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化研究輯刊》第二輯編後記
新闻作者：杨朝明 宋立林 新闻时间：2014-10-05 13:09:53 阅读：次
《孔子文化研究輯刊》第二輯編後記
杨朝明 宋立林
夫子有言曰：君子“博學于文”，士者“行己有恥”。清初大學者顧炎武援夫子之言，以標舉論學、做人兩大宗旨。他說：“愚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予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陳祖武先生大德博學，五年以前的孔聖誕辰紀念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科諸研究所負責人光臨敝校，在舉行座談會時，先生就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寄語我輩。語重心長，言猶在耳。我孔子文化學院專事孔子、儒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夫子之教，亭林論說，先生勉勵，敢不識之！孔子學院援爲院訓，以與諸生共勉，不亦宜乎！
不知《易》，難知儒。孔子之易學境界，乃儒學最高境界。不懂或誤解孔子與《周易》之關係，永遠難明孔子思想之高、之深、之寬。敝院劉彬博士于《易》彬彬，在研究帛書《要》篇以後，他充分肯定了孔子人文易學之開創意義。孔子以前，有巫之筮，有史之筮，孔子與之同塗殊歸，于《易》之中“觀其德義”，持德行優先之價值取向。人文易學出現，《易》之新、舊不同，足啓今人之思。《家語》有載：一日，孔門師徒相聚，子夏談論易之生人及萬物之本，侃侃而談，如數家珍。夫子淡淡而言，曰：“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 子貢則以爲，子夏之論雖然精微，卻“非治世之待也”。由孔、老異同，察儒、道分殊，我們不由思考：到底今日“治世何待”？
西哲黑格爾曾經批評孔子，以其所講乃常識道德而已，認爲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並沒有思辨的哲學。大體而言，國外學者認識中國古代文明，都受中國學者影響，因此，黑格爾那時如果真懂孔子，倒着實令人匪夷所思！常聽類似說法：與孔子相比，老子的境界更高。夫子亦曰：老子猶“龍”。可是，老子留下“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他本人卻“莫知其所終”。或許，在遠方孤寂的群山之中，老子已達至化境，可以像他所言無爲而治。但另一西方學者又說：“不是老子，而是孔子成爲他的民族的偉大導師，這應該說是一件好事”。
立德、立言，爲己、爲學，學行兼修，未可偏廢。本期陳先生大作，不惟先生清代學術探研之重要貢獻，我們也從中看到，在清代大儒那裏，真正的聖人之道，乃是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爲內涵的經世致用之學。清學翹楚戴東原發展惠學，卻不以諸經訓詁自限，他以考據為手段，去探求經義，通經明道。衆人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途，其行則猥，其識愈卑，於是有姚鼐、翁方綱反對專走考據一路，力倡以義理為依歸。
近世一個多世紀以來之文化史、學術史尤其值得研究。當孔子儒學傳統遭遇西方文化時，人們或激烈抨擊傳統，或“強烈擁護”傳統，但在近代中國政治衰敗、軍事落後背景下，西方觀念衝擊簡直勢如破竹。康有為為創立孔教奔波，但他闡發與傳統儒家格格不入之價值觀及激進社會改革觀念，“使正趨衰微的儒學雪上加霜”；袁世凱、張勳等人以儒學服務其政治目標，更“將儒學拖入了絕境”。賀麟先生指出，儘管中國青年猛烈抨擊孔子儒家起於五四運動，但儒家思想的消沈、僵化、無生氣，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應付新文化需要的無能，卻早腐蝕在五四運動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生活上失掉自主權，喪失新生命，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危機。
高瑞泉先生研究了現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高先生說，面對西方文化衝擊，現代新儒家的歷史使命是要發揮孔孟真精神，重新詮釋儒家的心性之學，重構現代性的儒家價值系統，以儒家的倫理精神解決中國人的安身立命的大問題，由此延續儒家的道統。而事實上，新儒家在爲中國傳統哲學現代化而努力的時候，他們與傳統的“士”具有了很大不同，他們都成爲生活在大學或現代學術機構中的專業知識分子，不再處於文化權力和政治組織的中心，就其對社會的影響力而言明顯地邊緣化了。他們個人的道德修養成為自證自知之事，他們把自己的生命貫注在學問中，而成就了所謂“生命的學問”。於是，高先生提出：不能深入到社會生活的人生理想或人生境界，不具備道德擔當的道德理想主義，這樣的儒學，其生命力如何保持？如何進一步發展？
孔子等早期儒家何嘗不關心人身與人心的協調，關心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歷代儒者探討的是這樣的問題，儒經數量擴大、儒學域外傳播同樣是類似思索的延伸，描述中華文化走向的軌迹更能得到更多啓迪。試問：儒學發展的歷史，難道不是歷代探求“儒學與當代社會”問題的歷史？“面對世變”，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苦難”，面對種種“非人化的現象”，恐怕絕不會只有莊子希望看到天地之純、自然之眞，今人同樣向往人類社會的“安處”。人人向往自由，則應人人“敦於反己”。儒學者，修己之學也，自律之學也。“博學于文”又“行己有恥”，就能更大程度接近“自律人”與“自由人”統一之佳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