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与唐初经学(3)
新闻作者：牟钟鉴 新闻时间：2014-04-15 11:44:57 阅读：次
三、隋代主要经学家及其风格与贡献
隋代国运暂短，经学未能充分发展，但混同南北经学而为一，开启了唐初经学的格局，亦不可忽视。隋代经学家有两种：一是政治家而倡导经学，重在实施；二是经师学者，重在讲论著述。
政治家中眼光远大而行动持恒者当推牛弘。牛弘于开皇初年任秘书监时就认识到弘扬儒学乃稳定国政之要务，于是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谓：“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隋书·牛弘传》)。牛弘本传又谓“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仁寿二年，献皇后死，三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牛弘为之，旋即悉备，杨素称赞说：“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炀帝时礼制亦多为牛弘所定。牛弘是隋代最大的礼乐专家，其贡献不在经学学术，而在经学的实际应用，即依据经典，修定、创立统一封建国家的礼乐典章制度。《隋书》称颂他“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
隋代名儒南北皆有，其中最著称者是刘焯、刘炫，二刘学冠一代，兼通群经，为儒生所宗仰，是隋代经学在学术上的代表人物。《隋书·儒林》说：“于时(指炀帝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刘轨思，受《左传》于郭懋当，问《礼》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见《隋书·儒林》)，后得悉刘知海家藏书甚多，二刘“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撒名”(同上)。看来二刘的学问初来于北学，后来主要靠自修而成。刘焯初为州博士，后入京，与杨素、牛弘、苏威、元善、萧该、何妥、房晖远、崔崇德、崔颐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刘焯勇于疑古，敏于辩难，言锋甚锐，形成桀骜不群的风格。“后因国子释奠，与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此后刘焯回乡，专以教学著述为务，“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覈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义》，并行于世”，“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尊，无能出其右者。”(以上皆见《隋书·儒林》)炀帝即位后，刘焯迁太学博士，大业六年卒。刘焯《五经述义》及其他著作今皆佚，唯《尚书述义》的片断为孔颖达《正义》所引，稍可从中窥其经学功力。《尚书·洪范》：“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旗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刘焯释“皇极”云：“皇极若得，则分散总为五福；若失，则不能为五事之主，与五事并列其咎弱，故为六也。犹《诗》平王以后与诸侯并列，同为国风焉。咎征有五，而极有六者，《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即与咎征常雨相类，故以常雨包之为五也。”《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刘焯释云：“水、火、木、金，得土数而成，故水成数六，火成数七，木成数八，金成数九，土成数十。”我们注意刘焯释“皇极”，强调五事之主应超越五事而又能包容五事，否则即降为与五事同列，犹如周平王以后，周室衰微，周王与诸侯同列一样。刘焯又从五行中选出土作为五行之主，水火木金皆须得土数而成。这里不正表露出玄学以一统众、以约制博的思想影响吗?可是这又不是玄学，“皇极”与“土”都是有而非无。不论如何，刘焯不遵古训，好立新义，这种精神还是可贵的。孔颖达囿于正统之见，指责说：“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飙于静树，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尚书正义序》)。“烦而多惑”固然不好，“异彼前儒”未必不宜，刘焯之学所以能为后儒确认，在于他有所建树。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隋开皇中，参与修国史、天文律历。时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刘炫答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向、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覆微妙。”(《隋书·儒林》)自视颇高，而在朝名士皆证其所说不谬，则刘炫确实是位难得通儒，又无忸怩作谦之态。《隋书·儒林》谓汉魏硕学多清通，近世巨儒必鄙俗，因为“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刘焯啬于财，刘炫则“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因此被查出丢了官。后复起用，与诸儒修定《五礼》。开皇二十年，上表抗争文帝废学之举。炀帝即位后，牛弘引刘炫修律令，“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于炫。”后除太学博士，岁余去任归乡里。值隋末大乱，冻馁而死。本传称“炫性躁竞，颇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为执政所丑，由是官涂不遂。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 《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行于世。”刘炫著作亦佚，但遗文较刘焯为多，影响也更大一些。刘炫之长在于《春秋》学，孔颖达《正义》多所引证。从遗文看，他反对执文求义，好为新说，风格与刘焯相似。《左传》昭公七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刘炫疏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气，形气相合，义无先后，而以云始化曰魄、阳曰魂，是先形而后气，先魄而后魂。魂魄之生有先后者，以形有质而气无质，寻形以知气，故先魄而后魂，其实并生，无先后也。”这种看法较之《传》文更符合科学。孔颖达批评刘炫“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这种指责并不恰当，因为习杜者仍可以攻杜，犹孔氏习刘而规刘一样，问题只在于所攻所规当理与否。从实考查，刘炫确有高于杜预的见解。如隐公《经》： “元年春王正月”，杜注云：“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刘规云：“‘元’、‘正’惟取始长之义，不为‘体元居正”’，杜预求之过深，刘炫就平实明白。《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杜注云：“不忍害王也。”刘规云：“按《周本纪》民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当谓‘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这里仍是刘炫的疏解胜于杜预。清人马国翰认为：“刘好非毁，索垢求瘢，固不免烦碎错乱之处，亦有显为杜失而孔疏必委曲护之，左杜右刘，前人固有定论已。”(《玉函山房辑佚书·春秋规过序》)，此评较为公允。刘炫攻杜，并非为了维护汉学，他的《春秋攻昧》遗文中，亦攻难贾逵、何休、服虔等汉儒。他不守师承，不拘一家，自认为可者则可之，否者则否之，个性相当突出。二刘之学，渊于北学，又入于南学。其于经疏，旁征博引，又相信天人感应，是北学风格；其习杜规杜，留意费甝《尚书义疏》，援老子释《孝经》，又是南学风格。隋代经师中，独有二刘系统撰写了《五经述义》，集以往诸经学之大成，似可与汉末郑玄遍注群经而蔚成大家相提并论。二刘之学代表了隋代经学的最高成就，它同《经典释文》一起，为唐初经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