尚简朴，热衷于将个人财富用于各种公益事业，如捐助希望工程、光彩事业、赈灾、捐款、架桥修路。儒商注重社会公德，反对唯利是图的市场欺诈行为，倡导以诚待人，信义取利，乐于奉献。他们中的睿智者清醒地意识到：为了适应21世纪信息时代的要求，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改造与更新。儒商精神是指一种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它包括恪守信用、诚实为本、诚实不欺、以义驭利、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商业道德，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商业经营之中去。必须指出的是，有的商人以儒商作为面具行投机钻营谋取不义之财为实。
3. 国家公务员对儒家伦理抱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结。一方面他们切身感受到传统思想对自己的生活仍在发挥重要影响，比如，认为传统道德观念对自己的生活“有比较大的影响作用”和“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或“有一些影响作用”的总共占99.93％。另一方面他们对“在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适当根据情况开设一些传统伦理道德的经典课程，如《论语》、《大学》等将其纳入必修课又感到有些疑虑，表示不同意者占21.42％。这或许与他们较深切地感受到儒家传统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对现代人的束缚仍未完全消弭有关。他们认为，当下中国人“独立人格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的占71.49％，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戒奢以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优良道德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有一定的生命力”的占85.71％。他们对儒家经典能否进课堂的疑虑或许还与“左”的阴影尚未彻底消除有某种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方面的顾虑越来越少。他们不认为在“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体系中，糟粕多于精华，它是制约现代化发展的拦路虎”，在问卷中表示“不同意”和“基本不同意”这一观点者占79.99％。
4. 大学生对儒家伦理有着一种与公务员不尽相同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认为“尊重传统、继承美德”“十分重要”，占74.64％，甚至认为“儒家为中国人制定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规范对社会生活……”“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力”和“有一些影响力”的占96.15％，并且赞同“现在的青年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做人……”，表示“同意”和“基本同意”的占75.11％。且有66.98％的学生表示“同意”和“基本同意”在大学开设有关儒家经典的课程，如将《论语》、《大学》等纳入必修课。但在真实的学习生活中，他们在时间与力量的投入上绝对倾向于外语、计算机和专业类课程。绝大多数理工科大学生直至大学毕业，并不了解儒、道、释文化的基本内容，他们有学习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但因学习上的功利目的使行为与愿望相背离。总之，大学生对以儒家伦理作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确有诚挚的“同情与敬意”，但因种种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局限和干扰，他们的愿望未能变成为现实的行动。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尽管儒家伦理在历史上曾经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与遭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它的彻底批判。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经受了市场经济浪潮的洗礼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传统道德仍然产生发自内心的“同情与敬意”，他们凭直觉、情感同时又不乏理性地意识到：传统与现代并非绝对对立，传统与创新既非对立，更非相反，而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愈深入传统，愈能超越传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崇敬而非蔑视，批判弘扬而非歪曲践踏，这是培育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个极好的势头。
二、隔阂与疏离
当代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有一种尊重敬仰传统的质素，同时又和传统有一种隔膜与疏离感，儒家伦理与当下中国人结下了这样一种矛盾而复杂的不解之缘。
1. 儒家伦理在当下学校教育中没有“一席之地”。当代中国的教育内容，基本上是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十分贫乏。在中小学，只有在语文课里有一些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选取的古文片段，在中国古代史中有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粗浅介绍。即使在大学教育中，尤其是在理工科大学生的教育内容中并不比中小学的状况好多少。当代大学生(包括相当一部分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道德的基本知识知之甚少，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流变基本不了解，对已知传统德目和常识有很多理解上的错误。例如，在这次调查中，有16.26％的学生把“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当作“佛家与法家思想家”；有8.49％的学生认为“四书五经”是“法家或道家或佛家的经典”。他们凭自己的直觉观察和感受坦率地表露自己的心声，认为“目前中国人对优良的道德传统……”“存有一份敬意与自信”的仅占43％，“相当漠视”的占10.04％，“比较漠视”的占44.5％。因复杂的历史原因，仍有一些大学生把儒家伦理等同于封建主义思想。2001年2月27日《北京晚报》报道了一项在青少年中开展的有关中华文明历史知识考查的调查，被试者的平均得分仅有27.69，及格的只占1.5％，反映了青少年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令人震惊的是，不是这些人不想学，被试者表示对历史有兴趣的占七成以上，认为历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问题出在哪里？结论是“应试教育”把“活”的历史教“死”了。一些学生以为传统美德的丧失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现象，不太相信道德人格上的完善会对个人带来什么好处，认为只有计算机、外语、专业技能和人际技巧才是衡量素质的重要因素。他们缺乏最基本的传统美德如勤俭、诚信、节制、艰苦奋斗……有些学生看上去温文尔雅，一副绅士派头，实则缺乏公德意识。随着大学越办越大，传统的亲密的师生关系崩溃了，师生间自然接触的机会减少，在校园中很难见到具有儒家风范和精神气质的教授的身影，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功利目的的强烈追求者，或周旋于股市、商海，或将“中华瑰宝”把玩于书斋之间，较少将它融入到自己生命体验的实践之中，使儒家思想仅有功利和学术的价值，而少有体悟修身的价值，这就难怪在大学生的视野里儒家的人文价值根本没有丝毫位置，甚至连影子都没有。
儒家伦理在家庭中的地位已日渐式微，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传统大家庭相对减少，父亲的权威趋于低落，祖先崇拜已不如以往受重视。传统孝道已日趋淡漠，家庭由以父母为中心转变为以子女为中心，父母对子女的宠爱远甚于对自己父母的孝顺与照顾。长幼尊卑虽不致完全消失却无疑在弱化之中。信息社会使地球变成村落，人们的外界交往增加了，家人进行沟通和情感交流的时间却相对减少了。不少三口之家，子女留学在外，父母在国内感到十分孤单与寂寞，真所谓形影相吊，形影相依……。
2. 中国人与儒学的疏离还表现为马、中、西难以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流意识形态，有些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常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搞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学者，这种“傲慢”似乎不是来自个人的品质，而是来自长期以来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来自对占统治地位思想政治意识的集体无意识。搞西方哲学的学者有着一种代表时代潮流的“得意”，他们虽承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自己的地位相对处于边缘，但就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的趋势看，自己是处在前沿，一切时髦的、创新的理论大多要从这里产生，所以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优越感。搞中国哲学的学者强调民族精神的根源性，他们常常痛心疾首地呼吁对待传统不要老强调“批判”，而应抱有同情与敬意；不要老是抓住糟粕不放，而应大力弘扬精华，有的台湾和香港的学者甚至认为儒家伦理根本不存在糟粕。但事实上，搞中国哲学的一直是被推向学术的边缘，及至20世纪中叶以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认同总要受到“封建主义阴影”的干扰，有意无意中把它当作障碍与绊脚石看待。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有所转变，一些搞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甚至认为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一些学者试图将马、中、西三个领域彻底贯通、打开，立志要成为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大师，这是一个极好的趋向，目前马、中、西三方面的学者开始有了日益深入的对话，相信随着学人对这三方面学养的逐步加深，眼界的扩展，理念的更新，心态的平和，使命感的增强，儒学与当代学人的隔阂与疏离会逐步得到消解与克服的。
3. 我国现实社会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今天，一些党的干部能注意到依据变化了的情况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却不能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他们缺乏对儒家伦理的深入了解，或因“文革”以来“左”倾遗毒的游魂仍未散尽，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儒家伦理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对立的文化，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价值观。我们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到“您是否同意在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适当根据情况开设一些传统伦理道德的经典课程，并纳入必修课，如《论语》、《大学》等？”时，公务员表示“不同意”的百分比比公司职员、教师、学生和工人要高些。见表1：
表1：您是否同意在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适当根据情况开设一些传统伦理道德的经典课程如《论语》、《大学》等，并纳入必修课？
公务员 同意47.58％ 基本同意31％ 不同意21.42％
公司职员 同意47.58％ 基本同意35.18％ 不同意17.24％
学生 同意39.71％ 基本同意41.84％ 不同意18.18％
教师 同意47.91％ 基本同意40.64％ 不同意11.45％
工人 同意50％ 基本同意40％ 不同意10％
4. 中国人对儒家伦理的隔膜与疏离，还表现在特别微妙的社会心理方面。一方面几乎人人都认为传统美德应当继承和弘扬，但另一方面在行为层面人们都慨叹传统美德已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一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理性”地认为，儒家伦理是属于逝去的思想意识和文化遗产，“读经”与现代生活毕竟隔着一堵墙，另一方面稍有文化学养的人都能意识到，儒家伦理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是无比强大的，这种渗透力和影响力既包涵积极因素又包涵消极因素。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只要稍加用心去体悟，稍微深入到生活的层面，就能真切地体味到。无论在价值体系之中，行为模式之中，思维方式之中，无论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家庭生活、公共生活之中，都有与现代文明相应的又有与今天社会相悖的，我们应研究什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传统资源，什么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需要“自省”、需要克服的文化上的弱点和缺失。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重视的还不够，这是人们对儒家伦理的隔阂与疏离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
三、基因与血脉
什么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血脉呢？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种历史的积淀。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不断变革生产力生产方式的物质性道路，另一条是与社会制度相关的、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的、由人文文化不断传承、内化为这个国家民族的人的内在的精神遗传，或者叫连续性精神承接。在荣格的理论中与之相近的叫“集体无意识”。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血脉就是指中国人特有的种族式的精神承接，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和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上述两条线索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渗透、相互制约的，但人们容易只看到前者的作用，而忽略后者较之前者有更为重要的地方，即民族文化传统具有根植于历史深处的传承性，它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性格的影响要比前者温和、持久、顽固和不易消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沙莲香曾在《中国民族性》一书中提出14种人格特质，即“仁爱”、“气节”、“侠义”、“忠孝”、“理智”、“中庸”、“私德”、“功利”、“勤俭”、“进取”、“实用”、“嫉妒”和“欺瞒”等，她又将这14项人格特质重组为“忠恕”、“中庸”和“务实”三个主要人格特质。其调查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分析是科学、中肯的。人的生命是由生物的DNA和文化的DNA两部份组成的。中国人的文化的DNA是什么？在哪里？笔者认为主要来自于儒释道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过程并沉淀在老百姓深层的心理结构中，凝结在国民文化性格或民族性格中，一个中国人可以彻底否定儒学，可以坚决不读孔孟的书，然而他们的言谈举止却逃不出儒家文化的传统。儒家伦理对中国人的影响，在形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方面，主要体现在自强、中庸、求实三种特质中。
1. “自强”是儒学中最根本、核心的文化精神。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及命运历来多有危机、多有不幸，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就以其特有的忧患意识强调“生命精神”，具有关怀生命体悟人生的特质。《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乾卦·象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引中国人与自然、社会、自己抗争奋斗了几千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人的自强品格突出表现在“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每当国家民族处在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敢于“从道不从君”，“乐其道而忘人之势”，迎着压力和打击去伸张正义，去为真理而呼喊，他们前仆后继，流血奋斗，不怕牺牲，战死在疆场，屈死在牢狱，抛头颅，洒热血，为振兴中华不肯降志辱身，这种自强品格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2. “中庸”是中国人的一个典型的文化性格特征。它包含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人格特点。做事不过又避免不及，看人看事不太走极端，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外国人相比，中国人行动起来并不火爆，较温和，既不刚烈又不柔弱，是“刚健”与“宽柔”的圆满结合，好像“毛笔写出的字，刚劲又具柔性，都是心力所致”(辜鸿铭)。中国人看似懦弱实际至大至刚，包容万物，同时热情好客，富有人情，礼貌有道，不可战胜，这是不少外国人在与中国人有过较长期的交往后对中国人作出的评价。
在市场经济的浪涛中，中国人在趋利的竞争中出现了道德无序，乃至沦丧的景象，但是与西方一些民族和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欲火的升腾相比，中国人控制七情六欲的能力还是较高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普通中国人并不一定读过《中庸》，但世世代代传承的修心养性之道却早已潜移默化成为自己的操守。中国人谁都崇尚性情平和、含而不露、韬光养晦、不偏不倚、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君子，尽管中庸“民鲜能久矣”，况且长期以来中庸之道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和稀泥的落后观念，但我们不难从身边的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中观察到那种“圆而神”的智慧和心力，他们运用这种灵活性和智慧，面对从未经历过的体制转轨，一批批在职人员的下岗、失业，他们一样善于在曲折中周旋，在艰难中求生，在多元角逐中崛起。中庸的文化品格在过去使中国的士人在追求闻达失败后能退隐山林自得其乐；在今天使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强势文化能保持理性的思辨，力求贯通古今，融会中西。中庸的人格特质使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修身时能体验“慎独”与“敬己”、“诚意”的心理感受。诚然，“中庸”对于造成中国人思维和行为上的模棱两可和现实生活中“好好先生”、“无原则立场”，的确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3. “求实”或“务实”也是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求实”与“务实”相近，但“务实”多指做事，而“求实”亦可表现在思想与精神的层面。“求实”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文化精神，它产生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责任意识、忧患意识，是人在精神上的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
中国人的求实充分表现在追求实利上，一方面为求实利能够吃苦耐劳，具有勤劳、苦干、算计求效率等品行，另一方面在利害相关时容易产生冲突与不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最少偏见，各路神仙都拜，敬拜神灵只是想从神灵那里得到“实惠”和“好处”。中国人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产生六大病态社会心理：物欲化倾向，粗略化倾向，冷漠化倾向，躁动化倾向，无责任化倾向和虚假化倾向，都与“求实”的一个极端有关，注重“实利”与“实惠”。
4. 中国人在交往上的“求实”导致一个严重的负面作用：它与儒家要求的修身重德恰好相反，做人的重点不是落在自己的人格与品行的施展上，不是放在坚持正义与公正上，而是放在考虑他人“情面”与应酬上，考虑如何维持和谐和表面上过得去的关系上。为了要面子或为了给人面子，中国人常常不得不说有违自己真实意见的话。
四、目标、出路与启示
1. 儒家伦理未来的走向看上去是由学者的选择和态度决定的，实际上是一个长达千年以上的文化传统的十分复杂的历史嬗变过程。从当下中国人来看儒学，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以及何种命运就需要何种方法来批判继承和创新儒学；从儒学来看当下中国人，我们同样也会发现，我们拥有、信奉和创造出的儒学，会对我们的生活、生命以至于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命运既是当下中国人对它的选择与态度，又是它在悠久的历史中对中国、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合规律性的一个必然走势。抛开儒家伦理来谈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是在沙上建塔。儒家伦理的未来目标应当说其大致轮廓已经清晰，是“马中西”三者之融合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包含了中西文化精华的与时俱进的产物，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思想的地位是不容怀疑的。中西方文化之碰撞与融合已历经一百多年之久，因此，儒家也已不是传统的儒家，西方文化中也已包含了其他异类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的复兴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面貌出现而非以传统儒家的面貌出现，它是儒学的又不是过去的，是儒学的又与其他传统文化的整合分不开的，是儒学的又与西方文化是融合的。它仍然可以有两种存在的形式：一种是学术领域的，另一种是以文化传统积淀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而以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恐怕没有人能确切地作出结论：现代的知识分子思维方式已全部西化，或者说，知识分子虽然受到西化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他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深。基本答案似乎应当说，现在的中国人完全没有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恐怕已很少了，西方文明不仅以显学形式，除了显学以外，习惯、仪式、传说等的影响作用也很大，但即使是从小学到大学都受到西方式教育的影响的知识分子，除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受西化的影响较大，多数人的性格、心理以至许多观念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更深。这就是世代继承的、习焉不察、风俗延续、日常的、司空见惯的、平凡的，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预谋的计划性行为。正是这种文化的精神传承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精神状态，构成了中国人的“无意识”。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其目标与出路的前提或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是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特点，研究在此基础上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人格和优化国民的综合素质。后者以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及命运为核心与主题的对儒学的反思，其实质是真正地认识自己，深入地理解自己的生存方式及其问题，合理地改变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升华自己的文化传统，获得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和掌握命运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力量。
2. 在宣传教育、传播媒体、网络等领域应下功夫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有同情与敬意，多一份了解和理解，少一份疏离与隔膜。尤其应在四种人中着力：其一，是在小、中、大学当中整体规划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将其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同时要研究不令其僵化、古板与教条的各种办法。其二，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层面，他们是决策、执行决策、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领导者，他们的文化素养，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理解程度、基本看法会影响到他们手下和身边众多的群众。其三，是各类企业家，应让他们有机会受到中华优秀文化的熏陶，使企业家真正具有儒商精神，且与现代管理理念有机结合，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领域的欺诈与虚假情状。其四，是各级各类科技人员和教师，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水平、基本态度与看法决定了青少年的文化价值观的基本走向。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信仰体系是要倒塌的，因为在这个社会的有机体中，如果要注入一种营养，一种思想意识必须要与有机体的基因与血脉相吻合。
3. 许多中国人对儒学的疏离与隔阂源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对立观。他们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就要抛弃自己的故纸堆，真心诚意地拥抱和接纳西方文明。实际上西方文明的引入并不会有悖于中国文化的充分、全面发展。问题的关键是分析问题、评判事物不能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否则，轻则失去思想的独立，重则失去文化主体和文化自觉，进而失去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一种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五千年之久，必然有其优秀的因素，中华文明之中只要还蕴含着有益成分，这些成分就会被发掘、保存和弘扬。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一种安定团结的秩序，秩序的来源是本民族的儒家传统与现代法制精神的重构。
中国人对儒学的疏离与隔阂还与对中西方文化的简单化看法相关，认为西方文化是指向物质性的文化，是现代化的动力源，儒学文化的价值标准指向精神修养，导致对物质活动的轻视。诚然，儒学的确存在着过于“内求”、缺少“外展”的弊病。这一缺陷正是中国人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身处困境的精神根源。但事实上西方文化并非不重视精神，基督教的一次次改革，尤其是新教使其与物质的追求完全一致起来。而儒家文化也并非只指向道德人格的塑造，指向人伦与修身，一概不要物质。传统社会主要是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导致对个人人格的泯灭，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路，对物质创造的巨大的潜能的发挥。近百年来中国人的科学民主意识已弥补了中国文明之不足。西学东渐几百年的进程，已经使它在各个层面与中国文化交织在一起。中国文化有吸收外来东西的精神气质，吸收使自己变得越来越丰满、有内蕴、有气派，而不会由于吸收变得不是自己了。下一步的关键是政治文明建设及其制度创新。其成败内在地决定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与对话的成效，政治文明的创新恰恰是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交融中才有活力。三权鼎立不能照搬，但其机制活力可以借鉴，固有文明的优长不可丢，其根源性的东西即使有些毛病，恐怕一时也丢不了，这是政治文明制度创新的难点，亦是传统文化创新的难点所在。所以谈中华文明之复兴离开政治文明建设是无从谈起的，而政治文明的制度创新又必须从四方面同时交互进行：(1)吸取西方政治文明的优长又不能照搬，其坐标不应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也不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参照系，而应以未来的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发展观为指针，以理想与现实的交接处为坐标和参照系。(2)批判中华文化中阻碍独立人格发展、抑制主体张扬的劣根性，同时批判西方文化过分张扬主体性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偏颇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3)实践层面的展开应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形成程序民主的机制，并将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格修养当作一个重要的教育内容，用措施保证列入“议事日程”，使得制度创新建立在技术控制、法律制约与道德引导三位一体的基础上。(4)对儒家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一定要注意对前辈学者经验的总结。同时还要注意我们与西方的时间差，中国哲学向现代化的转化，是在西方对自身文化进行后现代思考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但可以互相借鉴。
4. 深入研究当下中国人的基因与血脉至关重要。基因不可改变，但基因可以改造、改良和改进。认清当下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血脉，才能理智地辨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的机理。文化创新与制度创新必须要以此为前提。例如，了解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有“自强”、“中庸”、“求实”等质素，我们就较容易理解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何以是“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中国人很讲缘分，做生意、找对象都讲缘分。中国要真正成为法治社会就要深入理解这一套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要想让中国人只讲法律不讲“人情”、“人伦”和“人缘”是根本不可能的，法治要建立在这个基本模式之上，并非要让法律和程序公平屈从于这个基本模式，而是要结合这一文化背景去建立法治社会。
研究中国人的基因与血脉，是为了改造、改良和改进中国人的基因。我以为在中国人的基因中最好的是爱国、自强、仁爱、中庸、勤勉、求实、善节制、宽容、重教育等文化性格品质，最坏的恐怕是封建宗法制遗留下来的“官本位”与“宗法家长制”传统。眼下尽管民主意识在迅速增长，但各领域各行各业属于奴性人格，媚权人格，为了得到好处向权力寻租，有意无意戕害独立人格、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身在现代社会却做着封建社会才行得通的卑劣小人之事之人并不乏见，这是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
改造、改良或改进中国人的基因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否则即使有了制度上的完善，人在执行制度时还是会使制度变形。然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模式绝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中国特色的。
中国文化是大有可为的，儒家伦理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它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是任何文化无法比拟的，在新的世纪里，它仍在继续影响活着的中国人，它自己也在与世界上各种文化的碰撞中变得更有活力。新世纪的中国人研究儒学必须要搞清儒学在自己身上的反映和表现，搞清楚它对自己的文化血脉和基因带来了什么印记。有人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以为真正深刻了解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与基因是可以改造、改良和改进的，中国人是可以变得更加优秀、更加坚强、更加聪明智慧、更加善解人意、更加懂得尊重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及其他们的文化的，在与他国科技文化的互相学习中，中华文明才将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