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与唐初经学(4)
新闻作者：牟钟鉴 新闻时间：2014-04-15 11:44:57 阅读：次
四、唐初《五经正义》的撰写及其历史作用
唐太宗在军事上智勇双全，在政治上能纳谏善用人，在文化上懂得笼络知识分子、发展国家教育事业，与历代帝王相比，是第一流的治国全才。在他治下的唐帝国不仅统一得到稳固，并逐渐显露出宏大壮阔、兴旺发达的治世气象。与此相适应，在经学上也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唐太宗发展官方经学事业是有步骤进行的。第一步建立弘文学馆，作组织上的准备。第二步抬高孔子的地位，以孔子为先圣，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创造尊孔读经的气氛。第三步统一《五经》文字。贞观四年，“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旧唐书·儒学》)。自颜师古《五经》定本出，儒家《五经》有了官方认可的标准本，其他异文，自然消除。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统一《五经》注本和章句的解释。《旧唐书·儒学》说，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事在贞观十四年。据《新唐书·孔颖达传》称： “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至相讥诋。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准此，则《五经正义》虽撰于贞观年间，正式颁布则在高宗即位以后，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据本传，孔氏明服虔《春秋传》，郑玄《尚书》、《诗》、《礼记》，王弼《易》，曾向北方名儒刘焯请教学问。入唐后甚受太宗器重，成为朝廷的经学顾问，所以太宗把统一《五经》义的重大任务交付他来主持。
《五经正义》的撰写，有五点要加以标明。第一，注本的选定以全国最通行者为准。《易经》主王弼《注》，《易传》主韩康伯《注》，《尚书》主伪孔《传》，《毛诗》主郑《笺》，《礼记》主郑《注》，《春秋左氏传》主杜预《注》。据《隋书·经籍志》，《周易》注本，“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尚书》注本，“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诗经》注本，“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三礼》注本，“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春秋》注本，“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这就是孔颖达面临的经注流传现状，孔氏只是将最流行的经注予以确认，使之上升为官方正统注本而已。第二，疏文的撰写，直接继承了隋代经学特别是二刘的经学成果。除《周易正义》径直本于王弼注、《礼记正义》本于皇侃、熊安生外，余三经疏皆与二刘有关连。关于《尚书正义》，孔《序》说：“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而己之撰《正义》“非敢臆说，必据旧闻”，则《尚书正义》多本二刘之说，应无疑义。关于《毛诗正义》，孔《序》说：“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则《毛诗正义》受惠于二刘者多矣。关于《春秋左传正义》，孔《序》虽对刘炫义疏多有批评，但仍认为刘氏之说“比诸义疏犹有可观。今奉敕删定，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第三，《正义》虽标疏不破注，但在所据注本和义疏以外，亦能广为引证，汇纳诸家经说。如疏解《周易》引用历代易学家数十家之多，有孟喜、马融、郑玄、董遇、王肃、荀爽、陆绩、虞翻、王弼、何妥等以及《易纬》。疏解《礼记》引《易纬》、《礼纬》、郑玄、谯周、贺瑒等。所引诸家说中有的可补足所据注疏之缺，有的则不合于所据注本的观点，孔氏以其有学术价值，便予采纳，这使《正义》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第四，《正义》是唐初诸儒协力合作而成，表现了集体的智慧。孔颖达据主持人地位，于各经《正义序》中一一标明 合作者姓名及其承担的任务，有马嘉运、赵乾叶等二十余人。这是《五经》之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系统整理、总结和厘定。第五，《正义》不是杂汇照抄，不拘泥于所据注文、所本义疏，有选择、有补充、有超越，从而具有唐初的时代面貌。如对《周易》王弼《注》有取有弃、并排除江南虚浮义疏和以佛释《易》的义疏；在撰写《毛诗正义》时，“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毛诗正义序》)；撰《春秋左传正义》，虽申杜驳刘，但“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春秋左传正义序》)。孔氏态度严谨、取证精审、参合贯通，颇费思虑，对于经注难点尤多疏解，十分系统详密，大大丰富了《五经》的学术思想。
孔颖达《五经正义》虽包容了王弼与韩康伯的《易注》，但他的思维方式却是汉学的，而非玄学的。《周易正义序》用阴阳气化的观点解说宇宙的演变，采汉代流行的说法。他受玄学影响也想探究形而上，以为形而上之道即无，形而下之器即有，无为道体，有为器用。他在《系辞》的疏解里称“无是虚无，虚无是大虚，不可分别，唯一而已”，又谓“有从无而生”，“先道而后形”，这是宇宙发生论的说法，不是宇宙本体论的说法，他实际上并没有懂得玄学的奥义本旨。他疏解“言不尽意”一句，而谓“存言以声意，立书以记言”，从玄学的思路又回到了训诂经学的思路。总之，《五经正义》在微观的疏解上周详而清晰，在保存古注、帮助后人读懂《五经》文义上贡献甚大，人们常称汉注唐疏，孔疏是唐疏的最高成就，其学术价值不可否定，皮锡瑞说：“学者当古籍沦亡之后，欲存汉学于万一，窥
《五经正义》在当时最大的实际功用，是作为统一的官方经学课本用于分科取士。每年科举明经一科，依此考试，天下士子奉为圭臬，直到宋初，长达数百年之久。此举如范文澜所评价的那样，“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中国通史》第四册)。经学这一空前规模的高度的统一，大大加强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地位和思想地位，对于巩固唐初的封建秩序，起了重要作用。继《五经正义》而作经疏的，还有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的《谷梁传疏》，皆是唐初之作。唐后期又有徐彦作《公羊传疏》。这样，十三经疏中唐疏占其九，加上玄宗注《孝经》，共十家，可谓盛事。它们先后立于学官，为后儒所重，得以广泛流传。
由于唐初经学的统一偏重于文字训解，而没能建构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儒家哲学体系，使儒家文化缺少了最高层面，呈不完整状态，无法与佛教哲学相抗衡，人们纷纷到佛道二教中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儒学在外部面临着宗教理论的巨大挑战。同时经学服务于科举考试，功利压倒了学术。考试方法用“帖经”的方式，助长了死记硬背的学风，讲论探讨的活泼生机全被扼杀，有才华的人争试进士科，轻鄙明经科，彦士俊才纷纷转到文学领域，经学很快就被冷落，走向衰败。在这种情况下，《五经正义》或《九经注疏》，不论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如何，都在权力的支配下成为猎取利禄的工具，成为束缚士人与社会各界人们头脑的精神绳索，人们只能引经据典，不敢越雷池一步。经学从此失去创造力，也失去吸引力。这种危机引发了儒家有志之士的反抗，在中唐以后出现打破僵化局面、开拓经学新路的风气。
从有经学直到唐初，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规律：经学的发展一起一伏、一兴一衰，都与私学转化为官学有关。开始时都是私学，如先秦儒学，而后经过社会自然选择，其影响大者受到统治阶级关注，被选入国学，成为官方经学，如西汉立五经博士。而学术一旦过于依赖权力，便会丧失内在的生命活力而变为教条，强制的推行又会使人们厌烦，加以统治者的言行脱节，使经学变得虚伪，丧失威信。代之而起的必是新兴的私学，如汉末郑玄，魏晋王弼。新的私学一旦为社会所接受产生广泛影响，又会在新的条件下变成新的官学，如唐初《五经正义》。学术一旦变成官学，特别与高度集中的权力相结合，与个人利禄相结合，它就要丧失原有的内在价值，成为新的面目可憎的教条，而为人们所抛弃。王弼《易》学，极富思辨色彩，开一代新风，当时并非官学。孔颖达用训诂派的方法处理义理派的作品，又将后者提升为官学，使王弼《易》学不再像当初那样富有启示的哲学意味，不再代表一种新时代的精神，而变成一种官方的解释学，一种人们只看重其实用价值的知识性学问。后来的程朱理学，开始时也是有生气的私学，自从元、明、清的统治者将它钦定为官方哲学以后，即变成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乃至演出“以理杀人”的惨剧。在经学的发展史上，我们只有在私家学术中，在那些具有远见和异端精神的经学作品中，才能找到活生生的、真实动人的、放射智慧光芒的成分，因为学术的生命只能存在于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劳动之中。当然，私家学术或被扼杀，或被改造利用，终究要变质。真理要在经学的框子里发展，毕竟是没有出路的。
(《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