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与唐初经学
新闻作者：牟钟鉴 新闻时间：2014-04-15 11:44:57 阅读：次
隋与唐初统一形势对经学的推动和要求
儒家经学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从现象上看，最显著的变化如皮锡瑞所说，经学从分立的时代进入了统一的时代，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标志，开始了经学统一最长的新时期。这种情况是经学自身演变的结果，更受到中国政治上重新统一的决定性的推动.南北朝后期，南北学人交往频繁，南北学术上的差异也在缩小，预示着统一的春天即将来临。如“北儒之来南者，有崔灵恩、卢广、孙详、蒋显；南儒之北往者，有沈重，戚衮亦两度人北”，“是南北学之沟通，其来已早”(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南学重玄学，亦重礼学与训诂；北学重汉学传统，亦修习义理，如熊安生以《老子》疏通《礼记》，于郑玄外广引众说，已具有综合南北经学的倾向。但由于南北政治上的对峙，学术交流毕竟受到重大限制，经学分立的基本状态不能消除。
隋文帝依靠长期积累的强大实力，夺取北周宇文氏政权，接着灭后梁，并用武力南下消灭陈国，统一了全中国，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动乱、分裂终于结束。隋朝废除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表示复兴华夏传统。中央最高政务机构——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刑、民、工六部，分掌全国政务。此种体制为唐代沿袭，直到清末。综合南北礼乐，修成吉、凶、军、宾、嘉五种新礼。炀帝时，分设十科拔举人才，创立“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开始。后来唐代予以完善，以明经、进士两科为重，明经要考试经学知识，推动了五经标准读本的编纂。但隋文帝、隋炀帝都不是成熟的封建政治家，头脑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表现为文化政策不能稳定，言论与行为严重脱节。即以对经学的态度而言，隋文帝曾大力奖励经学，开皇三年依准秘书监牛弘上表，下诏购求遗书于天下，表示了对经籍的重视。《北史·儒林》称隋文帝“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一个政治家成熟的程度，与他对个人好恶控制的能力成正比。隋文帝对儒、释、道三家的政策，极受私好影响，波动性很大。他少时得尼智仙教养，及即帝位，每谓群臣曰：我兴由佛法。仁寿元年以后，立舍利塔，遍及天下。与此同时，“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北史·儒林》)。又刻薄寡恩、猜疑好杀，缺少治国的战略眼光，最多是二流皇帝。与文帝相比，炀帝对经学却一贯重视。《北史·儒林》说：“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但炀帝虽重文教，而无德政，不知守业之艰，专恣一己之欲，率先践踏了儒家治国的准则，成为独夫民贼，“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北史·儒林》)，“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魏征语)。这样的皇帝自身犹且不保，遑论推扬经术。
唐太宗是位有战略眼光的封建政治家，能够以全局观点、从国情出发，制定政策，不仅做到了巩固统一、稳定政局，还为唐代的繁荣强盛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当他为秦王之时，虽战事未息，而海内渐乎，他已开始考虑如何由武功转向文治，“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即位以后，“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以上《旧唐书·儒林传》可知“讲论经义”是与“商略政事”紧密结合，不像隋炀帝，仅仅把经术当成点缀。他曾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贞观元年》)，正是他清醒认识到文治的重要性，才在戎马生涯刚一结束，便立即转而认真读书，探究治国之道，曾说：“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贞观政要》卷十)。唐太宗虽不相信佛道二教，但看到佛道能够辅佐王政，仍然加以奖励；而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与国家兴亡生命攸关，云：“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是，不可暂无耳”(《资治通鉴·贞观二年》)，因而三教并行应以儒术为主。为此他大力提倡经学，亲自关心经学的统一，并两次褒扬历史上的著名经学大师与儒家学者。一次在贞观十四年，褒崇梁代皇侃、褚仲都，北周熊安生、沈重，南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何妥、刘炫。一次在贞观二十一年，褒崇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宁，让他们与颜渊一起配享孔子庙堂。由此也可知唐太宗的经学思想是综合开放型的，对于两汉魏晋经学和南北朝隋代经学，都同样重视，没有师法、家法和学派的界限，也不受地域的割制，这就为唐初经学的发展定下了包容众家走向统一的基调。
唐初统一封建国家的稳定和逐步强盛，唐太宗定下的三教并用和特重儒术的政策，为经学的统一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也提出了急迫的任务。政治的统一要求经学的统一，科举制度也要求有统一的经学，日益兴盛的佛道二教也向儒家提出强有力的挑战，使经学家感到不统一内部、消除门户纷争和地域隔阂，就不能稳住阵脚、抗衡佛道，其官方正统学术地位也难以保持。而经学自身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分立与渗透，经历了隋代经学的初步综合，业已为经学大规模系统整理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唐初经学，便水到渠成，顺利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